第一节 乡村经济活动形态

中国农村改革首先是在经济领域里进行，20世纪70年代末，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逐步从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化经营转向以家户为单位的个体经营，经营决策和核算基本在家户内进行，因此，通过对家户成员的调查，可以了解家户经济活动的整体情况。

考察乡村经济活动，离不开对其经济基本要素和主要经济活动的关注和研究。就基本要素而言，乡村经济同样包含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就经济活动的基本类型而言，也不外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几个环节的活动。2006年的CGSS在问卷设计中基本涵盖了这些方面的问题，对了解农户经济生活的一般情况和总体趋势可以提供数据支持。

土地及使用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要素，自农村改革后，集体土地已经承包给各个农户，由农户来自主经营生产。目前，农户是土地承包和使用的基本单位，通过对农户土地承包和使用情况的调查，大体能够了解当前乡村农业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势。图1—1是对当前农户承包和实际耕种土地的集中趋势分析。

由图1—1可以看到，目前全国农户平均每户承包旱地、水田、山林等土地为11.7亩，实际耕种面积平均每户为11.5亩，两者相差较小，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抛荒、撂荒承包地的现象并不严重，绝大多数承包地都得以耕种利用。但是，在乡村社会，较多农户因外出打工或其他原因，而将其承包地让给别的农户耕种。实际耕种土地的众数为0，表明相对较多的人已经不耕种土地或从事农业生产。这一类人虽然总数不多，但反映了当前乡村经济中的一种趋势和凸显问题，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有承包耕地的农户可能不愿意耕种土地，而是转向非农经营。

如果进一步细化分析农户实际耕种不同类型的土地情况，就能看出农户耕种土地的具体分类和分布特征。在调查中，我们将农村土地类型大致分为三大类：旱地、水田和林地。在不同的地区，土地类型的分布可能存在着差异。如华北地区可能以旱地为主，而在长江以南地区，旱地相对较少，而山林可能较多。

表1—1是对农户实际耕种旱地面积的分布情况的分析结果，由此可以了解农户耕种旱地面积的比例分布情况：

农户耕种旱地 (通常以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以及大豆、棉花、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在北方地区，农户多以耕种旱地为主。从表1—1来看，25.5%的农户没有耕种旱地，这些农户可能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也可能包括在北方而不耕种土地的农户。就耕种旱地面积而言，耕种3亩以下为众数，占38.7%。假如按每户人口数3—4人计算，人均耕种旱地面积为1亩以下。从耕种旱地的整体情况看，93%的农户实际耕种的旱地面积在10亩以下。

而从表1—2来看，在南方地区，农村耕地以水田为主，而在北方尤其在华北和西北地区，水田很少。所以，有45.8%的农户是不耕种水田的。以水田为主要耕地的农户，一般耕作制度为稻作生产。长江以南地区通常为两季和三季水稻，或是一季水稻和一季油菜。从农户实际耕种的水田面积情况看，多数农户在3亩以下，家庭人均耕种面积在1亩左右。就这一分布结果而言，也反映出当前更多的农户以耕种旱地为主，或者说旱地在农业经济中更为突出。一般来说，旱地对用水或灌溉的依赖更强，因此，灌溉问题对农户经营活动来说可能更为突出。此外，耕种水田的农户相对来说可能存在面积过小问题，人均耕种水田仅在1亩左右，如果完全依靠种植业，是难以改变低收入且收入增长缓慢的状况的。所以，对于南方诸多乡村来说，有限的耕地可能是制约农业收入增长和乡村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农户实际耕种面积来看，目前农民多数仍属于小规模的家户经营模式，耕种10亩以上的较大规模生产的农户比例较小，表明土地规模经营并不普遍，乡村经济活动仍以各家各户的小规模土地耕种为主。

劳动力

劳动力是农业经济活动中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乡村经济活动主要以家户为单位，所以在考察乡村社会劳动力情况时，把握家户劳动力分布情况尤为重要。在这里，我们把18~65岁的家户成员都列入劳动力范围之中，根据对农户劳动力人数分布的集中趋势分析，得出的结果如图1—2: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了解到目前乡村社会平均每户拥有劳动力2.8人，较多的家户拥有3个劳动力。结合前面分析的户均承包土地面积，可以推算出乡村每个劳动力的生产资料禀赋情况，即平均每个劳动力拥有的承包地在4亩左右。

从目前乡村家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的情况来看，劳动力相对较为富余。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平均每户富余劳动力为两人左右。在现有单位劳动力4亩土地承包量的情况下，如果不改变种植结构和经营结构，农业劳动力要使收入得以增长是相当困难的。人均4亩承包地如果种植粮油作物，假如每年亩均产量在1000斤左右，平均价格每百斤100元，4亩的毛收入为4000元，扣除30%的生产资料成本，净收入约为2800元。这样，每个农业劳动力的月均收入不超过250元。

或许正因为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不均衡配置，以及农业经营效率的低下，致使劳动力的农业收入偏低，进而出现农业劳动力的相对富余，大量乡村劳动力向外转移。

资本与收入

资本是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于较多农户来说，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本主要还是来自于家庭收入，即由收入积累而转换的资本。因此，了解乡村社会资本情况，首先需要把握目前农民的收入状况。

就目前情况看，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民增收问题。自改革以来，农村经济已经发生较大变迁，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依靠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面临着增收的困难。那么，当前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究竟达到何种水平呢？表1—3显示的是农民个人年收入状况。

调查结果反映，较多的农民的年收入水平在2000元以下，超过一半的农民 (55.8%)年收入水平在3000元以下，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者占7.2%。这一收入分布情况，反映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尚不高，75%以上的人月均收入在500元以下，这一水平仅相当于个别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此外，就农户家庭年收入水平而言 (见表1—4)，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间的家户较多，占31.%。61.1%的家户年收入水平在10000元以下，将近2/3。年收入在15000元以下的家户占74%，仅3/4,20000元以上的家户有11.9%。这一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农村家户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相对于城市居民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来说，显得反差较大。虽然这种收入水平对于多数农户维持温饱和一般生活开支可能不成问题，但在耐用消费品市场和教育市场上的支出，这种收入水平可能难以维持。

调查结果也能反映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分化趋势也较为明显。部分地区和有些家户在开放的市场中寻找到理想的收益机会，从而使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例如，在城市经营买卖、承包工程，或是在农村发展特色经营，如经济作物种植和发展“农家乐”等旅游服务业，能够大大提高收入水平。但是，对于多数依赖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农户来说，由于粮价的刚性，而增加产量的余地也有限，因此，收入增长的空间极其有限。所以，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收入水平的高低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户生产经营的资本状况，低收入一方面意味着可转为资本的收入积累量较小，另一方面也说明用于生产的资本量有限。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户的资本拥有情况，还可从农户的资产性收入状况去加以考察。在这里，我们主要调查了农户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租金等资产性收入，具体情况见图1—3:

根据分析结果，84.6%的农户明确回答没有资产性收入，只有6.3%的农户明确回答有资产性收入。由此看来，绝大多数农户在满足生产性资金之外，基本没有投资性的资产，因而很少有资产性收入来源。农户资本的局限性不仅直接制约着收入水平和生产活动的成长性，而且也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户的经营结构的调整和更新，因为当农户要改变原有的种植结构或经营结构，要调换新品种或新的经营项目，都离不开必要的启动资本作为基础。受资本短缺的限制，较多农户通常只能维持原状。

教育及技术

农民所接受的教育和掌握技术的程度是他们人力资本的主要构成。尽管在较多农民看来，种庄稼即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不需要什么教育和技术，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个人的受教育和技术水平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活动效率，而且也关系到乡村居民的个人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问题。

从调查情况来看 (见表1—5)，目前农民的受教育层次总体上是偏低的，超过一半的农民仅受过小学教育，有些甚至没有受过教育。调查所反映出的农民受教育偏低状况，与现实是较为吻合的。这其中有客观的、历史的原因，也可能有农民主观因素的作用。因为受教育水平无非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受教育机会的供给，二是受教育者的主观意愿。

受教育机会相对短缺，教育成本的相对昂贵，以及农民对学校教育的认识不足，致使较多的人并不积极地选择尽量多的教育。即便是现在，对于一些农户来说，由于家庭经济的不够富裕，他们一方面不希望子女的教育给家庭增加负担，另一方面也希望年轻的孩子能早点为家里创造财富。所以，一般家庭在子女读完初中，也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结束，有的甚至还没有结束，就让孩子出去打工挣钱了。

农民教育资本总体水平的偏低趋势既是一种现实，同时似乎又是农户自主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的普遍偏低似乎可以满足乡村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对较多农民来说，生产和生活并未对他们提出接受更多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从理性选择尤其是短期理性的角度看，对当前乡村教育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权衡考虑，是较多农户选择放弃子女接受初中以上教育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就出现了当前乡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大多在初中毕业以下的状况。

农民是否掌握某项生产或经营技术，是反映他们拥有人力资本情况的重要指标。在传统社会，较多的小农可能并不能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但不少年轻人可以通过学徒的方式掌握某种手艺或技术。这样，一些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之余，还可兼营手工艺或其他副业，以此来补充和扩大家庭收入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掌握技术是促使其收入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

目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手工业受到机器生产的冲击，传统手艺、技术也不得不面临现代专业化技术的挑战。一方面，人们花很长时间所学的手工艺，可能难以在市场上寻找到需求方，而掌握一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技术又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所以，如今农村很多初中毕业生走出校门之后，可能很快就走上外出打工之路，较少有人再拜师学艺了。在打工过程中，他们会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学习相关职业技术。当他们在频繁地变换打工地点和职业时，也在不停地学习和适应新职业对技术的要求，这一社会变迁的背景可能成为影响当前乡村年轻人接受职业教育和获得职业技术的重要因素。

从调查结果来看 (见表1—6)，目前较多的农民并没有学习和掌握某项生产和经营技术，这一比例达到83.8%，超过4/5，而能掌握一项技术的人仅有16.2%，不到1/5。由此说明，目前的农民群体所拥有的技术资本总体也偏低，且学习技术和接受技术培训的积极性似乎缺乏稳定的动力驱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技术获得方面趋向于随遇性和短期性，即根据临时的需要再去弥补职业技能和技术的欠缺。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对教育和技术资本偏低的制约作用难以作出准确评估。在他们看来，在乡村生活，教育和技术水平的高低似乎对其生产和生活并无显著影响，因为农民更多的是看重眼前的利益，而难以用长期发展的眼光去对待教育和技术培训。然而事实上，教育和技术存量资本的有限，已经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经济活动范围以及结构调整的适应性。也就是说，农民现有的教育和技术等人力资本在满足生产和生活现状上没有任何问题，但这样的人力资本可能只能维持现状，而难以应对变迁和发展提出的要求。

生产活动

在农业生产方面，当前的乡村社会又呈现出怎样的形态呢？为此我们着重从农户的种植结构和经营结构等方面考察了当前农民的经济活动及其特征。

粮食及其他食物生产是农业经济活动的核心构成，尤其是粮食生产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民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与整个社会的粮食安全密切相关。中国作为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农业生产活动的首要目标和头等大事。目前，在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模式为主，农场经营尚不发达的背景下，种粮选择关键仍取决于个体农户，而且农户主要是根据对政策、市场和家庭经济利益等方面的权衡考虑，作出种与不种、种多还是种少的决策。

表1—7显示大多数农户都有种植粮食的经营，占88.7%，这一结果表明，目前多数农民参与粮食生产，且可能以种粮为主要经营。因此，对于种粮农民来说，收入来源和收入增长的因素也就主要取决于粮食的产量和价格。

近九成的农户都选择了种植粮食作物，表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仍是较高的，这对中国社会的粮食安全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农户粮食的产量如何，至少他们解决了自己的粮食供给问题。这一状况可能与政府近年来出台的种粮补贴政策及其他激励措施有关，此外，这一结果也反映出小农家庭仍是倾向于粮食种植的。只要相关的农业和粮食政策积极稳妥，维持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是件太难的事。

然而，较多的农户对种粮的依赖，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也导致了一些发展困境。对于个体家户来说，当粮食价格和需求都处于刚性，也就是需求和价格都相对稳定，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又在弹性地变动且呈上涨趋势的情况下，农户如何实现农业收入的稳步增长呢？由此产生了社会公共利益与农民个体利益相背离的困境，同时也可能存在市场调节失灵问题。因为按照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原则，个体会进行效应最大化的选择。那么，当粮食生产无利可图时，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必然衰退，这将可能危及粮食安全即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面对这种可能的困局，政府的调控行为是必不可少的。

从理论上讲，对于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来说，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多样化可能是避免因粮食销售困难和市场价格波动而带来的风险的重要策略。如果农户能够把握市场走势，适当种植收益率较高的经济作物，对于提高农业收入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 (见表1—8)，只有1/4的农户选择种植经济作物，3/4的农户没有种植经济作物。这样的一种现实是否反映农民在经营决策上缺少灵活性呢？或是对市场的反应较为迟钝呢？其实，实际的情况可能并非这样简单。农民也会像舒尔茨所说那样，是较为理性的。农民之所以仍选择种粮为主，而较少选择经济作物，实际符合斯科特所说的“安全第一的原则是农民生活中生态学依存性的逻辑结论”。

目前，有较多农民并未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这一经营决策反映了农民经济行动逻辑是安全第一。农民一般认为，种粮食会更加安全，尽管粮食价格可能不一定理想，但不会有太大波动。再者，种粮食的成本相对较低，而种植经济作物的成本则相对较高，因而风险更大。如果经济作物面临市场供给过大，销售存在问题，那么，农户的损失就会大增。

所以，在鼓励农民不断调整种植结构，扩大和丰富收入来源时，不仅要考虑向农民提供信息和技术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风险化解机制，风险化解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农民为了生计安全，宁可错过高收益机会，也不愿意承担高收益机会中包含的高风险。

在耕种林地方面，85.4%的农户没有种植林地，只有少数农户承包和种植林地 (见表1—9)。在平原地区，承包的集体土地可能不包括山林。即便在有些农村地区，农户也分到集体的山地，但多数农户并不种植林地，而只是管理和维护山地，或是从山林中砍伐一些柴火。

从农村目前山林种植情况看，山地的利用率处在较低水平。在一些丘陵和山区农村，农民较多的是直接从山地获取资源，而较少去对山地进行投资，如种植经济林或建人工林。或许，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和技术支持，例如对林地的产权制度的细化改革，以及林地承包模式的改革，吸收资金和技术来改造和利用现有山地，这样，有些山地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会上一个台阶。

表1—10显示了农户在家禽牲畜饲养方面的基本情况。在传统村落社会中，农户每家一般都会饲养一些牲畜家禽，或为自家消费，或为增添农业收入。从调查结果来看，已近1/3的农户并不饲养禽畜了。自2007年下半年后，肉类、禽蛋等食物价格呈上涨趋势，与这些食物的供应紧张密切相关。或许，从这一调查结果，也能看出物价上涨与农民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农民饲养禽畜的比例明显较低，可见农民饲养家禽牲畜的积极性显著下降。

目前，农户饲养家禽牲畜之所以呈下降趋势，可能与大量农民外出、饲养家畜的成本不断上升、收益相应减少等因素有关。越来越多的农户发现自己饲养家畜已经不合算，还不如在市场上直接购买供自己消费。大量农户都放弃饲养，不仅大大减少了市场禽蛋肉的供给，而且也加剧了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压力。

对于农户来说，副业是对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补充和辅助。农户购买生产资料的资金，通常是通过副业收入或积蓄来供给的。农业生产的成果形式是粮油等食物形式，要转换成货币往往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但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则必须用货币去支付。对于没有积蓄的农户来说，如果没有必要的副业支撑，也会影响到农业生产。

从表1—11的数据来看，目前农村中农民兼营副业的比例非常小，只有3.8%。有96.2%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都不兼营副业。出现这一格局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目前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使得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劳动负担加大，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难以腾出时间兼营副业。即便是在农闲季节，农户也需要有人留守家中。另一方面，农民不兼营副业，也反映出目前农村的市场状况可能并不理想，农民难以找到经营副业的机会。

或许，正是因为农民副业经营的萎缩，使得农民收入增长遇到困难和阻力。对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来说，农业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农业外的收入来源变窄，那么农民增收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农民的非农经营状况反映的是农村居民外出从事非农业劳动情况，主要是流向城镇打工或经营。乡村居民进入非农职业或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换，体现了农民及乡村社会发展空间的拓展。在农业生产的资源禀赋有限的情况下，乡村劳动力必须适当地向农业外转移，才能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的效率。表1—12显示的是目前农村居民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其中有37.5%的人从事非农经营，62.5%无非农业经济活动。在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人中，近2/3的人受雇于他人，比例最高，其次是自己经营一些小买卖，以及做些零散活。

非农活动是农村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的途径和方式，也是农村居民扩大收入来源的渠道。就目前农村居民所从事的非农经营状况而言，大多数人仍以在城镇从事体力劳动，即依靠出卖苦力为主，而独立从事经营活动的较少。

从农村居民经营非农业活动的收入状况来看 (见表1—13)，月工资在500元至1000元之间的比例最高，占37.5%，其次是500元以下，占35%，由此来看，超过2/3的人月工资水平在1000元以下，1000元以上者有27.5%。整体来看，农村居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收入水平并不高，这进一步反映多数农民依然靠廉价劳动力而获得非农业收益机会。不过，相对于纯农业收入水平而言，或许非农收入对农民来说算是较为满意的。

消费与支出

农村居民的消费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与居民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有着一定联系。农民的消费方式和支出情况，也能反映农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

对农村居民消费状况的考察，主要从农民的住房情况、生活费用支出、医疗支出和教育支出等方面着手。

首先，从目前农村居民的住房情况来看 (见表1—14)，有25.7%的农户盖起了楼房，69%的农户居住在平房里。

在农村住房面积方面 (见图1—4),41.7%的农户为90平方米以下，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户住房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由此看，仅就面积而言，农村居民的住房条件较为理想。而且，已有较多农户有了楼房，说明农村住房的质量也有所改善。但相对于城市居民住房而言，农村居民住房的设施较为落后，较少有配套的卫生设施。

目前，农村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与农民对住房消费的重视分不开。对于较多农户来说，他们有了积蓄之后，首先考虑的是建房，经济收入较高者，一般都想盖楼房。盖新房成为农村居民的一种流行消费方式，因为房子对于农民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居住舒适，而且在乡村社会也是一种象征符号，或“门面”。在有些地区，男孩找对象必须具备有较好的房子，或承诺要兴建像样的房子。目前，在一般农村地区，盖起上下各三间的普通楼房，造价在5万元左右。所以，住房消费对于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农户来说，成了一个主要负担和压力。

其次，从日常生活支出方面看 (见表1—15)，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整体处于较低层次，有85.9%的农户每年生活支出在1000元以下，也就是每户每月的生活开支在85元左右。这一水平一方面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偏低有关，另一方面，与农民的消费模式相关。对于多数农村居民来说，生活开支主要是购买日常用工业品，而食品主要是依靠自己种植和自给。

此外，在医疗支出方面 (见表1—16)，从支出水平的结构分布情况看，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略高于生活支出。72.7%的农户年医疗费在1000元以下，支出在1000元以上的有19.1%。虽然从绝对数看，医疗支出并不算多，相对于农户的收入水平，医疗费用支出显得有点高。或许正因如此，目前有较多农民抱怨看病难、看病贵。

最后，农村居民的教育支出目前是一项主要开支。对于那些有子女上学的家户来说，教育支出可能成为家庭开支的主要部分。从目前农户教育支出水平看 (见表1—17)，支出在1000元以下的占68.5%，与此同时，有20%以上的农户年教育费用开支在1000元以上，8.6%的农户年教育开支为3000元以上。这一结果表明，相对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其他支出项而言，教育支出的水平可算是相当高了。

目前，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说，如果要支付一个孩子上大学，支出水平会更高，每年可能需要10000元，这是他们收入所不能支撑的。所以，教育支出可能成为一些农户尤其是有子女读高中和上大学的家庭的最重负担。由此，减轻农民负担，可能需要关注农民正承担的越来越高的教育费用支出，这种费用主要不在于义务教育阶段，而是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费用。

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目前乡村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户均12亩、劳动力人均4亩的承包耕地，意味着当前乡村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仍属于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有限的承包土地和传统的生产结构使得乡村社会可能出现户均富余劳动力在两人左右。

第二，农民群体的受教育层次及拥有的技术资本偏低。一半以上的农民仅受过小学以下的教育，36%的人只接受过初中教育，不到20%的农民掌握一项技术。这样的人力资本结构是乡村社会主体发展的基础，这种薄弱的基础可能从根基上制约着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范围。

第三，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处在一种平谷状态，农业生产热情既不高涨，也非逐渐衰退，而是在一种处在低水平的平滑状态。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农民种粮选择上，绝大多数农户都选择了种植粮食，从而在较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农户维持种粮选择，是因为在以家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体制下，农户为了生活，必须维持必要的种粮积极性，而不会怠慢粮食生产。但是，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后，由于边际收入率较低，且边际风险递增，使得农民难以持续提高生产积极性。这一点在目前农户饲养禽畜的积极性急剧下降上得以集中体现，大量农户不像以往那样或多或少都要饲养一些家禽和牲畜，一是为了自给，二来也为了增收。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饲养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促使了大量农户放弃饲养。

第四，农民收入增长处在一个“瓶颈”阶段。虽然当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改革开放前有了一定提高，他们通过农业外的收益不断提高家户收入水平。但是，农业收入和非农业经营活动的收入水平偏低和不确定，使得农户越来越难以提高收入。

第五，农村居民的消费及生活水平处于较低层次。由于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而建房、医疗和教育等支出水平偏高，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农村的消费市场陷于较低层次。农民由于必须应付高昂的教育、医疗等负担，因而不得不缩减生活开支。

概括起来，目前乡村经济生活所处的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小农户在市场与政策之间不停地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而农户经济行为选择也可能出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也就是，当农户在市场中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时，就可能放弃收益率低的食物生产，而这可能对集体利益和安全形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