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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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T村概况

前两章,我们通过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全国性统计数据的分析,从宏观层面考察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状况。数据分析的优势在于能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乡村社会转型的程度、状态和趋势,但由于没有具体的、形象化的经验,因而不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转型的特征、影响以及影响机制。所以,在乡村社会研究中,具体的个案研究尤为必要。深入、细化的个案研究能为我们提供更为直观的经验,帮助我们判断和把握乡村社会转型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及其本质。本书在乡村社会的个案研究方面,田野经验和材料主要来自于对安徽省一些村落的实地调查,其中主要包括安徽省和县T村以及凤阳县小岗村的调查,调查方式分为集中的参与式调查和短期的追踪调查。

T村是安徽省东部的一个自然村落,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

T村人主要生计模式为稻作生产,农业主要靠种植水稻和油菜,一年两季,一季冬油菜,一季杂交水稻。主要经济作物是花生、大豆、甘蔗和西瓜等。副业主要有外出经商务工、渔业、水产养殖和建筑业。

2008年T村有200多户人家,人口900多人,劳动力400多人。T村是一个多姓村,但主要有俞、王、张、陈四大姓氏。村内居民之间有较密切关联,或有远近不同的血缘关系,或结成礼俗性的关系。

T村居民的聚居格局呈“一”字形,村内住户的房屋排成一个长条,多数人家的房屋都连在一起,左邻右舍共享一面墙,因此,邻里之间的关系既有密切的共生关系,又有相互竞争的关系。对于每一个住户来说,在空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自然会想尽量多争取一点。但是由于邻里之间的紧密相连,其中一户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其他人的反应,这种反应常常是矛盾或冲突。

T村有着较为悠久的村落历史,传统习俗得以较完整保留。虽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各姓氏家族都极力保留和重修了自己的家谱。在村落的文化生活中,人们不断地传承和建构着各种民风民俗,并在民风民俗的维系下,有序地生活。正如其他一些村庄一样,赌钱是村落文化的重要构成,赌钱有两种:一是赌博性的赌钱,另一种是礼俗性赌钱。因此,对于村民来说,赌钱的功能也是两方面的:一是影响再生产的消极功能,另一方面是有利于社会认同和驱使人们努力挣钱的积极功能。参见陆益龙:《生育兴趣:农民生育心态的再认识——皖东T村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人口研究》,2001 (2)。

总体来讲,T村是一个经济上较为富裕、文化上较为传统但同时又是受城市现代文化影响较大的村落。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也是人们最容易看到的,可能就是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广大的农村居民走出了温饱问题的困境,开始向小康社会努力。然而,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没有在意与物质生活水平变化相关联的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结构性的变迁所带来的潜在社会影响。

据T村的农民回忆,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是在1954年长江流域出现特大洪涝灾害,他们村才遭遇农业困境和温饱问题。然后就是在1959—1961年三年“饿饭”时期,由于生产队的大部分粮食不得不缴公粮,所以生产队的社员都遭遇了艰难的“饿饭”期。在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表述时,较多的农民似乎都提到了某些恶毒的生产队长或生产大队的干部。在他们看来,这样的饥荒是人为造成的。此后,他们的日子似乎都比较好过。特别是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许多村民说他们的劳动轻松了很多,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富裕了,多数家庭的经济开始活跃起来,所以越来越的人能在农闲时赌赌小钱,享受生活的安逸。

随着乡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T村的经济结构在逐步转型,以前主要靠种植粮食和农村副业来提高家庭收入,如今这条路径似乎已经越来越不被人看好了。也就是说,现在村落中的人已经不再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希望的田野上了,而是更多的寄希望于繁华的城市。在较多村民的生活方式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关系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