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独特
斯蒂芬·马塞多
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独特？是否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拥有更高级的智力，人类才得以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
人类进化与社会变革领域的知名教授罗伯特·博伊德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并驳斥了这种存在于大众之中的普遍观点。一开始，博伊德并没有谈及那个更为人熟知的问题，也就是人类为何如此独特，而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人类为什么能够取得生态学意义上的广义成功，从而超越其他物种，比如，人类能够适应地球上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并繁衍至今。早在10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占据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南极洲和几个偏远小岛之外，没有其他生物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是“超级大脑”，那又是什么让人类获得这绝无仅有的地位呢？
人类之所以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并解决各种问题，主要依靠的不是个人智慧，而是“累积性的文化适应”（cumulative culture adaptation），以及更长时间维度下，不同文化之间的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过程。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各种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博伊德认为，不仅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类文化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文化使人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物，文化是人类生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让人类形成了独特的骨盆，以及臼齿上厚厚的釉质。
通过与多人的合作，尤其是与人类学家彼得·里克森（Peter Richerson）的合作，博伊德得以在三十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论题，也就是人类群体文化信息的传播机制。这种理论又被称为“双重继承”理论或“文化进化”理论，“文化群体选择”是其子理论之一。在接下来的各章中，博伊德对该研究项目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了梳理、详述，并对其他评论人的评论做出了回应。“博伊德所建构的框架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本性，对人类社会的运作机制有着深远的启示，社会科学和人类文化领域的学者应对这些研究成果给予更多关注。”这是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Paul Seabright）在本书评论部分中所提出的观点，我对此深表赞同。对于门外汉或略有所知者来说，本书是了解进化领域的极佳选择。
本书滥觞于一场以“人类的价值”为主题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该讲座是由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于2016年4月举办的。
博伊德在论述时不仅旁征博引，还穿插了各种轶闻趣事，以期证明人类运用洞察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方式是我们未曾知晓的。人类最常用的学习方式并不是了解事物的前因后果，而是模仿那些已掌握了有用的地方性“秘诀”的人。博伊德认为，选择会偏向这种心理机制，以致大多数人会因为周围人都信奉某个事物，而去信奉同个事物。事实上，他认为，即便是在最简单的狩猎-采集（hunter-gatherer）社会中，获得所需工具和知识过程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个体能力。文化是累积性的、地方性的隐性知识的“储藏室”。累积性文化进化是人类最大的，也是最独特的优势。
结果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非适应性的理念和错误的观点会通过盲目模仿而被传播。不过，正如保罗·西布莱特所认为的，就总体效果而言，极为灵活的合作能力，使人类变成了一个聪明的群体，而且聪明的程度超过任何个体。事实上，因为拥有模仿学习的能力，因此“个体所需达到的聪明程度，并不需要企及群体的聪明程度”。
在第2章中，博伊德利用社会学习和累积性文化进化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开发出越来越复杂的工具和技术。凭借模仿学习的能力，以及进化而来的“信任心理”机制，便可以解释为何社会规范会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为什么是人类，以及人类是如何成为“超级合作者”的。即便是在狩猎社会，人类的合作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物种。数千年以来的累积性文化进化帮助人类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分工和交换活动网络”。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毫无关联的个体可以结合成庞大的群体，互相合作并提供公共产品。
因此，博伊德提出了这样一个论题：在自然界中，所能看到的大规模合作只存在于亲属之间，但人类社会并非如此。那么，自然选择是如何改变人类心理机制，从而激发毫无关联的个体结合成庞大的群体，并进行合作的呢？
要想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就需要构建行为规范系统，并通过制裁来强化这一系统。在规模更大、复杂程度更高的社会里，合作和公共产品的供应非常依赖具有制裁功能的第三方，比如警察局和法院等机构。
与合作有关的社会规范，不仅形式多样，还进化出了多个立足于不同领域的道德准则，比如结婚和继承方面的准则，以及各种政治系统。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群体在这些道德准则的基础上展开竞争，而这些道德准则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有着不同的传承力，在社会竞争中也有着不同的传播力和占据优势的力量。比如，罗马帝国之所以要放弃最初所信奉的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原先的宗教并没有互助的传统”，而基督教社区则“照顾病患”，减少了死亡率，提升了人们的福祉。当然，罗马帝国的政治机构因适应了当时的环境而得以续存。
博伊德尖锐地指出，从进化的角度对社会生活所做的解释，往往会给人一种自由意志论的错觉，让人觉得可以把社会定义为“由自利性的个体和血亲家庭之间的裙带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他驳斥了这种论断，坚持认为，即便是小规模的合作，也离不开共同信奉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而这种规范往往需要通过第三方制裁来强化。不仅如此，这些规范还为人们的持续性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在我看来，博伊德的整个学术研究以及这些演讲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研究取向上坚持多学科并举，在立论时旁征博引，且论述材料丰富翔实。他既能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学生们一起在多地开展田野工作，也能借助“理性选择”理论进行数学建模，还善于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观点与方法。在第7章中，他谈及了与彼得·里克森的长期合作，并谦虚地回应：“我们的研究方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广泛阅读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文献资料，挖掘有前瞻性的经验问题，而后用种群生物学理论来解决它们。”说起来简单，但很少有学者能够企及他所做研究的广度。
不要把“文化群体选择”和道德以及其他进化形式混为一谈。博伊德的理论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是实证研究，而不是伦理规范性研究。当然，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社会规范和广泛合作，因此，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关注“充满正义的美好社会应该建立在何种人性基础之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及社会制度基础”的人们来说，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博伊德最后所做的总结强调了其核心观点，即“文化的适应性进化”是获得生态学意义上的成功，以及拥有合作能力的“基本要素”。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灵之长，是因为没有其他生物能够像人类这样，适应如此多样的地域环境。这种适应性，单靠个体的发明创造是无法做到的。
在博伊德的两个演讲之后，是四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杰出学者所作的评论。
艾伦·奥尔（H. Allen Orr）是一位进化生物学家，他不仅研究物种的形成和适应性问题，还针对各类受众的需求进行写作。对于博伊德的文化学习模型，奥尔提出了两个比较重要且有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博伊德是否夸大了“超级大脑”模型与其提出的模拟模型之间的对立性。“超级大脑”模型强调的是从认知的角度对人类的成功进行解释。奥尔认为，要想成功地进行模拟，往往需要借助神经机制方面的重要支撑。此外，奥尔还指出，博伊德的观点与著名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观点有契合之处。哈耶克也强调，社会的成功和进步离不开对隐性的、分散的地方性知识的运用，离不开对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的文化传承，也离不开社会进化所产生的各种制度。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否因为哈耶克的政治立场，而未能对其学术理论给予足够的关注。
金·斯特林（Kim Sterelny）是一位著述丰富的科学哲学家，专注于进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他与其他几位评论人一样，对于博伊德的主要观点持赞同意见：人类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在所有生物中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与奥尔和西布莱特一样，斯特林心里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在解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超级适应能力时，博伊德是否对“人类独特的智力”不够重视。对于博伊德所批驳的“图书馆”模型和“超级大脑”模型，他持部分认可态度，并认为隐性的实践性诀窍的确是一种知识。此外，斯特林还认为，博伊德简化了社会学习，把社会学习看成“依照惯例的”，或者说是“信任背景下的”启发式学习法，并且过于依赖这种简化。斯特林质疑的最后一点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时间背景下，社会学习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如果会发生变化将如何发生。
鲁思·梅斯（Ruth Mace）与博伊德一样，是一位人类学家，虽然她的学术取向是人类进化生态学，但她还是对博伊德在研究人类进化时所坚持的多学科取向理念称赞有加。当然，她在评论中还强调了实证检验的重要性。她认为，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规范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些规范是如何得到强化的，变革的难易程度如何，等等。她的批评性意见更多一些。她还指出，博伊德认为一些行为是由社会规范和制裁所激发的，但实际上，可能是由个体自利性动机所激发的，比如，“决定参加战斗”之类的行为。她描述了自己在北爱尔兰开展的关于群体冲突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群体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譬如种族之间的战斗，是否会导致狭隘的利他主义？
保罗·西布莱特是一位涉猎广泛且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博伊德的研究忽视了一个方面，也就是那些“形成人类阴暗面的因素”。西布莱特认为，如果人类既是这个星球上最具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物种，也是合作规模最大的物种，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残酷和暴烈程度上也是所有物种中最突出的；操控同类的狡猾本领亦是所有物种中最厉害的。西布莱特评论说：“在大多数社会中，大部分围绕规范所进行的沟通都会涉及某些个体对另一些个体的操控。”但这种操控在博伊德所列举的例子中却几乎看不到。
在本书的最后，博伊德做出了回应。他认为四位评论人虽然各自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此深表感谢，毕竟这些评论都认可文化进化是非常有价值的。
博伊德注意到，鲁思·梅斯、金·斯特林和保罗·西布莱特都对他不太相信人类能够广泛搜集信息并做出明智决策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对此，博伊德坚持己见，认为虽然个体的选择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人们的基本观念却来自所处的社会。
就艾伦·奥尔等人的相关评论来说，基本上可以认定，博伊德赞同这个看法，也就是认知能力和文化学习是互相强化的。
面对四位评论人的批评，博伊德巧妙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在结尾部分，他对西布莱特的批评进行了尖锐的反驳。他坚持自己那种更为乐观的看法，并以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例，至于这个例子是什么，在此我先卖个关子。
博伊德和里克森，以及其他合作者，比如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和萨拉·马修（Sarah Mathew）所开创的这项研究，为重新思考人类本性、社会秩序、人类进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旁征博引的论述闪烁着迷人的学术光芒，并对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制度设计与变革”等问题提出了深刻的建议。我希望，这部内容丰富的作品能够进一步激发起学者们的探索之心，并能帮助他们提出更加具体的、明确的社会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