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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年，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由它们的拥有者们经营，那些提供或获得资本的人用资本为企业融资。只有很少保罗·霍夫曼所谓的“决策权力的扩散”。一个人在拥有极少部分法人股票的时候却可以控制法人的命运——就像我们今天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极其无理性的。全国只有三分之二的制造产品是由法人生产的，另外三分之一是由合伙企业或个体业主所生产的。全国没有一家法人企业的股东超过601,000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家企业到1951年骄傲地宣称有100万股东——在1900年只有7,535位股东。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股东是51,543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是14,256人，美国钢铁公司在1901年组建后不久只有54,016名股东。要知道，这些都是当时大股票市场青睐有加的大公司；在大多数公司中，所有权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例如，卡内基个人持有其庞大的卡内基钢铁公司58.5%的股票。

公司的首脑很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从一个想法开始，并提供了一些钱为公司融资——他自己的钱或者是朋友们的钱——要不然，如果公司更老的话，他可能是其大多数股本的继承人或购买者。如果是一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他可能在股市交易期间购买了其控股权益。无论如何，他很可能有一种个人所有权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今天的公司首脑们很少拥有，除非是小公司或者年轻的公司。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处理这笔正在运转的资产，法律和习俗加诸他的限制少之又少。“管理革命”的想法对他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企业属于他，难道不是么？

在很多情况下他都觉得，如何经营公司不关旁人什么事。有些公司向它们的小股东提供大量的报告，但另外一些公司则很少这样做，还有一些公司则根本没这种安排。在1897～1905年间，威斯丁豪斯公司明显没有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年复一年，联邦快递公司既不开会也不报告。美国精炼糖公司是一家有10,000名股东的大公司，它压根就不向这些股东提交任何报告；关于它的运作，你所能得到的一切，就是一份资产负债表，由马萨诸塞州州务卿归档，为的是可以拿到它的法人许可证继续做生意——而且，这份资产负债表仅仅包含4个一般化的资产项目和3个负债项目。当约翰·D.阿奇博尔德——他继约翰·D.洛克菲勒之后担任标准石油公司执行首脑——得到了一份政府报告的预赠本，该报告鼓吹公司事务应更加公开，他对参议员博伊斯·彭罗斯评论道：“私营公司无需公布收支和损益项目。一份资产负债账目就是它能够让公众受益的一切。收支和损益项目只会让竞争对手受益。”

如果说小股东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政府或法院所知道的东西就更少了。19世纪最后那些年的政府调查记录和庭审记录里充斥了人们在证人席上一遍又一遍说过的一句话，这就是威廉·洛克菲勒在一桩铁路资费案子中所说的那句“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在这桩特殊的案子中，质询他的律师对问题紧追不舍，于是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

“是因为回答将会导致对你的定罪么？”

“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

“或者，是因为回答将会让你遭受罚金么？”

“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

“你拒绝回答是因为回答将会让你蒙受羞辱么？”

“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

“是你的律师叫你坚持这样回答么？”

“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

法庭上哄堂大笑，威廉·洛克菲勒本人也是大笑的人之一。但他并不仅仅是自嘲。他没有任何坏事需要掩盖。他是在阻止人们对不属于他们的事情（而是私人事务）探头探脑；这些事情应该是秘密。

长期以来存在着专业的股票市场经纪人，他们买卖企业——尤其是铁路公司——的控制权，就好像它们是一场赌博的筹码一样。这些经纪人可能对跟公司实际运作有关的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的兴趣可能就是通过买卖公司来牟取利润。20世纪早年最大的铁路企业家爱德华·H.哈里曼，就是从股票经纪人开始他的事业生涯，他最先进入铁路业，当时，他购买了一家绩效很差的铁路公司的多数股权，抱着这样的想法：革新这笔资产，然后以可观的利润把它卖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或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这件事他几年之后做成了。这是操作方式的一种；还有另外一些不那么值得称赞的方式。人们最喜爱的一种方式（最令人生畏的此中高手杰伊·古尔德用的就是这种方式）是：买下公司的控制权，接下来，在榨干它的油水之后，再把它卖掉，留给公司一堆财务烂摊子。在19世纪后半叶，很多精明的商人都曾随意地购买、使用、抛弃铁路资产，就好像它们是纸杯一样。如果你得到了恰当的法律建议，或者贿赂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决，那么，你就能够一次又一次做这种事情，而不会与法律相抵触，不会招致公众太大的憎恶，除非是在那些其生命和财富直接因为你的行为而导致毁灭的人当中。其他人的态度很可能是：“得了，我并不认为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就会做那样的事情，但毕竟，你不得不承认他很精明。”

那些玩资本游戏的高手当中，卓尔不凡的是股票市场的投机者和操纵者——在他们看来，一家公司并不是那些管理公司和为它干活的人，不是它的建筑物和机器，也不是它所生产的产品，而仅仅是代表其所有权的有价证券，以及反映这些证券当前价值的股市公告牌上一连串的数字。不妨听听亨利·克卢斯对“标准石油团伙”的报道，这是一群由标准石油公司的阿奇博尔德和罗杰斯领头的投机者，他们是如此巧妙地买卖其他公司的股份——这些公司常常与石油业务毫无关系——以至于他们能够随意操纵价格。克卢斯并不是个“扒粪者”，而是华尔街及其经营方式的坚定捍卫者。但就连他也对这些人的投机成功感到害怕。在20世纪开始几年之后，克卢斯写道：

在他们手里，操纵不再是投机。他们的资源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只需集中力量于任何一笔给定的资产上，就可以对这笔资产做他们高兴做的事……他们是世界上所见过的最伟大的操纵者，他们的方法之美是平静从容。他们执行这套方法的时候没有炫耀张扬，没有哗众取宠，没有报纸上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没有手忙脚乱的争夺或兴奋。在他们手里，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彻底的和稳定的，决没有动摇或暂停。这群人到底有多少钱，就连大概估算一下都是不可能的。跟他们的钱比起来，历史上最大胆投机者的所得也只不过是一笔小钱。完全不存在让人想起来后怕的偶然性。

有时候，两个竞争的团体试图通过在证券交易所购买股票的方式争夺对一笔给定资产的控制权，这种努力常常会有震动性的效果。例如，1901年春，摩根财团与哈里曼财团都想获得伯林顿铁路公司——摩根是为了补充其财团所控制的北太平洋铁路系统，哈里曼是为了补充他的联合太平洋铁路系统。哈里曼构思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从他粗心大意的竞争对手手里直接购买北太平洋铁路本身的控制权，从而实现上述目的。他平静而迅速地购买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摩根财团反应已迟，惊慌失措地疯狂回购。无数的华尔街投机者眼睁睁地看着北太平洋铁路股票毫无来由地上涨，便纷纷“卖空”（换句话说，就是卖出他们并不拥有的北太平洋铁路股票，希望稍后以更低的价格买入这些股票，用于交割）。结果是，摩根财团和哈里曼财团所买到的股票比现有股票还要多。公示牌上北太平洋铁路股票的价格跃升至11,000；当疯狂的卖空者为了保全自己而卖掉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市场出现了恐慌。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样一种恐慌的理由是难以置信的；如今股票市场的运作受到了如此严格的限制，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在1901年，资本的买卖双方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不管他们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怎样的损害。

在理论上，大多数商人都相信竞争。但在实际上，人们又在不停地寻求防止竞争的办法，这样一来，行业中互相竞争的公司就可以联手抬高价格，扩大利润。一次又一次，不同的钢铁公司的首脑们会组成“联营”——订立最低销售价格协议。但经常——正如一位实业家所写下的那样——这样的协议，只能维持到这群人当中手脚最麻利的那个人到达一家电报局并报出更低价格（为的是从别人手里抢生意）的时候。于是，人们又开始寻求让协议能够得到切实遵守的办法。

1879年，约翰·D.洛克菲勒的律师塞缪尔·C.T.多德找到了这样一种办法。他让40家不同的石油公司的拥有者把自己的股票交到一群托管人（由洛克菲勒领头）的手里，他们可以把全部40家公司作为独立的单位来操作，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并把竞争对手逼到墙角，因此产生了“托拉斯”这个术语。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糖业托拉斯、屠宰业托拉斯、橡胶业托拉斯，及很多别的托拉斯。但来自竞争对手们的——也有来自受害公众的——反对托拉斯的抗议呼声是如此凶猛，以至于立法者们不得不着手把这样的做法裁定为非法，最著名的立法产物是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然而，即使有这一障碍在阻止竞争企业的合并，也只不过是暂时推迟了这一倾向。因为，同情大企业的最高法院许多年来一直在对《谢尔曼法》做着非常狭隘的解释。然而无论如何，又有一位法人律师发明出了另一种办法。

1889年，新泽西州州长向一位名叫詹姆斯·B.迪尔的律师征询增加州财政收入的建议。迪尔提出了一个简洁精练的办法，这就是通过一部新泽西州法律，允许新泽西的公司合并起来，去购买并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这种做法在此之前一直被认为是非法的。新泽西州立法机关通过了这部法案，一时间，新泽西出现了合并公司的浪潮，该州因此从合并费中挣到了一大笔钱。不久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眼下，一群互相竞争的公司再也用不着组成一家托拉斯，以便联合成一家能够操控市场、阻止竞争的巨型公司。他们可以组织一家新公司，一家可以购买它们各自不同的公司股票的控股公司——或者更直接一些，交换它们各自的股份——而且，这家控股公司因此控制了所有这些公司的运作。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出现了一场控股公司合并的疯狂热潮。一伙生产商凑到一起组成了“美国钢管公司”，另一伙生产商组成了“美国钢板公司”，以及诸如此类。最后，在1900～1901年间的冬天，这些联合体反过来又联合起来。一家超级控股公司被组建了起来，它拿自己的股份去交换了那些新加盟的公司的股份——甚至还买下了安德鲁·卡内基迄今为止一直独立的钢铁公司的控制权，还有洛克菲勒的部分铁矿股权——因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单位，占到了全国钢铁产量的大约五分之三。这个新的巨人被称作“美国钢铁公司”。它大得令人吃惊，是世界上所见过的最大的商业单位。组建此类控股公司的热潮——不仅在钢铁企业，在别的行业也是如此——得到了下面这个事实的极大加速：你可以从它们身上挣一笔大钱，而且速度很快。因为有人发现，可以鼓动公众，以远远超出其成员公司股份总价的价格购买这些联合企业的股票。每当有联合企业产生，其股票的价格就会应声而起。一个人如果拥有一家小型钢铁公司——多半是一家摇摇欲坠的公司——的控股权，他会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美国钢板公司一批价值不菲的股票的拥有者；然后，只需一两年的时间，他就成了美国钢铁公司一批更有价值的股票的拥有者。数百万美元就好像是无中生有一样落入了他的手里。一点也不奇怪，匹兹堡到处都是新近暴发的百万富翁，这座城市也成了——用赫伯特·N.卡森的话说——“艺术家、图书代理商、古玩经销商以及销售昂贵小物件的商人们的淘金之地”。这次合并繁荣的一位受益者“订做了一种古巴生产的半美元雪茄的特殊商标，包装上印着他的大名和盾形纹章”。那些负责发行这些大型联合企业股票的银行家和发起人更是大发横财。那家把美国钢铁公司推向市场的财团，其所得到的总利润约为61,000万美元，其中，操纵这笔大买卖的J.P.摩根公司的份额至少高达1,200万美元。

你可以说，人们赋予这些新的工业怪物的过分夸大的价格，完全没有经过证实；这些巨额的利润，其所代表的，不过是人们所期望的这些新公司未来十年甚或是一代人的盈利能力。你还可以说，这样的合并，其基本目标只不过是垄断，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结果也确实是垄断。但另一种观念也在发挥作用，这是一种整合的观念，是把各种不同的碎片整合成一个单一的、富有效率的单位的观念。尽管公众对人们依然称之为“托拉斯”的那种东西的强烈反对还在继续，尽管如今有不断上升的害怕它的声音——害怕这些大企业会控制整个国家，以至于中小企业家会窒息而死——但这些新兴的工业巨人还是有着宏大堂皇的派头，在引发担心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赞美。在以代表资本的符号来玩这场利润可观的游戏的过程中，银行家和钢铁大亨们为美国引入了某种新的东西：20世纪的工业依然散漫无纪律，但却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