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维庸之妻

一

门口传来急匆匆的开门声，一定是丈夫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我醒了，但是不想说什么，也没有起身。

丈夫进了隔壁房间，打开灯，气喘吁吁地拉开书桌和书柜的抽屉，好像在翻找什么东西。翻腾了一会儿，他又沉重地坐了下来，只能听到慌乱粗重的喘息声了。他想干什么？

我还是没有起身，只是问道：“你回来了。橱柜里还有饭团，你要不要吃点？”

“知道了，多谢。”丈夫温柔地说，他以前从没这么温柔过，“孩子好点了吗？还发烧吗？”

他竟关心起孩子来了，真是少见。明年孩子就四岁了，但看上去比邻居家两岁的小孩还要瘦小。不知是营养跟不上，还是受丈夫酗酒的影响，又或是生了什么病，反正是路走不稳，话也说不好，只能说些模糊不清的字，像是大脑发育出了问题。我带他去公共澡堂，脱掉衣服的他露出骨瘦如柴的小身板，我抱着他，看着那丑陋的样子，心酸不已，禁不住当众哭出声来。这个孩子要么拉肚子，要么感冒发烧，总是生病。丈夫则整天不在家，也根本不关心孩子。若我跟他说，孩子病了，在发烧。他顶多会说：“这样啊，带他去医院，让医生看看。”然后就穿上大衣，头也不回地走了。难道我不知道应该带他去看医生吗？看医生需要钱，可我手里没钱，我能做的，只有抱着他，一遍一遍地轻抚他的小脑袋。

今天晚上，丈夫很不同寻常，不但特别温柔，还关心起孩子的病情来。可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非但如此，甚至还觉得后脊梁骨升起一股寒意，十分诡异可怕。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便什么也没说。房间里只能听到丈夫喘气的声音，急促、慌乱。

忽然，门口传来一个尖细的女子的声音：“打扰了。”

我就像被劈头浇了一瓢凉水，忍不住战栗起来。

“打扰了，大谷君在吗？”这次，女子提高了嗓音，听起来更加尖利。她拉开了门。

“大谷君在家吧？”听得出来，她生气了。

丈夫这才走到门口：“有事吗？”他的声音有些颤抖，问的话也纯属废话。

“当然有事。您也是有家室的人了，怎么还干偷窃这种事？”女子降低音调，“这种玩笑很无聊，赶紧把东西还给我，这事就算了了，否则，我可要报警了。”

“胡说八道，没有礼貌的家伙！这是什么地方，不是你们该来的！滚开！不然要报警的就是我了。”

“先生，你胆子可真够大的。”门外传来另一个声音，是个男子，“你说什么，我们不该来这里？不要再装傻了，这件事可不同以往，你居然行窃。偷窃别人的钱财，要是开玩笑也该适可而止了。过去，你可把我们夫妇俩给坑惨了，你知道吗？今晚，居然还做出这么没脸的事情来。先生，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啊。”

“你们想讹诈我，恐吓我，休想！滚，有话明天再说！”为了营造气势，丈夫提高了嗓门，可颤抖的声音出卖了他。

“先生，现在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可真是坏到家了！我们也没别的办法了，那就报警吧。”

“随便！”丈夫尖声叫道，声音里透着虚弱。

我起身披了件外套，来到门口处，看见了两位客人，打招呼说：“你们好。”

男子紧绷着脸，朝我点头致意：“啊，您是他的妻子吧？”他长着圆圆的脸，穿着一件及膝的外套，看样子五十岁左右。

女子瘦瘦小小的，穿得很整洁，大约四十岁。

“这么晚还来打扰，抱歉了。”她脸上全无笑容，脱下披肩，回礼道。

这时，丈夫突然来到门口，穿起木屐就往外冲。

“吼，你可别想跑。”男子拽住丈夫的胳膊，两个人立刻拉扯起来。

“放开！要不我可动刀子了！”

丈夫亮出右手里的跳刀，刀光透着寒气。那把刀之前放在书房的抽屉里，是他的心爱之物。今晚，他回家后就去翻抽屉，好像在找东西，看来是知道会有人找上门来，要提前把刀找出来揣怀里。

男子赶紧躲闪。丈夫见机挣脱，他穿着大衣，像一只大乌鸦似的逃了出去。

“你这小偷！”

男子喊叫着，冲出门口，想要去追丈夫。我则不顾自己还光着脚，冲出去抱住那个男子。

“不要这样。会伤到别人的，让我来跟他说吧。”

“她说得对。他都动刀子了，你说什么都没用的。谁知道他还能做出什么事来。”

“混蛋！我不会放过他。报警！”男子自言自语。其实，他已经没有力气了，说话间，双眼无神地看着屋外的一片黑暗。

“抱歉了。两位请先进来，先跟我说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完，走上台阶，俯身蹲下，“我来处理的话，或许能早点了结。快请进屋里来吧，就是脏乱了点，还望见谅。”

两个客人看了看彼此，点了点头。

“我们是得跟您说说。不过，不管您怎么说，我们都不会放过他的。”男人的语气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

“啊，进屋里慢慢说吧，请进！”

“呃，我们时间不多。”男人这样说着，却开始脱外套。

“不要客气，您还是别脱了。天冷，我们家里也没有生火，你还是别脱了，真的。”

“呃，那我们就打扰了。”

“请进。您也请进，别客气。”

这对夫妻一前一后，进入了丈夫那个六个榻榻米大小的房间。榻榻米破破烂烂的，纸窗漏风，墙壁垮塌，拉门面纸斑驳得都能看到骨架，角落里放着书桌和书箱——里面一本书也没有。这两个人看到这副凄惨的样子，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我请他们坐到坐垫上。那坐垫也已经破得露出了棉絮。

“两位别嫌弃，坐坐垫上吧。榻榻米上实在太脏了。”

“初次见二位，却不知我丈夫早前就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了。今晚他又做出那么吓人的事来，估计脑袋里哪根筋又搭错了。我实在是无地自容，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道歉了。他平时就是个奇怪的人。”说到这里，泪水不自觉地流下，我抽泣起来。

男子一屁股坐到破烂的坐垫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攥拳顶住下巴来支撑前倾的上身，不客气地问道：“恕我冒昧，太太，请问您多大年纪了？”

“您说我啊？”

“是。我没记错的话，您丈夫应该三十岁了。”

“是的。我嘛……呃，比他小四岁。”

“也就是说，你是二……二十六岁？你还这么年轻呢，可真看不出来。话说回来，您丈夫三十岁，您这个年纪也差不多。不过，我还是很意外。”

“我也是。”女子探出头来，她进来后一直在男子的身后，“刚一看到你，我就很感叹，大谷君竟有一位这么贤惠的妻子，可他怎么会变成那样？！”

“这是病啊，他有病！之前没那么严重的，后来就变本加厉了。”

男子说着，沉重地叹了口气。接着，他又十分严肃地说道：“太太，这事要从头说起。我们夫妻经营着一家小料理店，就在中野车站附近。我俩都是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就是有点贪玩。我们是上州人，在本地做些小生意，二十年前，我们不想再和乡下那些人打交道了，就一起来到东京，在浅草一家料理店里打工。这些年，我们跟别人一样，也吃了不少苦，有起有落，但终于攒下了点钱。

“昭和十一年，我们租下中野站附近的一个单间开了个小酒馆。房子不大，大概六个榻榻米大小，一个人花上个一两日元就能喝顿小酒。平日里，我俩都勤勤恳恳的，非常节俭，存了不少烧酒和琴酒。后来，遇上了酒水短缺的时代，很多酒馆转行了，我们则因为有那些存货得以继续经营。就这样，我们积累了些老客人，还有些客人会介绍其他的客人来，有些军官也会来我们的小店。

“后来，爆发了与英美的战争，经常有空袭。我们没有孩子，也就没那么多顾忌，没回乡下去避难，继续经营这家小店，想着什么时候它被炸了什么时候算完。幸好，没过多久战争就结束了，我们总算能松口气了。战争没给我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还能继续从黑市进些酒水来卖。这就是我们夫妻的经历。听我这样说，您可能觉得，我们一直算顺风顺水，没经历过什么大的磨难。但是，俗话说得好，人生就是地狱，从来都是福祸相依。你刚享了一寸长的福，后面紧接着就是一尺长的灾。一个人在一年之中，哪怕能有一天，不，半天，是快乐无忧的，就可以自称很幸福了。

“我记得，那是昭和十九年的春天，您的丈夫大谷君第一次来到我们店里。当时，我们与英美的战争战局未定，又或者是我们不了解战场情况，其实胜负已分。总之，我们还以为日本再坚持两三年，就能和英美在谈判桌上平起平坐了。大谷君就是在这个时候光顾小店的。那天，他外面套着件斗篷，里面穿了件久留米那儿的人常穿的白点碎花便服。当时，东京虽然频繁遭遇空袭，但大街上到处都是穿着便服、悠闲散步的人，很少有人穿防空服，因此他这身打扮倒也没什么奇怪的。不过，他不是一个人来我们店的。即便在您面前，我也不打算替大谷君遮掩了。当时，你丈夫从后门悄悄来到店里，跟他一起的还有个女人，那是个年纪不小的风骚女人。

“说起来，他也只能走后门，因为我们店的正门每天在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关着的。在当时，这叫‘关门营业’。人们都偷偷地从后门进店，一般都是常客，且只有很少的几个。他们一般不去坐大堂里的座位，而是坐到没有灯光的里屋，一声不吭地独自喝酒，直到喝得烂醉。说起和你丈夫同来的那个女人，我们与她也算相识。她不久之前还在做陪酒女，在新宿的酒吧里上班。做陪酒女时，她经常会带些她的老主顾来我们店喝酒，对我们店已是很熟悉。她的住处也离我们店不远。新宿的酒吧都关门后，她就把之前的熟客带来我们店。

“当时，我们存的酒水已经不多了，因此即便是熟客，但喝酒的客人太多了，我们非但高兴不起来，还有些伤脑筋。不过，对于她带来的客人，我们从来都笑脸相迎，用好酒好菜招待。因为在那之前的四五年，她很照顾我们的生意，带来的客人也都出手大方。她——我们叫她秋姐——带着您的丈夫从后门进来，我们也没多想，就像往常一样将他们让进里屋，端上了酒菜。那天晚上，大谷君一直都很安静。喝完酒后，秋姐付了账。然后两人又一起从后门出去了。当晚，大谷君是那么温和有礼，这让我印象深刻。或许，‘魔鬼’第一次到别人家时都是这样安静又有礼貌的？

“那晚之后，大谷君就成了我们店的常客。过了十天，他又从后门进店——这次是一个人，突然拿出一张面值百元的纸币，非要我收下。当时百元纸币可是大钞，换到现在价值抵得上两三千日元，甚至更多。他把钱塞到我手里，说了句‘麻烦了’，然后羞怯地笑了笑。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已经喝多了，不过我们还是给他端上了酒。您丈夫的酒量简直无人能及，太太这您知道吧。他一副醉态，你以为他喝多了，可转头他就突然严肃认真地说起话来。即便喝得再多，他走路也从不晃荡。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血气旺盛，很能喝也正常，但很少有像他这么能喝的。那晚，来我们店之前，他大概已经在别处喝过几杯了。在我们店里，他又连喝十杯。喝到后来，不管我们夫妇跟他说什么，他都只会笑笑、点头。喝着喝着，他突然站起身，问我们几点了。我要给他找零钱，他说不用。我坚持要找，他就微笑一下说，剩下的就先寄存在这儿，他还会来的。

“可是，太太啊，在之后的三年里，他就没再付过一次账。每次都能找到借口拖欠，可是酒却照样没少喝。他真的一分钱也没再付过，我们店的酒却差不多都让他一个人喝了。太太，您来评评理，这说得过去吗？”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笑，竟没忍住笑了出来。我赶紧低头捂住嘴，朝酒馆老板看去。老板娘也低着头，牵强地笑了笑。老板无奈地笑了下，满脸的苦涩。

“哎，这事本来没什么可笑的，竟能让人忍不住发笑，可见实在太荒谬了。老实说，他的这份才能还真是少有，要是走正道，估计现在不是当上大官就是成了博士了。除了我们两口子，恐怕还有不少人被您丈夫拖累得穷困潦倒、叫天天不应了。那个秋姐就是因为沾上了您丈夫，被弄得客人散尽，穷得连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了。现如今，她住在长屋当时的大杂院。的破烂房子里，只能靠要饭度日。刚认识您丈夫的时候，她别提多得意了，跟我们吹牛说，大谷君出身显赫，祖上是四国的大地主，父亲是大谷男爵，他是家里的次子。眼下之所以困顿，是因为作风不好被赶出了家门。但是一旦他父亲死了，他就能分得一份家产。她还说，他很聪明，二十一岁就出书了。说他是个天才，书写得比天才型作家石川啄木石川啄木（1886-1912），原名为石川一，是歌人、诗人、评论家。的还要好。后来他还陆续写了十几本书，年纪轻轻地就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诗人。秋姐简直把他吹上了天，还说他是个很有成就的学者，在学习院即学习院大学，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最初为1847年仁孝天皇在京都御所所设立的学习所，是战前著名的贵族大学。待过，后来到了一高，后来又到了帝国大学，他还精通德语和法语。这些吹牛的话好像又不是胡说八道，因为别人也这么说，说他是男爵的次子，是有名气的诗人。就连我这老婆，都一把年纪了，也开始嫉妒秋姐，还讨好他，说他金娇玉贵，跟普通人不一样，整天就希望他能上门，简直是不可理喻。

“现在再没有所谓的贵族，但在停战之前，只要谎称自己是落魄的贵族后代，就能哄得女人对你青眼有加。女人们会中招，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能摆脱骨子里的那点卑微的根性。可是我是个在世俗里摸爬滚打的人，当然知道那都是骗人的鬼话。恕我直言，太太，依我看，什么贵族不贵族的，跟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哪有什么不同，况且他只是个四国小地主旁系分支家的次子。所以，我才不会因为结识了这样的人而洋洋得意。

“话虽这样说，可面对您家这位爷，我却真是无计可施。无数次了，我下定决心，不再卖酒给他，不管他怎么求都不卖了，可是每次他都像逃命似的来到我的店里，看到他那样子，我又禁不住心软，给他拿酒，任他喝。他这个人，喝醉了倒是不闹事，如果再能爽快地结账的话，真可算是位很好的客人了。他从不拿自己的身份来炫耀，也不以天才自居，都是秋姐在旁吹嘘。秋姐说这些时，他就岔开话题谈钱，说希望能结清欠下的酒账，但手头没钱，这让我们很扫兴。不过，秋姐会时不时地替他结下账。大谷君偶尔还会带另外一个女人来店里。那女人好像是谁家的太太，秋姐也不知道她的存在。有时，她也会替大谷君付些酒钱。要不，我们怎能任他这样白吃白喝这么久？毕竟我们是做生意的。要是一点钱都不给，别说是大谷君，就是天潢贵胄我们也早就不招待了。可在他身上，我们的店确实赔大发了，他欠下的酒钱早就不是偶尔付的那点酒钱能填补得了的了。

“后来，我们打听到，他有妻子，家在小金井，于是想上门去要酒钱。一次闲聊时，我随口问了句‘大谷君家住哪里’，他立马起了戒心，说我们啰里巴唆的，他就是没有钱，还扯了些‘做生意要和气才能长久’之类的鬼话。可我们不能就这样被糊弄过去，于是背地里跟踪了他两三次，想查出他到底住哪里，但每次都被他给甩掉了。

“过了没多久，东京大轰炸就开始了，炮弹接二连三地落下。一次，大谷君突然闯进我们店里，自己找出白兰地的酒瓶，一顿猛灌之后又跑了——他还戴了顶战斗帽，也不知是从哪里弄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我们重新挂帘开业，从黑市进了很多酒和菜。我们尽力维持着小店的经营，尽管资金紧张，还是特意雇了一个年轻女孩，以便招揽更多的客人。可是，那个‘魔鬼’又找来了。他还每次都带两三个人来，不过并不是女人，而是报社或杂志社的记者。这些人吵嚷着，现在军人已经没什么前途了，以后能大展宏图的就是那些受苦的诗人了。大谷君和他们聊天，说的都是外国人的名字和英语，还说哲学，反正就是让人听不懂的话。他一通胡侃之后，就突然起身出去，然后就没了踪影。他一直没回来，记者们很扫兴，互问他去哪儿了，然后又说自己也该回去了，便起身要走。我连忙拉住几个人，让他们把钱付了，并告诉他们，大谷君经常耍这一套白喝酒。有些人会相互之间凑一凑，老实地把钱付了；有些人则很是生气，吵嚷着他们一个月才赚五百日元，没钱付账，让我去找大谷君要钱。我对那些发火的人说，我找不到他，知道他欠了我多少酒钱吗？我跟他们说，如果谁能找到大谷君，把他欠的酒账都要回来，我愿意将其中的一半作为酬劳给他。听我这样说，记者们傻眼了，说没想到大谷君是这样的人，根本就是混吃喝的混账，以后再也不跟他喝酒了。他们脱下外套当抵押，说现下连一百日元也凑不出来，第二天一定拿钱来赎。

“人们总说，记者都是很无耻的，但是要跟大谷君一比，他们简直就太正直爽快了。都说大谷君是男爵家的次子，果真如此的话，那些记者都可以当公爵的头儿了。战后，大谷君不仅酒量变得更大了，品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他说话很文雅的，现在整天下流笑话不离口，还经常和他带来的记者打起架来。

“不止这些，他还祸害了我们店里请来帮工的那个女孩子，人家还不满二十岁呢。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做的，是又惊讶又气愤，可就是拿他没辙，只好忍气吞声，把那女孩子劝回了老家。

“我央求大谷君，以后再也不要来我们店里，以前的酒钱我都不要了。没想到，他反倒威胁我，叫我别啰唆，说他知道我赚了多少黑心钱。于是第二天晚上，他又肆无忌惮地来到我们店里。或许，这就是我们的报应。国家遭受战争之苦时，我们还在背地里营业赚钱，于是上天就派了这么个‘魔星’来惩罚我们。可是，管他是诗人还是先生，今晚既然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来，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了。他根本就是个盗贼，从我们这里偷了五千日元——那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才攒下的。其实，我们家里一般只留五百到一千元的现金，因为大部分钱都被拿去进货了。说起来，我们有了钱就得立刻去进货，因此手里也存不下多少钱。那五千元是我们请托老主顾们，费了好大力气才凑出来的，因为快过年了就暂时放家里了。今晚我们必须把那笔钱交给供货商，否则，明年正月我们的小店就没法开张了。当时，我老婆拿着钱进了里屋，大谷君坐在椅子上一个人喝酒。看到她把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他立刻冲了进去，一把推开我老婆，打开抽屉拿起钱揣进衣兜里。我们夫妻俩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已经夺门而出。我跟老婆大喊着追了出去。我本来想大喊‘抓贼’，这样路上的行人就会帮忙抓住他，但是又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大谷君怎么说也是我们的朋友。于是，我们夫妇俩就拼命地追赶，想着追到了好好跟他说说，把钱还给我们。我们是做小买卖的本分人，追到您家里来也只是想好话好说让他把钱还给我们，没承想他竟然动起刀来了。您说，我上哪儿讲理去？”

这太好笑了，虽然我也不明白到底哪里好笑，但还是没能忍住，笑出声来。老板娘的脸都红透了，也尴尬地笑了笑。可是，我笑得根本停不下来。虽然我知道，这样有些对不住她的丈夫，可就是觉得好笑，竟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突然，我想起了丈夫写的一首诗，题目是《在文明尽头狂笑》。或许，这首诗表达的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吧。

二

可是，我这样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想了一会，跟两位访客说：“请你们缓一天再报警，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件事，过后我会去登门拜访。”我请他们务必答应我的请求，问他们在中野开的那家酒馆具体在什么位置，然后就把他们送出门去了。然后，我就坐在房间的中间想该怎么办，想了很久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房间里寒意袭人，于是我脱了披风缩进了孩子的被窝里，我轻抚着他的小脑袋，真希望时间永远停在这个晚上。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跟着父亲住在长屋里。我们两人靠在浅草公园的葫芦池边摆小摊卖关东煮为生。那时，我现在的丈夫经常会光顾。一来二去，我就瞒着父亲和他好上了。我们到外面幽会，还生下了孩子。后来经过一番折腾，我成了他形式上的妻子，但我们并没有登记。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私生子。我不知道他在外面都干什么，他动不动就消失三四天，有时甚至是一个月。回家时，他也总喘着大气，脸色发白，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有时，他会对着我泪流满面。有时，他又会钻进被子里，身体颤抖着抱紧我，说：“啊，怎么办？我好怕，真的好害怕！救我啊！”入睡后他也不安稳，总是说梦话，一直在呻吟。到了第二天，他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像是没了魂儿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就跑出去了。这一走又是三四天。丈夫结识了两三个出版行业的朋友，他们时不时地会送些钱来接济我和孩子，要不然我们估计早就饿死了。

我有些困，闭上了眼睛，猛地睁开时，看到屋子里有阳光，是从雨棚的缝隙里透进来的。我实在是没办法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待着了，于是起床梳洗，简单装扮了一下，然后背着孩子出了门。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儿，便在街上随便游荡。走着走着，我便朝车站去了，在站前的货摊上，我买了块儿糖放到孩子嘴里。突然，我有了主意，就去买了一张去吉祥寺的电车车票。拉着电车的吊环，不经意间抬起头，我看到了挂在电车天花板上的海报，上面竟印着丈夫的名字。那是某杂志的宣传海报，我丈夫好像在上面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弗朗索瓦·维庸》。我出神地看着海报，看着“弗朗索瓦·维庸”这几个字和丈夫的名字，不知怎么了，眼中充满泪水，什么也看不清了。

吉祥寺到了，我下车径直朝井之头公园走去。已经多少年没再来过这里了，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池塘边本来有很多杉树，现在都被砍光了，似乎是要开展什么项目。当年的样子已经不复存在，我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凄凉冰冷之感。

我把孩子放在池塘边破旧的长椅上，和他并排坐着，拿出门时带的甜薯喂给他吃。

“儿子，这池塘是不是很漂亮？以前，这里头还有锦鲤和金鱼呢，很多很多，现在全没了。真扫兴。”

他嘴里嚼着甜薯，不知所谓地笑了下，发出“咯咯”的声音。这是我生的孩子，他怎么会痴呆至此？！

这么坐下去只会更加百无聊赖，我背起孩子，慢悠悠地往吉祥寺车站走去。货摊街上人来人往，我溜达了一圈，到车站买了回中野的车票。在电车上，我觉得快要被吸进魔鬼的黑洞了，心绪杂乱，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在中野下车后，按照昨晚那对夫妇告诉我的地址，我找到了他俩开的那间小酒馆。

酒馆的正门关着，我绕到后门进入店里。老板不在，店里只有老板娘，她正在打扫。见到老板娘的那一瞬间，我的谎话脱口而出，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

“老板娘，我丈夫弄到钱还你们的酒账了。我有把握，今晚，最迟明天就有钱还你们了，还请您放心。”

“是啊？那就好。”

老板娘面露喜色，不过仍难掩担忧的神情。

“老板娘，是真的，欠你们的钱我们会还上的。还钱之前，我就待在这里，就当作是抵押品吧。这样，您总该放心了吧？我也不白待着，钱被送来之前，我就在这里给您搭把手吧。”

我把孩子放到里屋，让他自己玩耍，然后就开始忙乎起店里的活计来。孩子自顾自地玩耍，一点也没妨碍我。可能是因为有点痴傻，他看到老板娘一点也不认生，还一个劲儿地朝她笑。老板娘遣我去跑腿，到她家里拿东西，孩子就自己待在里屋。他把罐头盒——那罐头是老板娘从美国带回来的——当玩具，敲敲打打地，还在地上滚着玩，很是听话。

中午，老板回来了，他进了些蔬菜和鲜鱼。看到老板，我连忙将和老板娘说的那些话说给他听。老板愣了一下。

“不是我说呀，太太，钱这东西，只有攥到自己手里，才能真的让人放心。”

没想到老板这么冷静，说话的语气也有些生硬。

“老板，我很有把握的。这一次请您相信我，再等一天。没人来还钱，我就一直给您当帮工。”

“再过个五六天就过年了，我只希望能收到酒钱。”老板自顾自地说道。

“是的，我知道，所以……咦？来客人了。欢迎光临。”

门口进来三位工匠打扮的客人，我朝他们笑了笑，之后，我低声对老板娘说：“不好意思，老板娘，请给我一条围裙。”

“嚯，不错啊，还请了个这么漂亮的帮工。”一个客人说道。

老板好似开玩笑地说：“不要打她的主意，我得靠她赚钱呢。”

另一个客人打趣道：“难不成，她还是匹名马，价值百万美金？”

我暖着酒，大大方方地回应着客人，道：“再好也只是匹母马，只能值一半的钱。”

“这你可就谦虚了。往后，管它是马还是狗呢，在日本要男女平等。”面相最年轻的那个客人喊叫道，“大姐，我挺喜欢你的，这是一见钟情了呀。不过，你是不是已经有孩子了？”

老板娘抱着孩子从里屋出来：“哪有，这孩子是我们的，从亲戚那儿领养的。这样，我们夫妻也算有后了。”

有个客人调笑道：“还能挣钱呢。”

老板沉着脸，低声自语道：“真是劫财又劫色啊。”

停了下，他清清嗓子，问客人：“三位吃点什么？火锅怎么样？”

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暗暗点头，“是啊，的确如此！”不过，表面上，我仍然很平静，端着酒瓶来到客人跟前。

大概因为是圣诞节前夜，当晚客人很多。我从早起什么都没吃过，就这样穿着单薄的衣衫一直忙碌着。老板娘劝我吃点东西，但可能是由于思虑过多，我并不觉得饿，就跟她说不吃了。那天店里的生意真是异常火爆，这样说可能像是自夸，但的确有客人问我的名字，还有不止两三个人要跟我握手。

可是，我心里仍然虚得很，我知道，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穿梭于座位间，给每位客人斟酒。客人讲下流笑话，我只能赔笑脸，说些更下流的来配合。忙碌中，我真希望自己变成冰激凌，融化掉就好了。

奇迹，有时候真的会降临人间。

当时大概是刚过九点，一个男子走进店里，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三十四五岁的太太。那位太太很瘦，男子则以黑色面具遮面，头上戴着纸做的圣诞节三角帽，像罗宾一样遮住了上半个脸。男子转过身，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从他跨进店门的那一刻，我就认出他来了。他就是我的丈夫，那个偷了人家钱的人。

看样子，他们两人没看到我，我便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招待其他的客人。过了一会儿，坐在我丈夫对面的那位太太冲我叫道：“服务员，过来。”

“这就来。”我答应了一声，走到两人的桌旁。

“欢迎光临。二位要点酒吗？”

戴着面具的丈夫这才看到我，明显有些吃惊。我轻按了下他的肩头：“两位，我该送上一句‘圣诞节快乐’吧，看样子，你们再喝一升都没问题呢。”

那位太太没接我的话，一脸严肃地说：“服务员，不好意思，麻烦你去把老板请来，我有些话要和你们老板私下聊。”

老板正忙着炸东西，我走过去，说：“老板，大谷来了，说要见您。和他一起来的有个女的，您千万不要和她提起我，免得让大谷当众没面子。”

“可算来了。”

对于我的那套说辞，老板并不完全相信，但看到丈夫来了，又有些信任我了。他以为丈夫是在我的安排下才来的。

我向他强调道：“千万不要说我的事。”

“只要对解决问题有利，我就按您说的做。”老板痛快地说。

他走到酒馆大堂，扫视一圈之后，朝我丈夫坐的那桌走去，和那位太太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三人一起走出了店门。

没有问题了。看到他们三人出去，我禁不住十分开心。我也不知为何，就觉得这件事肯定能了结了。身旁有位穿着蓝色带白点衣服的客人，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我抓起他的手腕，说：“喝一杯吧，来。今天可是圣诞节呢。”

三

老板很快就回到了店里，大概只过了三十分钟，不，还不到三十分钟，我很是吃惊。他凑过来，说：“太太，真是太感谢了。我拿到钱了。”

“真的？太好了。是全部的钱吗？”

老板笑得有些尴尬：“嗯，是昨天的，昨天的已经还回来了。”

“算上之前的，一共有多少？您再通融点，给打个折。”

“两万日元。”

“只有这么点儿吗？”

“这是我打过折扣的了。”

“我们会还钱的。老板，明天起我就在店里帮工，您看可以吗？请一定要答应我，我想挣钱还给您。”

“呀，太太，我巴不得呢。”

我和老板都笑了。

那天晚上，我在十点之后离开了中野的酒馆。带着孩子回到了小金井的家，仍不见丈夫的踪影，这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意外。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明天，或许还能在酒馆跟丈夫碰面。我真笨，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看来，先前吃了那么多的苦，我自身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前，跟父亲在浅草摆摊时，我就学会了逗客人开心，在中野的酒馆里帮工也算驾轻就熟了，以后肯定能得心应手。就今天一个晚上，我就挣了五百日元的小费。

我从老板那里了解到丈夫昨晚离家后做了些什么。他先去朋友家过了一夜，今天一大早去了京桥的一间酒吧——那位漂亮太太开的，在那儿狂喝威士忌，还出手阔绰，给酒吧里帮工的五个女孩发钱当圣诞礼物。中午，他打了辆出租车走了。在外头晃悠了一圈后又回到了酒吧，戴着不知从哪弄的圣诞三角帽和假面具，还带来了大蛋糕和火鸡。他打电话把认识的人都叫了过去，说是要款待大家。酒吧的老板娘是知道的，他手上根本没几个钱。如今他如此大手笔，她心里着实不安。老板娘问他哪来的这么多钱，他就实话实说，把昨晚的事情都告诉了她。那个老板娘应该和丈夫早就认识了，劝他把钱还回去，说如果对方真报了警，他就会陷入麻烦当中，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之后，她让丈夫带她去中野的酒馆，帮丈夫垫上了那笔钱。

中野餐馆的老板说：“我大概猜到了那个女人会替他还钱。不过，太太，还是您有办法。是您想到去求大谷君的朋友帮忙的吧？”

看样子，他以为我敢先跑到中野的酒馆等着，是因为笃定丈夫会回来还钱。我笑了笑，随意答道：“嗯，可不是嘛。”

第二天，我觉得浑身轻松，说不出来的愉快。我先去发廊好好修理了下头发，之后去买了化妆品，回家后又把衣服缝补了一番。我还多了两双崭新的纯白棉袜——是老板娘给的。之前，我心事重重，压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现在我心中仿佛已全无挂碍。

早上，吃完饭，我就带着孩子和便当出门去中野上班了。我在店里还有个名字，叫“椿屋的阿早”。到了除夕和正月，店里都需要盘点，“阿早”一天到晚都非常忙碌。大概每隔两天，我就能在店里见上丈夫一面。他喝上一两杯就又不见了踪影，当然，酒账是我付的。有时，晚上他会悄悄来到店里，对我说：“回家吧。”我点点头，整理一下就跟他一起往回走。

“如果一开始就这样该多好，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段时间，我很幸福。”

“对女人来说，没有所谓幸福不幸福的。”

“是这样吗？想想好像也是。那，男人可有？”

“男人要战胜没完没了的恐惧，有的只是不幸。”

“不明白。不过，我希望这样的日子能长一点，再长一点。而且，椿屋酒馆的老板两口子都是好人。”

“这两个乡巴佬都很蠢，而且贪婪。为了多赚钱，每次都故意让我放开了喝。”

“他们毕竟是卖酒的，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话说回来，他们好像不是那么狡诈的人吧？你不是还勾引过那个老板娘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板发现了吗？他说什么了？”

“他清楚着呢，还曾说你劫财又劫色。”

“我是个惹人厌烦的人。我一直很想死，或许从生下来那刻起，我就想死了。真的，对大家来说，我死了是件好事。可我总是死不了。这好像是天意，有位奇怪的神明拉着我，不让我死，真是太可怕了。”

“因为你得工作。”

“工作？那算什么？不值一提。这世上没有所谓的伟大的作品，也没有一无是处的败笔。好坏都是别人评判的，就像一呼一吸。别人说你写得好，就是好的；别人说你写得差，就是差的。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才是世间最可怕的。是存在天意的，是吧？”

“嗯？”

“有吧？”

“不知道。”

“是吗？”

在店里打工已有二十来天，我发现，到这里来喝酒的客人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和那些人相比，我丈夫算是温和善良的了。岂止是酒馆里的客人，我看那些路上的行人也都是阴险狡诈之辈，暗地里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一天，从后门进来一位太太，五十岁左右，衣着时髦靓丽，说要卖酒，三百块钱一升。老板娘合计着这价格比市价便宜些，就立刻买了下来，结果发现那酒是兑了水的。一个外表如此光鲜亮丽的太太都能做出这样的事，我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追求问心无愧呢？这世间的人性又不会像打扑克一样，把糟糕的牌都打出去后，剩下的就都是好牌了。

哎，世上真的有神明吗？有的话，请你显灵吧。我被奸污了，罪犯是店里的一位客人。

那是正月末的一天，外面下着雨，我丈夫没有来酒馆。不过，酒馆来了一位老相识——矢岛先生。他就是那个和丈夫很熟，时不时给我和孩子送些生活费的出版人。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同行，大概也四十来岁。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大声说笑，还开玩笑地说着“大谷的老婆该不该来这样的地方”这种话题。

我打趣道：“你们口中的那位太太在哪儿呢？”

矢岛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她高雅、漂亮，椿屋的阿早可比不上。”

“我好嫉妒啊。大谷先生那个人那么刁钻，正是我喜欢的，我也想陪他过一晚呢。”

“你看。”矢岛说着扭过头去，朝同伴撇嘴。

那段时间，丈夫经常和记者一起去酒馆，他们知道了我是诗人大谷的老婆。记者们把这件事说了出去，很多人特地跑到酒馆来逗我，于是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火爆，老板自然非常高兴。

那天晚上，矢岛和同伴聊起了在黑市买卖纸张的事情，他走的时候都十点了，但店里还有一位客人没走。即便如此，可是因为下着雨，丈夫又没来，我还是收拾好东西，把孩子从里屋抱出来背好，准备回家了。

我小声对老板娘说：“又得跟您借伞用了。”

“我有伞，我送您回去吧。”店里那位客人突然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他大概二十五岁，很瘦小，看样子是个职员。之前，我从没见过这位客人。

“那太麻烦了。我经常一个人回去，没什么的。”

“不，您家住得很远，我知道。我家也在小金井附近，可以顺路送您。老板娘，结账。”

他在店里只喝了三杯酒，看样子还没醉。

我和他一起去乘了电车，在小金井下车。那位客人打着伞，和我并肩走在路上，此时夜色很深。回来的路上他什么都没说，这时开始嘟囔：“我知道大谷君，而且非常喜欢他的诗。我还想拿自己写的诗向大谷君请教呢。不过，我有点不敢面对他。”

我们走到了我家门口。

“多谢了。欢迎下次来店里。”

“好，再见。”

雨还在下，年轻人离开了。

夜很深时，我醒了过来，听到门口咔咔作响。我想一定是烂醉如泥的丈夫回来了，便仍安静地躺着，什么也没说。

“大谷太太，打扰了。家里有人吗？”是男人的声音。

我起身拉开灯，走到门口，发现是刚才那个年轻人。他喝醉了，歪歪斜斜地靠在门外。

“不好意思，太太，回家时路过卖酒的小摊，我又去喝了一杯。我其实住在立川，刚才去车站，最后一班电车已经走了。太太，求您让我借宿一晚吧。您不用给我准备被子，我睡在门口就行。我就在这里打个盹，明天早上赶首班车离开。本来我可以在别人家的屋檐下将就一晚，可是现在外面在下大雨，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求你了。”

“我丈夫还没回来。你不介意睡门口的话，就请自便吧。”

我拿了两个破坐垫，给他送了过去。

“太抱歉了，我有点醉了。”他轻声说道，看样子有点难受。

我回到床上时，门口处已经传来了很大的打鼾声。

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就对我下手了。之后，我照常背着孩子去中野的酒馆上班，看起来没有任何异样。

酒馆里只有丈夫一人。他坐在大堂里看着报纸，旁边的桌子上放着斟满酒的杯子。清晨的阳光照在酒杯上，看起来很美。

“没有别人吗？”

丈夫扭过头，对我说：“是啊。老板进货去了，还没回来。老板娘刚才在厨房里忙，这会儿估计也出去了。”

“你昨晚没来？”

“来了。这段时间，我必得时常看一眼椿屋的阿早，否则睡不着觉。我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老板娘说你刚离开。”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这睡了一晚。外面在下大雨啊。”

“那以后我也住这儿吧。”

“可以啊。”

“那我就搬过来了。一直租着那个房子，也不是长久之计。”

丈夫没说什么，转头继续看报纸，说：“真是的，报纸上又在骂我了。说我冒充贵族，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会。这样说可不对，应该说我是个‘追求快乐的人，对神明充满敬畏之心’。阿早，你看，报纸上居然说我是无耻之徒。这根本不对嘛。现在这样说或许有点晚，但是，阿早，我跟你说，年前，我是想让你和孩子好好地过个年，才从这里偷了那五千块钱。你说，无耻之徒会做这样的事吗？”

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说：“无耻之徒就无耻之徒吧。只要能活下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