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战士”傅莱深深眷恋中国 Soldier of Freedom—Frey's Deep Connection with China

犹太难民傅莱，1939年逃亡上海，几经曲折，终于参加了八路军，并研制成功粗制青霉素菌。从此，他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与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聂荣臻司令员还根据德语“自由”一词的谐音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

Richard Frey was a Jewish refugee who fled to Shanghai in 1939. It had taken numerous setbacks before he joined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successfully synthesized penicillin.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his dedication to the great anti-Japanese cause and his strong attachment to the Chinese people on this land. He gained his Chinese name, Fu Lai—derived from the word“freedom” in German, from Commander Nie Rongzhen.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来沪犹太难民中，有一位参加了八路军部队，担任医疗救护工作，并研制成功粗制青霉素菌。他的名字叫傅莱，原名是理查德·斯坦，1920年2月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殷实、温馨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维也纳的地方财务官，母亲是一名高级女装裁缝。1934年初，也就是傅莱14岁那年，奥地利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而爆发了国内战争。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工阶级罢工游行走上了街头，后来发展到与政府军队展开殊死搏斗的巷战。傅莱作为坚守在“卡尔·马克思大院”的革命军中几个红小鬼之一，拼命地帮助搬运弹药和包扎负伤的战士。虽然最后政府军无情地镇压了革命军，但傅莱却更加坚定了维护无产阶级利益，追求和平和公正的信念。内战结束后，他于1937年秘密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战地医疗培训，学会了使用X光、临床化验和防疫急救。后来，他除了在文理学校上学外，还一直坚持参加一些专科医院培训，并到离家不远的维也纳大学旁听相关课程。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傅莱成为了维也纳赫尔兹克勒斯特放射专科院和维也纳大学皇家附属医院的实习生。

1938年3月13日，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12月，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紧急通知他，他已被列入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必须立即离开维也纳。为此，傅莱不得不告别热恋中的女友，放弃自己喜欢的医务工作，乘火车经瑞士逃到意大利的海港城市热那亚。1939年1月，他搭乘远洋客轮，前往中国上海。他知道有一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因此非常渴望能参加。在船上，他就打听怎样能找到八路军。当得知在香港的宋庆龄可以提供帮助后，船靠香港码头，他就急于上岸去找，但终因人生地不熟，没有找到。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傅莱终于来到上海。当时，他身上只剩下5个马克。因一时难以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只好先住在虹口一个慈善团体开办的接待站，一面在一所临时传染病医院工作，一面继续打听投奔八路军的线索。同年3月，他经人介绍，北上来到天津奥地利医生开设的德美医院任X光及化验技师，后又转入天津马大夫医院工作，并前往邢台、北平等地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不懈的寻找，他终于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41年秋天，他当时在天津马大夫医院工作，突然接到北平中共地下党的通知，要他从天津赶到北平。他先到了北海公园，同联络员接头后一起前往颐和园和地下交通员接头。随后，他们骑自行车出发，取道妙峰山，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此，他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与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对这片辽阔的土地生发了深深的眷恋之情，这也是他日后选择定居中国的重要原因。

一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就接见了他，并考虑到他有医疗方面的特长，请他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传染病学教员，与柯棣华大夫一起任教。由于傅莱不太会讲中国话，因此上课时非常困难，必须在上课之前先用德文写好讲稿，然后在其他教员的帮助下借助字典将讲稿翻译成汉语，并在汉语旁注上读音，反复练习发音。虽然讲课的时候他仍然经常念错字，大家也捧腹大笑，但是学生们喜欢听他讲课，觉得这样的课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当时，为了给傅莱这个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学校专门特批给他使用有两个油捻的油灯，这在艰苦的反扫荡时期成为一项“特殊待遇”。当然，除此之外，他和大家一样一面背粮食、打游击，一面执行战地救护任务。他吃的粮食是黑豆，喝的是稀粥，并不享受特殊的优待。

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疟疾等传染病。由于日本人的层层封锁，药品奇缺，很多病人得不到医治。他当时担任边区医药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为了尽快找到治病救人的方法，便采用中国传统的针灸疗法，有效地阻止了病疫的肆虐，在作战部队组织实验并推广这一疗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此，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给他颁发了边区政府的奖状。

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日子里，1944年，经聂荣臻司令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奥地利的国际主义战士参加中国革命的夙愿。聂荣臻司令还根据德语“自由”一词的谐音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并解释说：“你从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我们的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叫这个名字很好。”从那以后，理查德·斯坦一直使用傅莱这个名字。

1944年秋，傅莱受组织派遣来到陕甘宁边区，来到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在中国医科大传染内科负责教学和医疗工作。由于药品奇缺，他一边参加医学教学、从事医疗工作，一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科研。1945年初，在王学礼、宋同珍两位同志的帮助下，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的菌种和部分资料，经过几十次的反复试验，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粗制青霉素菌并应用于临床。1945年5月20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的首次医药学术报告会上，傅莱作了发言报告，当时的《解放日报》和英文报刊《新中国》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5月3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留延国际友人傅莱医生试制成功粗制青霉素菌”的消息，称赞道：“青霉素菌，是世界灵药之一，有杀灭病菌的特效，是美国医药界发明的，经过傅莱医生苦心研究，竟在条件落后的边区制造成功。对保障人民与干部的健康，增强抗战力量，将有莫大功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傅莱到晋察冀参加八路军后，不仅与家乡的女友失去了联系，而且也与后来追随他来到上海避难的父母失去了联系。当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时候，傅莱原本可以回到奥地利继续深造，大部分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也都先后离开了中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父母由于没有他的消息，也只好从上海回到维也纳。但那时，傅莱已经深深地眷恋上中国这块土地，爱上了这里的人们，决定继续留在中国。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又奉命随部队开赴前线，同年11月到达张家口，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解放战争中，承担了解放太原和天津战役的战地医疗救护任务。

1953年4月3日，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傅莱终于加入中国国籍，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份子，享受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中国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1962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傅莱带着妻子前往奥地利探亲，很多人猜测他这次出国肯定不会回来了，然而傅莱不仅如期而归，还把年迈的母亲接到中国住了两年。他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公共卫生负责人、重庆卫生局顾问、重庆医学院卫生系教授。1962年，傅莱从重庆市调往北京，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工作，引进了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为中国医药学文献和信息提供高质量论文，将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北、西南六大地区的信息联成网络，方便了国内、国际医学信息的沟通。他还先后当选为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文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