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于战乱都是“上海宝贝” Born in the Upheavals, We were All “Shanghai Babies”

“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刚刚到达一个地方，我又得急匆匆上路……”，听着这支歌，我思绪万千。这支歌是上海出生的犹太人创作的，歌词虽然简单，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我怀着这样的心情，造访了许多人，与大家聚会叙谈。我们都是“上海宝贝”。

“I'm here today and there tomorrow. I've arrived at a place just now, but I have to start off immediately…” I am possessed by mixed feelings when listening to this song which was created by a Jew born in Shanghai. Simple as the lyrics are, they are deeply stamped in my mind. With such feelings I visited many people. We held gatherings and talked. All of us were the “Shanghai babies”.

1942年，我出生在上海的犹太人隔离区，华德路138号。五六十年过去了，怀着对上海和那段流亡生活的思念，我回到上海，寻找我出生的地方。

当年的华德路，今天已经改名为长阳路。这是一条交通繁忙的宽阔马路，左右两边深灰色房屋一眼望不到尽头。我找到了位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对面的长阳路138号，人行道旁砌着一段低矮的墙，墙头装有一长排玻璃阅报栏。走进一个大门似的骑楼口，可见迷宫般的许多小弄堂和民房。门牌号码旁边有一块用中文书写的白底黑字加红十字的牌子，大概标明这儿是一个急救站或诊所。骑楼口坐着一位年轻鞋匠，好些妇女围在他的修鞋摊前。她们大都上了年纪，有的在等他修鞋，有的是闲着没事看热闹。陪同我来访的中国译员向鞋匠打招呼，问他是否知道，138号这幢房子里早先住的是什么人。

“这幢房子早先是犹太人的停尸间。”年轻鞋匠头也不抬地回答。

“早先”是指距今半个多世纪前。这一带属“无国籍外国人隔离区”。138号这幢房子是专供犹太人难民治病的四所医院之一。

一提“隔离区”这个词，使人不禁联想起德国纳粹占领东欧后，在许多城市中设置的犹太居民区，将犹太人集中起来，分批运往灭绝营残酷杀害——按纳粹官方的委婉表达称之为“易地安置”。在距欧洲遥远的上海，同样也有隔离区吗？

是的，上海确实有过一个犹太人隔离区，存在期间为1943年2月至二战结束，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侵略者于9月3日从上海撤走。在隔离区的华德路138号里，先后共有1726名犹太人难民死去，其中的一个是我父亲。不过，就在这幢房子里， 1939年至1945年6年中，也出生了294个犹太难民孩子，即统称的“上海宝贝”。我便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

“在当年隔离区内出生的孩子，小时候自然完全不知道一切有多么不正常。”记得我在德国巴戈利亚州梅明根附近克隆堡看望曼弗雷德·沃尔姆时，他曾一再这样说。他承认：“我们的遭遇经历，与留在德国国内的人所受的痛苦完全不同。”我也想到，我们出生在上海隔离区，毕竟是幸运的。与谁相比较算幸运呢？自然是与我们犹太人家庭的成员相比较，他们之中不知有多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枪杀，在罗兹被饿死，在奥斯维辛被用毒气杀死。

在驱车前往沃尔姆家的路上，我打开汽车收音机，播放着一支歌，歌词说：“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刚刚到达一个地方，我又得急匆匆上路……”听着这支歌，我思绪万千。这支歌是斯特凡·苏尔克作的，他也是在上海出生的犹太人，歌词虽然简单，但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我怀着这样的心情，造访沃尔姆和其他许多人，与大家聚会叙谈。我们都属于“上海宝贝”。

我是在1994年夏天去慕尼黑参观犹太人博物馆时，偶然认识曼弗雷德·沃尔姆的。他也在参观博物馆，瞪大眼睛仔细看墙头展出的照片，其中一张拍着上海一所小学。他对站在身边的儿子说，那正是他当年念过书的学校。这张照片我很熟悉，1945和1946年两年，我就是在这所小学附设的幼稚园度过的。我立即与这位不相识的男士打招呼攀谈，当时我正要偕同专业制片人迪特里希·舒伯特去上海，那是母亲带着我于1946年冬告别上海回欧洲后，我第一次重返出生地观光。今天，这部介绍当年犹太人难民住地实况的影片已制作出来了，我登门造访沃尔姆，他对儿时在上海的经历仍记得清清楚楚。

曼弗雷德把我请进他的书房。我们喝着咖啡，他拿出保存的资料，给我看一篇1945年刊登在上海犹太人流亡者用德文出版的报纸上的，他为他舅父、乐队指挥莱奥·舍恩巴赫逝世而作的文章。舍恩巴赫原是德国萨勒河畔哈勒城剧院管弦乐队指挥，流亡上海期间，热心出面组织虹口地区欧洲犹太人难民开展文化活动，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书房墙上挂着主人曾祖父母的照片，曼弗雷德近年一直忙于研究自己的家史。他们一家饱经了动乱变迁，曾经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上海犹太人出身。曼弗雷德的父母亲是在乘同一艘船去上海流亡途中相互认识，到达上海后结婚的。曼弗雷德本人出生于1940年6月3日，比我年长两岁，跟父母住在虹口。1937年抵达上海的犹太人难民，从1943年起，统统被强令集中到虹口这个新划定的隔离区居住。有个年轻美国黑人曾经是父亲在哈勒老家时的房客，十分友好。打从流亡到上海后，这位黑人给他父亲每月汇寄5美元，作为贴补生活开支之用。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笔小小的援助便永远中断了。

难民们乘船出发时，都不知道要航行到什么地方去，没有做相应的准备。直到船要靠岸，他们才听说是到了上海。

抵达上海后，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流亡难民不得不想尽办法谋生。有的行医，有的开饭店或经商，都指望能开始过新的生活。但是，纳粹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仍不放过这些逃亡者，企图从相隔万里之外的德国支配他们的命运。奉希姆莱指示，当时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的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此人以“华沙屠夫”恶名被载入史册，遗臭万年）想方设法，要将这些流亡到上海的犹太人加以“最后解决”，即斩尽杀绝。上海犹太人隔离区是日本当局在德国政府施加压力下设置的。

日本投降后，隔离区被撤销，这些犹太人难民的境遇也得到了改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当中婴儿出生数字的变化看出来：1942至1945年4年中，婴儿出生人数分别为36、27、48和50个，而1946年已增至114个。

1947年7月25日，一艘名叫“马里恩·林克斯”号的美国人用于运兵的海轮来到上海，将650名德国和奥地利难民运回欧洲，其中便有沃尔姆一家。曼弗雷德当时7岁，在上海犹太人青年会学校念书。航行途中，他在海轮上生平第一次干起了买卖：收集空可乐瓶找人调换香烟。他们一家一路平安，终于回到了故乡萨勒河畔的哈勒。他回忆说：“父亲和母亲执意要回老家，这是很自然的。年纪越大，越是思念故土。”

曼弗雷德·沃尔姆先是在汽车厂学当钳工。后来他意外地申请到了奖学金，进了大学，念新闻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到一家报社工作，不久辞职去了慕尼黑，改行攻读法律，加入社会民主党，发起成立了德国以色列协会梅明根分会。后来他在梅明根地方法院当审判长，并任巴戈利亚州宪法法院领导成员。

据旅居上海犹太人协会秘书长拉尔夫·希尔施估计，在上海犹太人隔离区居住过的流亡难民中，今天存世的还有近3000人，他们多数是在上海出生的。那些出生在德国、逃亡去上海的犹太人，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今天仍健在的已越来越少了。他们住在以色列、美国和澳大利亚，当然也有一些留在德国。拉尔夫·希尔施本人从事市政建设工作，家住北德小镇策勒，经常去美国费城以及世界许多地方，致力于使幸存的当年上海犹太人难民相互保持联系。他想发动大伙出力，为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收集各种文献资料和实物纪念品。

我是在科隆附近圣奥古斯廷参观人种学博物馆举办的一次“犹太人在中国——从开封到上海展览会”上，认识拉尔夫·希尔施的。博物馆同时还展出达维德·路德维希·布洛克的木刻和水彩画，全都是布洛克1940年至1949年期间在上海创作的，由希尔施为其展出写了前言。

希尔施本人于1940年（当时10岁，在柏林刚念完三年级）随父母流亡到上海。他们一家属于走得最晚的一批流亡者——1940年以后，德国犹太人便再也没有出国流亡的机会了。希尔施现年67岁，还能清楚地记得出逃前父母的考虑。当时有3种可能的办法去上海：一是走陆路，经苏联和蒙古到中国；二是乘火车横贯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然后乘船经日本转往中国；三是全部走水路，乘海轮穿过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到中国。最后他们决定完全走水路。希尔施在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俗称嘉道理学校）念完中学，这所学校是上海有钱的犹太人办的，创办人嘉道理爵士是为数不多但十分富有的犹太人社团成员。

我在博物馆与希尔施一道，仔细观看展出的达维德·路德维希·布洛克所作的木刻和水彩画，对上海给予当年犹太人流亡者的影响有了更深入一步的认识。布洛克在上海潜心钻研，创作了近300幅木刻版画。这些作品生动真实地反映了17000名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流亡难民的生活。

马丽昂·舒伯特是上海光复后，1946年10月13日出生的。她父母的老家都在柏林。父母逃亡到上海后于1939年结婚。她的3个伯父叔父，她的外祖父母，也是多亏逃到上海，才免遭纳粹杀害。1949年，他们一起告别上海，取道美国去以色列。1953年10月，他们又离开以色列，仍旧回了老家德国。玛丽昂当时7岁，刚进小学念书，回到柏林后，不得不再一次从头开始适应新的环境。

马丽昂·舒伯特今天在以色列驻波恩大使馆当雇员。看来她对上海确实情有独钟，她经常翻阅父母珍藏的上海影集，父母和柏林的朋友打桥牌时没有一次不谈在上海的旧事。她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忘记我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人间的，曾经有过哪些经历”。

（黄媛根据彼得·劳克格鲁恩回忆录整理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