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第二次高考

高考的失利，特别是以这样一种有点儿冤枉的方式失利，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打击。这种打击，甚至比之前“出国梦”破灭还要巨大。然后就心想着，或许这就是命吧，命中注定我上不了大学。于是我就对父亲说：“既然这样，我就去参加工作算了。”

我参加高考那年，全国高校录取人数28万，高考报名人数259万，录取率不足11%。大学生真正无愧于“天之骄子”的称号。谁家出了一个大学生那可真是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的大事儿。那些年的大学生都喜欢把校徽别在衣领上，既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炫耀，走在路上，往来的行人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

至于那89%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是更多没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高中毕业直接工作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尤其是在1981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还没毕业，高中毕业生依然是参加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中学历最高的。

然而，对于我的这个想法，父亲坚决反对。在他的安排下，我重新回到了中学课堂，在延安中学复读一年。

在当时，复读并不是一件普遍的事情，高考失利后选择复读的学生远远少于现在。因此作为一个复读生，尤其是市重点中学的复读生，那种“寄人篱下”的压抑与苦闷，没有体会过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同在一个学校，人家是正式注册的在读生，而我只是“借读”的高复生，彼此间很多政策和待遇全然不同，不由得就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例如，每天早上，正式生是要下楼做早操的，而借读生是不用做早操的。看着人家都在操场列队出操，只有自己在教室里傻等着上课；学校会经常性地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包括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公益劳动、春秋游等，这些同样是与借读生无关的……这种特殊待遇让我内心深处产生了十分强烈的自卑情绪。

因此，在复读的一年里，我收敛了以往活泼、外向的性格，电影也不看了，广播也很少听，一切娱乐活动皆与我无关，每天只是闷头读书、做功课，和同学间的交流也很少，更不用说一起玩耍嬉戏了。

就这样，过了整整一年“苦行僧”般的生活，然后再一次参加高考。志愿依然和去年相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第二次高考的成绩还算不错，430分，超出二医大的最低分数线不少—这么看来，一年复读所受的苦也算是值得了。当然，因为有了去年的教训，即便成绩合格了我依然不敢懈怠。直到确认体检合格，正式录取，我心中的这块大石头才算是放下了。

历时两年，理科成绩不好的我可算是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期间虽然一波三折，起码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当然也会有人觉得，要是第一年运气好一些多考几分，也不至于会出现后面的波折了。然而于我而言，这一年复读的经历，恰恰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分水岭。

正是因为我复读了一年，直到1982年才考上大学，我才有机会以“大学五年级学生”的身份搭上上海电视台1987年举行的大学生主持人大赛的“末班车”，并从中脱颖而出，一步一步走上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岗位。

而倘若我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假如考进二医大，那么在1987年的时候，大学六年级的我肯定已经分配到医院去实习了；假如考进华纺，本科只需要读4年，那么1985年我就毕业工作了；假如进的是立信，专科只需要读3年，那么1984年我就要开始工作了。无论怎么选择，我都将注定与“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一工作无缘，深爱的译制片配音也早晚会被放弃。

都说戏剧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是人类生活的艺术化表现。我反倒觉得，有时候人的生活比戏剧更精彩，比戏剧更有戏剧性。当我最终站上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取得可喜成绩之时，回头再看看自己这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才会发现，之前的种种阻碍、磨难、坎坷与不幸，并不是命运之神对你的拒绝，而是为你将错误之门逐一锁上，指引你径直走向人生成功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