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促成两党破裂的国内外因素

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即所谓“党内合作”。采取这一形式是孙中山本人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共同意见。对于这一形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长期想不通，多次抵制，在勉强接受以后，又曾多次要求退出，只是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压力，“党内合作”才得以维持到1927年。“党内合作”，在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无异是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他们既担心共产党掌握国民党大权，“赤化”国民党；又对不时出现的来自共产党的批评感到恼火，更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党团”，发展共产党员感到疑虑不安。因此，从孙中山决定“容共”之日起，国民党内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容共”的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孙中山建言、上书，要求和共产党“分家”，各自独立。孙中山在世时，这一派被压制着；孙中山逝世后，这一派先是亮出自己的主义——戴季陶主义；继而形成自己的派别——西山会议派。

列宁最初在苏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20年代，改行“新经济政策”。与此相应，在中国推行的政策也具有稳健性。国民党一大提出的“节制资本”，既是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一贯思想，也和“新经济政策”若合符节。因此，孙中山曾高兴地宣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他的民生主义。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即着手改变列宁的既定路线，苏联的内外政策逐渐“左”倾。与此相应，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向强硬、激烈方向变化。从强调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共同革命，改变为警惕“同路人”变质，准备“分手”。1926年12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强的联盟——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做出选择：“是同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势力维持联合，还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的联盟。”布哈林在会上严厉批评中共害怕资产阶级反对，进行“土地革命”不力，迫使中共代表谭平山在会上做出检讨。此后，中共部分领导人力图紧跟共产国际的步伐，另一部分则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持消极和抵制态度。中共内部的“左”“右”倾斗争趋于激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找不到整合的意见和办法。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鼓励和支持中国“激烈派”的同时，列强则期待中国出现“温和派”。对于中国革命，列强自然是不喜欢的，部分极端分子甚至有过武装干涉的打算，但是，列强出兵又是极为审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列强希望革命营垒中出现“温和派”，推行其可以接受的政策。早在1926年1月，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J. W. R. Macleay）就提出：“我们最重要的方针是就此住手，静观其发展，以期中国即将来临的事件导致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削弱，更温和的党派在那里占优势。”同年4月27日，美国驻广州领事詹金斯（D. Jenkins）致函驻华公使马慕瑞（J. V. A MacMurry）说：“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如果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一旦获得完全统治，整个形势将大为改观。”在经过相当时期的观察、研究后，列强逐渐认为蒋介石就是这样的“温和派”。

1927年3月，蓝普森（M. W. Lampson）向英国政府报告说：蒋介石“现已显示出国民党温和派领袖的本色，看来他和他的朋友们终于走到挫败极端派及其俄国顾问的转折点”。同月下旬，南京发生大规模的排外事件，多处领事馆、外侨住宅、商店、教堂遭到抢劫，列强借此加紧压迫蒋介石采取行动，镇压激烈分子，维护秩序。30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受日本外务省指派，会晤蒋介石称，时机已到“千钧一发的重大关头，弥漫着某些细小事端都可以引起重大事件的危险性”。他要蒋介石“深刻考虑”上海的“治安问题”，蒋则答以“业已体察尊意，一定严加取缔”。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较充分的发展。以中国银行为例：1917年时，其私人股份为727.98万元，至1927年，增加到1500万元，增加率为100%;1917年时，其存款为14,869,500万元，1927年时，增加到33,049,700万元，增加率为122%。当年，中国已有57家新式银行，其中48家为中国资本的商业银行，共有资本8000万元，存款总额达3亿6000万元，其中80%集中于10家银行。银行业已如此，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可以想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苦于外资挤压和军阀压榨，希望国家统一和强大。在一段时期内，民族资产阶级对广东革命政府和北伐是持好感的。1926年，上海资本家王晓籁等人组织代表团访问广州，印象良好。但是，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对革命逐渐害怕起来。工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罢工，以及不断增长的提高工资的要求都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工人成立工会后，自己就失去了自由解聘员工的权利。北伐军攻下武汉后，天津《国闻周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的文章，中称：“蒋军之政治政策，固尚鲜明，而经济政策，极为暧昧。谓为赤化也，则广州尚未闻资本制度之铲除；谓为非赤化也，则广州咸传为劳工势力所支配。”该文要求蒋介石明白回答：“是否仿照赤俄，将以其旧政策为模范耶，抑以其新政策为模范耶？”“其以共产主义为主义乎？将以资本主义为主义乎？抑介二者之间别有新政策乎？”“在广州之劳工政策，将推行于长江流域乎？对香港之封锁政策，将采用于全国商埠乎？”该文称，中国连年战祸，民生困苦，实业生机，不绝如线，不能也不应该“赤化”。这篇文章可以看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一次公开呼吁。后来，武汉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左”的倾向也日益发展，资本家们迫切需要找寻蒋介石的庇护。1927年3月，蒋到上海后对虞洽卿表示，“抱维持资本家主张”，又对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称：“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于是，上海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们纷纷解囊，以换取蒋对工人运动的抑制。

虞洽卿（1867一1945），浙江镇海人，名和德，中国近代著名资本家。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抗战时期，他坚持抗日爱国，不当汉奸，日军占领租界后离沪赴渝，到大后方经营滇缅公路运输，支持抗战。1945年4月在重庆病逝。

继工人运动之后，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日益激烈。1926年11月，湖南全省75个县中，有3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入会农民l367727人；1927年4月，激增至63县，500余万人。农民运动的内容也从支持北伐军发展为揪斗“土豪劣绅”。对此，一部分人觉得“痛快”，视为革命的必要之举；一部分人觉得“过火”；一部分人则痛心疾首。当时，唐生智所部军队或在河南前线作战，或卫戍武汉。其军官中有不少人出身地主之家，他们的老子或亲属在家乡被斗，反共情绪因而日益强烈；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比较“温和”，张发奎的部队就在一段时期内“亲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