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科学 SCIENCE

大陆两端的船——古代东西方海战技术之异同

文 索何夫

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苏轼《前赤壁赋》

1.短兵相交：萌芽时代的战船

人类在阶级社会和财产私有制产生后便染上了一大“恶习”——有组织的战争，它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等同于新石器时代之后的人类文明史。有趣的是，同样历史悠久的还有另外一种人类行为——航海。与相对较晚出现的另一种战争工具、曾经称霸古代战场数千年之久的战车不同，战船的制造“门槛”要低得多：由于水体浮力的关系，船只相对于陆地交通工具更容易制造，而风帆和桨的发明也使得船迅速具有了实用性，而不需要等待挽畜的驯化。

更重要的是，在农业时代的初期，由于农业技术，尤其是复杂灌溉系统的建设和土地改造技术的不成熟，早期大型农业社会的聚落大多位于大河流域附近，这也为船只在军事上的应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主要是用于运载士兵和辎重进行机动）。从古城希拉康坡里斯废墟中发现的墓室壁画判断，早在公元前35—30世纪左右，处于前王朝与早王朝时代的埃及已经在尼罗河流域大量使用芦苇（以及一部分从亚洲，尤其是黎巴嫩进口的雪松与香柏等木材）建造最原始的军用船只，并将其用于运送人员和辅助战斗，而居于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以及生活在海上交通要冲的克里特人也在不久之后建立起了自己的海上舰队。而最迟到春秋战国时代，古中国也开始留下了大量关于水战的直接图像记录——当然，如果考虑到不算确切的传说记载（比如传说中，为少康所灭的寒浇“善水战”，而周昭王也是在率军沿汉水讨伐楚人时淹死的），船只在中国被应用于战争的时间应当更早。

由于文字记载不发达的缘故，对于萌芽时代的战船和相关战术，我们的了解相当有限，主要的了解渠道是少量船只残骸、模型，以及出土的壁画、器物画等。比如希拉康坡里斯和克里特的墓穴/建筑壁画，或者成都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上的图案。通过这些以图像信息为主的古老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在古代的东亚还是地中海—大西洋一带，最初的战船和海战形式都是相似的——这些早期的单层甲板船往往是由渔船或者商船简单改装而来，兼具一定承载能力与机动性的桨帆船，通常很少有专门的作战装备和防护设备。除了用投射武器互相攻击之外，大多数作战仍然是“在船上的陆战”：由并未经过多少专门训练的普通步兵用长杆武器相互攻击。由于早期战船的船体通常不大，跳帮战也并不常见。通常而言，战船都扮演着与荷马史诗中战车相似的角色——负责将战斗人员沿着海岸或者河道送往目的地的“战地出租车”。

当然，随着战争技术的日益发展，尤其是大河流域文明对河流控制权，以及沿海文明对海洋控制权争夺的升级，这种“古色古香”的原始海战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亚欧大陆两端的战舰的形态也随之开始分道扬镳。

2.看不见的差异：船底的那些事

如果将一艘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西汉战船和一艘同时代的罗马共和国战船并排停泊，任何人都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西汉的战船尺寸通常要远小于罗马共和国战船的平均值。这些吃水浅、船头扁平的西汉船只大多数以划桨为主要动力，不会像地中海战船那样装备可以按照情况不同竖起或者放下的活动桅杆；船只甲板上的建筑物也会更加封闭，以此抵御在东亚的海战中更常见的轻型投射武器（比如说早期的弩），而在中小型汉代战船的船尾通常会设有一支硕大的“橹”——这是一种地中海地区见不到的、形似鱼尾的船只推进设备。

总而言之，二者的差异非常明显，肉眼即可区分。

但是，对于真正熟悉船舶发展史的人而言，这些“看得到的”、位于水线上方的差异其实都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真正关键的部位位于你“看不到”的地方：如果将两艘战船翻过来，那就不难发现，二者的船底形制完全不同——在地中海上游弋的战舰往往在船底的中心部位有着一根巨大的木质结构，即所谓的“龙骨”（通常用高大粗壮、耐腐蚀和虫蛀的黎巴嫩雪松，或者来自阿卡迪亚与色萨利的橡木这类材料制成）。而因为龙骨的存在，西方战船会形成一个类似三角形、（相对而言）上宽下尖的横剖面，船只的首尾部分也会显得较尖较窄，存在着船首柱这类的结构；与之相反的是，古代中国战船（以及随后的韩国、日本战船）的剖面往往更接近于梯形，在战船的底部是一层由木板互相拼接重叠而成的、平坦的底部甲板，与两侧船壳共同夹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近似梯形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三板船”构造（现代汉语里的“舢板”就是这么来的）。

虽然乍一看去，这样的差别似乎不算什么。但事实上，正是大陆两端航海环境的差异导致了这种尖底与平底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进一步加剧了两类船只在使用方法与使用地域上的演变：具有龙骨结构的船舰在开阔海面上的适航能力强，结构更加坚固，对于需要在地中海、黑海甚至大西洋上扩张作战的希腊人与罗马人而言非常合适；

而吃水浅的平底三板船在缺乏深水、暗礁和浅滩密布的内河与近海地带则相对便于操作、不易搁浅。这恰好适应了古代东亚的特点：虽然东亚国家也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但绝大多数人口并不像地中海文明圈那样聚居于海边、并高度依赖海上贸易和航速殖民，而是聚居于大河流域附近的可耕地上（就算是岛国日本，其农业人口大多也聚居在各条河流周边），在近海与河湖中行动的需求也远远超出了远洋作战的需要。

当然，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点差异似乎并不太大——古代东亚在理论上也能造出排水量很大的船只，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远航，而地中海文明圈的舰船当然也能在河流与河口水域执行作战任务（典型例子：埃及新王朝的海军在尼罗河三角洲对抗“海上民族”入侵）。但事实上，最迟不晚于希腊古典时代或中国战国时期，东西方的舰船作战方式已经因为这一基础形制的差异产生了根本性的区别，最终演化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斗与战术风格。

3.速度与激情——冲角战术

众所周知，作为人类哲学体系摇篮的雅典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工商业城邦。它繁盛的基础是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对外殖民，这意味着，雅典必须通过贸易（外加银矿）收入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巴尔干半岛的曲折海岸线和爱琴海上密布的成百上千岛屿也意味着，在大多数时候，海军的价值要远高于陆军——尤其是在应对来自亚洲的入侵时。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希腊联军扭转局势的关键一战正是萨拉米斯海战——若非波斯海军的崩溃导致波斯人无法维持安全的海上补给线，甚至连赫勒斯滂的浮桥都陷入了随时可能被摧毁的局面，薛西斯显然不可能从欧洲撤走他的主力军，让希腊人夺回巴尔干半岛的土地。

作为扭转了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关键战役，萨拉米斯战役本质上是一场地中海文明圈的内部较量。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核心虽然位于印度洋沿岸的法尔斯，但它的庞大舰队却有着浓厚的西方海军风格，是在征服了埃及第二十六王朝，以及腓尼基、小亚细亚和爱奥尼亚的城邦（其中包括一些希腊城邦，如米利都）后建造起来的。但尽管如此，与更加“正牌”的希腊人相比，波斯人仍然显得要“东方”一些——除了爱奥尼亚附庸和僭主的部分舰艇，大多数波斯战舰都有着比希腊战舰更宽大的船体与甲板，容纳了大量以复合弓为主要武器的轻步兵，在战斗中大量投射弓箭和标枪之类远距离武器杀伤对手；而作为对比，他们的对手希腊海军则只搭载数量有限的重装步兵，船体更窄、速度也更快。

在萨拉米斯，这种差别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希腊人的以少胜多：面对一字排开的波斯舰队，希腊联军中的雅典和科林斯舰队在贴近两岸的位置上组成了攻击箭头，并从波斯舰队阵型的两翼执行了长距离加速冲刺与果敢的突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希腊联军的冲撞攻击就摧毁和重创了上百艘波斯战舰，并彻底打乱了后者的阵形，迫使对方在无序的溃退中陷入瓦解和崩溃。许多波斯战舰因此而被放弃，或者因为遭到孤立被包围，在接下来的接舷战中被更加善于短兵相接的希腊重步兵夺取——总而言之，在整场战役中，希腊人所熟悉的冲撞战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一战术在地中海行得通的关键，正在于船只结构的差异。

由于地中海文明圈的舰艇早早使用了龙骨，因此其可以建造相对适合高速航海的V型破浪底，更重要的是，因为龙骨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船体结构的纵向强度，使得撞角这一前现代反舰作战利器的存在成为可能——在古典时代，坚固的青铜撞角动辄有着上百公斤的庞大质量，而划桨手众多，船体较窄的地中海战舰则可以提供很高的速度。在多种有利因素叠加（海流合适，顺风等等）的情况下，希腊战舰在发起冲撞作战时的冲刺速度可以达到十节乃至更高。虽然在许多远洋船只都能跑出三四十节的现在，这种速度似乎是不值一提的，但它确实是人类的二头肌和三头肌能够提供的极限。在两千年前的地中海上，在合适的风向下，一艘被大量训练有素的强壮桨手推动着的大型希腊/罗马战舰，事实上就是一座以人肉推动的巨型攻城锤。如果能够成功地冲撞上目标结构强度相对薄弱的侧翼，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穿透比自身更大的敌舰的船壳，造成致命的创口。

相较之下，虽然古代东方也存在着“艨艟”这种被认为可能采取冲击战术的大型战舰，但由于缺乏龙骨结构、船体强度低下，速度普遍不快，因此东方战船普遍不存在冲角这一重要武备，“艨艟”在实战中（比如吴国与魏国的几次沿长江进行的冲突）大多依靠本身的吨位优势撞击对方的轻型船只——比如以牛皮制成的“油船”或者临时赶造的木筏，更接近于碾压而非冲击。

顺带一提：虽然在中世纪之后，冲撞战术随着桨帆船的消失而一度退出过历史，但在蒸汽铁甲舰时代，由于战舰动能和操作性的提高，撞角在许多巡洋舰和装甲舰上又得到了短暂的复苏。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意大利—奥匈帝国的海战中，都有蒸汽动力军舰在瞬时加速下实施加速冲撞取得战果的例子。只不过，随着鱼雷和更加先进的大口径火炮的出现，这一战术很快便再度落伍，而撞角作为一种海战兵器也在19—20世纪之交彻底消失了。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排出的舰首对敌式横阵（便于实施冲撞战术）被抢占T字横头的联合舰队的速射炮火力轻易击溃，以及“致远”号完全失败的冲撞攻击尝试，都宣告了这一来自古老地中海的战术彻底落幕。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4.楼船夜雪瓜洲渡——古代东方的“水上要塞”攻略

由于缺乏远洋航行能力与机动性，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的古代东亚战舰逐渐开始向四平八稳的形态发展，并越来越多地使用投射武器作为主要攻击手段。而这一演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古代东亚战舰，尤其是大型战舰开始牺牲机动力乃至适航性，同时建立起了越来越高的堡垒式上层建筑——这便是“楼船”的由来。

当然，在大型化之后，地中海文明的战舰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层建筑。比如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海战中，安东尼/克丽奥帕特拉的埃及舰队里就有很多六列桨甚至更大的庞然大物。这些托勒密王朝的海上巨兽往往在船首和船尾建立起带有女墙和雉堞的塔楼，并配置一定数量的弓箭手甚至固定式弩炮和投石机，作为那个时代的“舰炮”使用，但它们的主要作战手段仍然是搭载的海军重步兵作战，以及冲撞。而作战实践也表明，在地中海文明圈，这类大舰的性价比并不算高——在决定性的亚克兴角海战中，因为对屋大维舰队突击时与其他舰艇脱节，克丽奥帕特拉麾下的许多大型战舰最终被包围，遭到对方步兵跳帮夺取，或者遭到冲撞后瘫痪，而它们的投射火力最终也落入敌手。相较之下，由于没有冲撞战术威胁，且高度依赖投射武器，这一时代的东方主力舰的外形进入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模式。在汉代，中国便已经设立了“楼船将军”官号，并大量使用这种重型战船执行军事行动。许多大型楼船的上层建筑甚至可以高达三四层，能够容纳数十乃至上百名士兵用投射武器和燃烧武器对外攻击——对于这种战斗方式而言，高度所带来的视野、对投射武器射程的提升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城楼状的坚固上层建筑也能够为缺乏西方舰载步兵那样的重型装甲的亚洲士兵提供必要的防护。甚至在早期身管火器出现后，楼船也并未立即过时，甚至还有一些进行了防护能力升级——在安土桃山时代，日本的“安宅船”就出现了在天守阁外侧安装铁板抵御纵火的做法，而朝鲜人的龟船更是把这种强化防御做到了极致。

由于楼船的外形让攀登变得困难，因此东方的海战战术相对不那么强调用精锐的舰载步兵实施跳帮，罗马共和国后期大放异彩的“乌鸦船”在东亚始终未曾出现。相反，为了在缺乏冲撞战术的前提下击沉重型舰只，火攻成为了一个极为诱人的选择：从赤壁之战开始，装满易燃物、顺流而下的火攻船就频频出现在中国的主要河道、尤其是长江之中，并一次又一次对巨大的楼船和艨艟构成致命威胁。由于东方式重型战舰的使用方式之一正是“结舟为垒”、将舰队组成水上要塞以实施要地防御，火攻更是屡屡得手。不过，正如源自地中海地区的撞角一样，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火攻船也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在1841—1842年的战争中，清军曾在珠江和浙江沿海多次用火攻船袭击英国皇家海军，但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除了烧毁民宅若干间外并无任何可确认战果——毕竟，在风帆战舰的敏捷度和操纵性大幅提升后，指望火光熊熊、无人操作的小艇能够撞上目标，无异于天方夜谭。

除了释放火攻船外，直接用装载在战舰上的燃烧武器打击对手自然也是一种选项——由于没有拜占庭的“希腊火”这样的喷射式燃烧武器，东方海军的燃烧武器一部分是用弓弩发射的特制燃烧箭，另一部分则是直接用手炮制的火球、火砖、火罐等原始燃烧弹，甚至连海军技术发展缓慢的古典日本，也演化出了“炮烙玉”这类投掷燃烧武器。不过，由于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加以防御（比如宋朝海军就会在战船外侧涂抹湿泥以防范火攻，而灭火用的早期手动水泵也在10世纪左右便出现在了船上），这类火攻很少能像撞角那样简单粗暴地迅速击毁敌舰。于是，在古中国，另一种极具“本土特色”的反舰武器——拍竿——被发明了出来，用于直接对敌舰进行结构性破坏。

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拍竿在古中国的各种战船上累计使用了近千年，但它的知名度仍然很低。这种武器事实上是一种依靠杠杆原理制造出的大型打击兵器，外形有些像是原始的吊车或者跷跷板，主体是一段长而坚韧的木材，两头往往会装上配重物，以增加打击时的动能。在使用时，装备拍竿的战舰必须与敌舰接近、然后并行行驶，操作者们趁势将拍竿抬起后迅速放下，用装载在拍竿另一头的重物打击对方船舰。虽然也有一定威力，但拍竿所打击的位置集中于敌舰的甲板和上层建筑，无法对水线以下造成有效破坏，因此很难像撞角那样真正击沉目标，其主要战术用途仍然是摧毁敌舰上用于容纳弓弩手和投射兵器的上层建筑，以此达到削弱对方战斗能力的目的。

作为内河与沿岸水上要塞发展起来的楼船，原本就是船只航海能力不足间接催生的产物，而它们以强化上层建筑和投射武器为主要方向的持续发展却又进一步导致了航海能力的弱化。公元3世纪初，孙权曾经造过一艘名叫“长安”的大型楼船，结果在出海后不久就翻覆沉没了，因为风暴导致长江上的楼船船队翻沉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从权威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的楼船插图，不难看出，到10—11世纪时，那些发展到了“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出现了重度“头重脚轻”症状的楼船甚至已经不怎么使用风帆动力，而是完全依赖船桨和橹驱动。但即便如此，这些笨重的水上大象们仍然活动不便、重心奇高，在高海况状态下连稳定航行也做不到，因此连《武经总要》的作者也承认“如遇暴风，则人力不能制，不甚便于用”，对于其远洋作战能力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这种缺乏远洋战船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南宋，直到中国通过与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贸易引入了龙骨技术，建造出并非平底的白鹞、黄鹘这类快速战船后才有所改善，但饶是如此，东亚船只的出海难问题仍然未曾解决——元禄之役中蒙古舰队之所以轻易被暴风摧毁殆尽，也和船只适航性、抗浪性低下不无关系。

5.“轮船”和三角帆——历史的阴差阳错

公元1842年，英国皇家海军的远征舰队在长江吴淞口击毁了一支隶属于清朝江苏水师的船队。这场战斗本身并无什么特殊之处，但英国人注意到，被击沉的清军船只中，居然有不少是依靠人力推动的明轮推进的——这一事实让他们着实感到不解。

在当时以及后来留下的记录中，这些“特立独行”的清军船只被称为“仿制轮船”（Reproducted Wheel-ship），顾名思义，它们被认为是清军的造船技术人员在观察到英国人的蒸汽动力轮船后进行的拙劣模仿。由于对技术史了解不足，大量中国历史学者也持此说。但事实上，虽然这些被击沉的“轮船”确实是在战争中临时赶制的，而它们的明轮结构也的确很像是早期的明轮蒸汽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某种仿制品——事实上，这类“轮船”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之久，是货真价实的本土产物。

一般认为，早期的明轮结构很可能来自于中国南方的水车，并在自然环境复杂的内河中被第一次搬上了船。由于东亚战船的使用范围被高度限制于近海与河湖地段，更适合在开阔水面使用的长桨在狭小的港汊中往往会显得碍手碍脚，并不好使，相反，更加紧凑的明轮相对没有这个问题（但仍然可能被水草缠住）。除此之外，比起需要进行协调训练、对臂力要求较高的桨手，用脚踩踏的明轮机关也更容易由临时招募的无经验人员操纵。而在某些大型明轮船中，牲畜也可以被用于牵引明轮——在第一次见到英国人的火轮船时，清朝官员就非常确信，这些巨大的明轮是由牛牵引的。

虽然在蒸汽机发明之前，只能依靠人力驱动的明轮船的航行速度并不快，但已经足以超过大多数设计不良的划桨战船——尤其是那些有着笨重上层建筑的大家伙了。在完颜亮南侵的采石之战中，宋军就曾经派出人力明轮船在长江上巡行，“来往如飞”，让只有划桨推动的三板船的金军大为吃亏。而由这些战船发射的弩炮也有效地对渡江的金军构成了威胁，并导致了金军的战斗意志崩溃和最后的兵变发生。而在更早的时候，洞庭湖的钟相、杨么起义军也使用了许多原始的人力明轮船在洞庭湖一带进行机动作战。事实上，早期的现代明轮船反倒很可能借鉴了人力明轮船的设计方式。

另一种跨地区借鉴的动力技术是三角帆——无论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抑或是古中国，船只上都只有横向的方形帆，而三角技术最初来自于在印度洋上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在9—10世纪，随着欧洲、中国与阿拉伯商人的接触，三角帆技术开始逐渐流出。只不过，在东西方，这一技术的发展前景却截然相反：随着14世纪后的航海业大发展，西方迅速将可以逆风航行、操纵性更强的三角帆普及开来，随即大量应用于海军，尤其是轻型战舰（比如皇家海军中的最低级战舰Sloop）更是完全以三角帆为主，极为灵活。而古中国虽然在同一时代也接触到了这一技术，但明清时代的海禁和收缩内卷政策导致了造船业的停滞，而三角帆也一直未能沿用开来。甚至直到清代中叶，中国沿海的武装舰艇中，也只有一些被称为“快蟹”的武装走私船使用了三角帆技术，而福船、沙船等水师主力舰仍然挂着笨拙的横向方帆，经常被走私犯和海盗们耍得团团转。

究其实质，东西方古代海军发展中的差异，其实是由经济条件所导致的不同文明发展路径差异的结果，而并非偶然的技术发展路径不同的积累。而这一不同又直接源自看似极为相似的地理环境上的微小差异：虽然东亚与地中海周边地区都有着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但东亚有着规模更大的、适宜大规模农耕的大河流域，而日本列岛的规模也足够大、以至于更容易催生出一个内卷化的农业社会，而非克里特腓尼基文明那样的以航海为主的外向型商业体系。这样的经济模式最终左右了造船业的发展方向，并导致了东西方的船只形制、以及海军海战模式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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