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思维与认知

（一）两种文化对世界的认知不同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近代以前，由于国力强盛，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强烈的“中央观念”，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也”，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周边“蛮夷”，形成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心理定势。中国与周边国家不是对等的国与国外交关系，而是宗藩关系。中国以宗主国、天朝上国自居，中国周边的各小国如朝鲜、琉球、安南、暹罗、苏禄等定期向中国朝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各藩国都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和政治制度，中国并不干预其内政。早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遵照明朝万历皇帝的吩咐，于1602年绘制了一张《坤舆万国全图》大地图，特意将中国绘在世界地图的中央。《坤舆万国全图》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

工业文明与商业文化紧密相连，商业文化很少有中央观念，只要有利润，有市场，就可以四处拓展，他们的主流文化处于一种动态和开放的状况。这种文化，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学者相信地球是圆的，可是没有人去证实。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人类证明了地球是圆形的说法，在地理学和航海史上产生了一场革命。麦哲伦的航行也证明了地球表面大部分地区不是陆地，而是海洋，世界各地的海洋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一个统一的完整水域。

由于盲目自大，视野狭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有很大的局限性。医学上，我们认为中医是世界上最完美、最优秀的医学，我们的祖先已经打下了基础，建好了大厦，不容一点质疑，不能半点改变，只需不断完善。固步自封，惰性十足的心态，使我们错过了及时吸收外来优秀医学文化，获得长足发展的契机。

（二）两种文化对自然的态度不同

农业文明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农耕生活要求天时地利，顺应自然规律，在此前提下发挥人的有限作用，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才得以生存并繁衍。人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中，人的心灵与自然万物的生命精神互相交融、互相滋养。因此，人类必须保护大自然的原生状态。中华文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没有向外的需求，具有和平主义精神，不仅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倡导人与人、国与国间的和谐。

中国文化的各家各派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也大加提倡。儒家提倡仁民爱物，道家提倡自然无为，佛家提倡不杀生。道家将自然界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天地，采取了顺应自然的行为方式。道家思想在中医治疗理论、方法等许多方面都得以体现。如中药治病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要求顺应自然，诊断病情凭医生的感觉，治疗用的是草药，甚至可以与疾病和平共处等。

此外，农业文明中有“敬畏天地”的意识。对农业文明而言，无论怎样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环境，都收效甚微。因此，人们对发明或使用工具的重视程度不高，而把重点放在如何顺应和祈求自然方面。

在西方工业文明中，强调提高技能和改进工具，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类可以按自己的要求去改变自然系统，营造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与农业文明崇尚和谐不同，西方工业文明崇尚冲突和竞争，对外具有强烈的扩张欲，因为商业资本需要市场，需要资源。医学上，西方没有与疾病和平共处的观念，只要求彻底杀死病菌，治好疾病。

（三）两种文化对人们性格的塑造不同

农耕民族在无力与自然抗衡的状态下，降低了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欲望，“无为”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老子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塞住欲念的孔穴，闭起欲念的门径，终身都不会有烦扰之事。如果打开欲念的孔穴，就会增添纷杂的事件，终身都不可救治。因此他反对认识自然，探索客观世界。道家思想是《内经》的主要源头之一，道家的态度和方法对中医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使中医缺少了那种勇于创新、突破自我的决心和果断。

农耕的稳定性还使人们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人们习惯于在一个地方生存，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任何一次出门远行都会被极其重视，更不用说迁都之类的重大事件了。另一个重要的心理文化特质是求安稳，反对冒险，对新鲜事物接受缓慢甚至排斥，中庸不仅仅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是没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只不过有的创新在刚开始萌芽时就惨遭扼杀。

商业追求的是利润，要得到和扩大利益，全靠自己的智慧、力量和胆识，只有勇敢者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最后生存下来，而胆小、懦弱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商业活动造就了探索和冒险精神。医学上，西医呈现出开放状态，任何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只要有利于发展，就会被兼容并包，不惧怕创新会动摇原有大厦的基础。创新和冒险给西方医学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商业的高度发达使得财富剧增。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人们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更多的事情。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时经济相当发达，人们通过航海和战争获得了大量财富。战争也提供了大量的奴隶，公元4世纪后半期，雅典约有40万人，其中奴隶占了一半。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使人们有条件去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哲学思想、历史、建筑、科学、文学、戏剧、雕塑、医学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四）两种文化的“义”“利”观不同

西方商业的繁荣使得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首次明确用功利主义解释财富：“凡是有利的东西就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认为，人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各种才能，而这必须有闲暇时间和足够的财富才能保证。西方最早的法典《汉谟拉比大法典》中就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到了15世纪，西欧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起来，重商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一切经济活动和国家政策都是为了攫取金银，增加财富。财富除了带给人们良好的生活，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可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幸福，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膜拜造成了利益至上义利观。商业赢利的原则使西方在“义”“利”之间，更重“利”，这看起来虽然丑恶，但是却是一种强有力的激励因素，推动着整个西方社会，包括医学在内的发展。

小农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对义与利又是另一种观念。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他认为，为维护正义，士人君子应当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朱熹沿袭孔孟的思想，主张重义轻利，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要求人们将“义”放在第一位，批评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中国古代的社会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标准，而“义”是其中心。在中国社会，国家推崇的是大一统，人与自然关系中推尚的是“天人合一”，这要求群体关系的和谐性，而且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特点虽对伦理道德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却对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形成了一种桎梏。如在医学上，我们强调医德的高尚，使得医疗实践仅仅满足于一种道德上的无形需求，而缺乏功利方面实实在在的激励。

（五）两种文化体证与认知不同

中华农耕文明是在自然的状态中生存，我们更多的是受自然的制约，与西方文明相比，缺少了改造世界的使命。在农耕生活和血缘宗族的关系中，更多是强调自我内心的反省，如“去蔽”“克己”“省察”等。老子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庄子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孔孟主张“克己复礼”。人们依照习俗、经验、传统，凭感情、良知、感觉去行事做人，无须开动脑筋去认识自然，对自然做出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当然也更无须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改造自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形而上学”，“重天理人伦而轻物器之性”，把探讨的重点放在政治伦理道德上，应用科学技术的发明则被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中医学界则表现出重神轻形的价值取向。中医的藏象学说、气血津液、经络学说等一整套理论、概念并不要求从形态结构和物质实体类给予证明，导致中医的思维方法倾向于直觉、顿悟等，表现出浓厚的思辨色彩。由于不重视对微观机制和形态结构的研究分析，中医学在解剖形态方面发展缓慢。

在商业活动中，人们要开拓，要创新，要改造自然，首先必须认识自然。人们不能仅仅凭着以往的经验对物质的客体进行认知，必须根据客观事实，开动脑筋进行思考，发明仪器进行深入的探究，这培养了人们的认识习惯，提高了人们的认知能力。希腊人认为：古往今来的一切哲理探究均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和好奇，都是满足人自身愿望的一类行为。这种观念也使得医学家们意识到唯有熟知人体内部构造，熟知人体生命规律才能从事医疗活动，使西方的解剖学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