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传师授博取诸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余瀛鳌

【医家简介】 余瀛鳌（1933—　），江苏阜宁人，世医家庭出身，师承于父亲余无言先生和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全国古籍领导小组成员。从事中医科研及临床工作六十余年，重视临床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审查医著60余种，编纂医著约30种，主编大型医著如《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中医大辞典》等，已刊行较有代表性的医著有《历代中医名著精华丛书》、《中国传统医学大系》、《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中医文献词典》、《中医古籍新点新校新参考系列》、《新安医籍丛刊》、《现代名中医类案选》（有日译本）、《中医古籍珍本提要》、《宋以前医方选》、《中华文化通志·医药学志》等医籍，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1961年主办内蒙古包头市西学中班教学，从1978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后又陆续指导博士、博士后，共指导培养研究生30名。现为“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已培养博士后人员3名。并在全国性文献研究班（共2期）担任临床文献研究方面授课老师。2013年被评为“首都国医名师”，临床精于中医内科，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研究通治效方，尤长于治疗肝病、肾病、心脑血管病、泌尿生殖系疾病、糖尿病、癫痫等多种疑难病证。

世医家学　师授要领

我出生于一个世医家庭，先父无言公告曰：余氏先祖约在清代早期由安徽歙县迁至江苏阜宁县，比较明确的是先曾祖赞襄公业医于道光至光绪中期，诊务繁重，是阜宁县的名医，惜无医著存世。先祖父奉仙公（1860—1939）受教于先曾祖，熟读经典，旁及历代名著，早年即悬壶问世，诊治富于胆识，经方、时方择善而从，于伤寒、温病、疫病及内妇诸科疑难杂症多所致意，效验卓著，中壮年时即已名播千里，是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另两位是淮安张子平和兴化赵海仙）。40岁前后曾一度在南京行医，后因诊治逊清湖南记名提督董宝泉重症伤寒获效，受聘于提督府，为五品顶戴，主持诊疗并佐治戎机。回阜宁后，因该县与邻近诸县（包括宿迁、涟水、泗阳等）均有疫病流行，求诊者户限为穿，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使得先祖父在诊治疫病方面学验宏富、卓有心得。这在他晚年所撰《医方经验汇编》中，有充分的载述。该书所记述之疫病治验，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部分医案在上海《医界春秋》杂志连载，《医方经验汇编》全书则由先父余无言予以整理、刊行。先祖父对于疫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堪称是近代诊治疫病和伤寒温病卓有贡献的名家之一。奉仙公除精于诊疗外，复擅长书法、诗词吟咏，所撰《无聊斋诗集》，已大半散佚不传，但诗集中的名句，如“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作为他本人业医、为人的座右铭，为道中人所传颂、赞誉，也直接影响了我辈人的业医、处世、为人，他晚年给先父的信中说，“《医方经验汇编》中之医案，只不过是治验中的十分之二三而已”。

先祖父奉仙公生有二男，大伯不学医，先父无言公（1900—1963）作为先祖父的次男，原名余愚，字择明，别署不平。年少时即受教于先祖父，攻习经典医籍，选读各家名著，术业精进。1918年开始应诊，鉴于当时西医学东渐，并受时贤张锡纯的影响，于1920年去上海先后向俞凤宾博士和德医维都富尔学习西医内外科，1926年回家乡益林镇开办医院。1929年二次赴沪定居，先后与《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先生合办诊所，并与之共同创办《世界医报》。在当时汪伪政府采取限制、消灭中医政策的形势下，他站在保卫中医的立场上，为维护中医合法权益，推进中医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4年应聘任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在20世纪30～40年代十余年中，先父又是中医教育战线的一名辛勤工作者，他先后执教于上海的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苏州国医研究院等，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和外科等课程。1937年先父与张赞臣先生创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请陈无咎任校长，丁福保先生、张伯熙先生为副校长，他与时逸人先生掌教务。在执教中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呕心沥血，所著医籍颇多，其中以《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等尤为著名。在临证中，他先后带教的生徒较多。新中国成立后，先父看到党的中医政策得到落实甚为欣慰。1954年，他出席了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向大会秘书处提出改进中医工作提案四则。1956年春，受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之聘，他赴京工作，与于济道先生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工作，室内有陈苏生、谢仲墨、耿鉴庭等中医名家。先父并受卫生部委托为首届“西学中”研究班主讲部分课程。1958年被调往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参加部分临床、教学工作及高干保健会诊，于1963年因脑溢血病故。

作为世医家庭出身的我，当然受到先辈们的一些影响。由于先父早年赴沪开业，我出生在上海，住家和诊所同在一处。我父亲的住处是一幢新楼，诊室比较宽敞，室内有几个书柜，其中有一个木质大书柜，书柜上题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好古不求秦汉后；下联是：知医当在和缓 间。这实际上是标明了先父为医治学的渊薮，也就是说先父的治学重视早期的经典医籍打基础，为医诊病，崇尚古朴醇厚的医风。此副对联，我在小学、中学、大学阶段，每天都要看到，我排行偏小，上有三个姐姐，两个兄长，其中二姐（毕业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和大哥都是学中医的，但他们早年回故乡行医。我高中毕业是在新中国建立初，当时没有中医高等院校，先父建议我先学西医，取得正规学历，以后有机会再学中医。1955年，我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内科工作。是年冬，卫生部委托中医研究院主办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我遂报名参读，为期两年半，于1958年5月结业。在学习期间，即1956年，先父让我拜秦师伯未先生门下（当时秦师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我接触中医诊疗最早是在高中时候，当时全国尚未解放，每逢暑期休假期间，我便坐在师兄旁协助为先父抄方，获悉了一些病名、药名。在西学中研究班学习期间，我有机会受教于全国诸多来京执教的名医。但对我学术、诊疗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两位，即先父与先师伯未先生，他们二老长期在上海临诊，先父以经方驰名，先师则多以时方鸣世，他们各有所长，对我多强调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1958年我被分配在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工作，由于我偏爱中医临床文献，伯未先生认为，我在中医研究院工作，图书馆馆藏资源优越且丰富，遂向我们研究室主任建议，“应该让余瀛鳌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诊疗”，故我从1958年冬季开始，每周抽两个半天在广安门医院门诊部从事中医门诊工作。以后我在数十年中一直是文献研究与临床诊疗相结合。同时秦老出门诊，或外出会诊，我亦随从侍诊，先生有问必答。

在学术方面，我也深受父、师教诲，由于先父较早病逝，我受秦师的影响更大。秦师指出，学问的增长，学术经验的丰富，主要靠“学习、钻研、积累、探索”这八个字。他说：“一个临床医生不加强学习是十分可惜的，当医生和其他学科不一样，有的在相当年轻时就在学术与临床方面取得了成就，成为名医；有的当了一辈子医生，经治的病人也很多，但效验就是提不高，学术上也缺乏长进，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重视学习不够，基础没有打好，不具备勤奋学习的基础，也就谈不上钻研。有些医生平时也比较注意学习，甚至从古书中抄录大量的资料，也就是说他注意到学术的积累，但由于缺乏探索精神，没有掌握临床中如何将这些学术资料加以分析鉴别和应用，也就难以取得更多的收获……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打好中医理论基础，即学好《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还要加强文学和医古文方面的修养。因此这个基础就必须打得比较深广，应有计划、持之以恒进行艰苦的学习，钻研其义理所在。如果让提一个较高的要求，就是要学得深透一些，这样你再学习晋唐以降的各家著述，就会感到源流清晰，易学易用。”秦师在治学方面所强调的这八个字，对我数十年来的科研、医疗、教学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学术方面，秦师精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研究，过去有多种《内经》类的编著，故在上海有“秦内经”之称。值得纪念的是，秦师在1929年出版《内经类证》，当他获悉我主要从事中医临床文献后，建议我将《内经类证》予以重订。他让我在阅习《内经》全文的基础上，将书中有关病证的阐述摘录在卡片上，并注明篇章出处（原著中病证条目未标明篇章）。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共摘录了一千多张卡片，将《内经类证》予以重订，全书分44个病类，311种病候，每类病证均写一篇按语，使《内经》中的病证能进一步“提纲挈领，揭示线索”，这是我们师生合作编撰的《内经》类著作，署名为：秦伯未原编，余瀛鳌重订。1962年4月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刊行问世。秦师这种对于经典著作的启发性研究思路，使我在此后50余年的临床文献学习、工作和研究中受益匪浅。

教学相长利人利己

我是“西学中”的成员，中医药受教主要是在1955～1965年。在首届“西学中”班得以聆听国内众多名医的精辟讲学，又因为是世医家庭，我先后又受到先父余无言和先师秦伯未先生较多的教诲，因此获益良多。1958年我在“西学中”班结业后，分配至中医研究院的编审室（后来改名为文献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编写或审阅、修改中医药方面的论文和书稿，并在广安门医院每周出两次门诊。1960年卫生部组织医疗队，让我院派一批医生去内蒙古包头市从事援助医疗工作。当时我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钢铁职工医院门诊和病房工作。这一年主要是医疗任务。次年春，我再次来到包头，并和卫生部中医司的路志正医师共同主办了一个西医学习中医进修班，全班约有40余名当地的西医参加学习。而担任教学任务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每人一天教学，一天带临床实习。包头市的领导安排我们俩在包钢专家招待所居住，这个“西学中”进修班的时间比较短（约9个月），要求我们择要的讲解中医药的主课。当时的路志正先生40岁左右，我还不足30岁，而学员们的年龄从20多岁到30多岁的都有。进修班的学员在这大半年中，既要学理论，还要跟着我们看门诊，我们确实是非常忙碌。晚上还要紧张备课，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难得的教学锻炼机会，这也是我担任教学的开始。返京以后，教学工作暂停，紧接着“文革”动乱，大家的工作都受到了影响。到了1978年，中医研究院成立了研究生部，班上王大鹏研究生愿意攻读中医文献专业。他在研究生班学习必读课后，经该班副主任方药中教授与我联系，由我和马继兴教授共同培养，而我二人分工明确，马老主讲的是基础文献，我主讲的是临床文献。这是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第一次培养文献专业研究生。在1979年我们又招收了3名，此后我先后陆续招收培养过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30名。所攻读和培养方向均是临床文献专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首次举办的全国性的中医文献研究班，名为“中医古典医籍进修高级班”。学员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文献专业人员，师资除我院、我所（王雪苔、程莘农、王伯岳、路志正、马继兴、余瀛鳌、李经纬、蔡景峰、马堪温、于文忠、赵璞珊、王致谱等）专家外，并邀请了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王绵之、程士德、赵绍琴、刘渡舟、周笃文、钱超尘等）专家担任教学，为期一年半，学员加上旁听的研究人员有六十多人。其后在1985年又举办了一期。这两次文献高级班的课程涉及中医文献、医学史、各家学说和医古文等，为全国中医药行业培养了大批中医文献研究人才，我主讲的是中医临床文献。

我在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期间，也曾为学员们做过一些中医文献专题讲座。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了“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博士后工作室”，聘任我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以我的学术研究和临床经验传承为培养方向，先后带了3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我认为，中医药的学术经验传承，应根据从业人员不同的学历与经历，同中有异，区别对待。就我个人来说，读高中的时期，曾在上海跟随先父无言公抄过方，后来拜秦伯未先生为师，也曾跟诊抄方，或外出会诊。我在施诊带教实习时也有学生或侍诊者协助抄方或做问诊记录。在临床方面，我愿将个人临证摸索积累的治疗经验，扼要地向从学者介绍。其中我比较重视常见病、多发病的通治方研究，并根据证候变化加减化裁，在整个辨证论治过程中，注重将审因、辨证、辨病相结合，在处方前一定是要“立法”予以衡定。如治疗癫痫，立法为“潜镇止痫、化痰通络”；治疗肝硬化、脾大、腹水，立法为“调肝软坚、健脾利水”。确立了治疗大法，这样就比较容易“立方遣药”。又譬如我研究中医临床文献，为文献专业人员讲课时，就必须要认真研读中医古今临床文献，需在众多的名医名著中精选精读，阐述与提炼临床学术要点，特别是在评述该书学术特色方面，力求在临床实用性方面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久而久之，数十年间粗略统计，我阅习的临床医籍约3000余种，其中涉及较多的是内科杂病方面的医籍著述。対历代医籍逐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鉴识能力，体会最深的是临床诊治疾患，应在精读精用经典名著的基础上，力求做到博采诸家之长。治学宜谦谨，诊疗求实效，这也是我对学生提出的基本要求。

对于一名中医师，临床经验不能单靠家传或师授，离不开向古人学习，但更离不开从临床中探索、学习，要不断地在临床实践中予以反复鉴别、积累。我在治疗脑血管后遗症方面，在采用经验方补阳还五汤时，应用于脑梗死（腔隙性脑梗死）和脑出血半身不遂有所不同，区别主要在于君药黄芪的剂量上。治疗因于脑梗死的半身不遂，必要时可加大生黄芪剂量；而对脑出血初发的病人，则加以控制剂量，如果不慎过用，往往会引起第二次出血，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补阳还五汤是清代王清任创拟于1880年。在此以前，中医治疗杂病中风都用其他方法，从张仲景之后对于中风半身不遂的辨证，一直从风从痰论治，而王清任却提出从补阳补气、活血通络论治，前者效果明显不如补阳还五汤。王氏可以将生黄芪剂量加大到120克。但是经我临床观察，认为这情况只适宜于脑梗偏瘫的患者，而对于脑出血的病人要慎用，以避免引起已经敛合的病灶重新破裂，造成第二次出血。在临床应用补阳还五汤，首先要区分是脑出血还是腔塞性梗阻，这就要参阅西医病理报告。西医的病理报告对于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本病来说，在实际临证过程中必须坚持辨病与辨证的结合。

再者，从早年的教学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学医者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是“自强不息”，争取为社会多做贡献。我认为一个青壮年学子不可过多地依赖老师。我在青年时期，曾参与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工作，秦师向我提出：“你在今天的门诊或者病房会诊中，如果感到诊疗患者的方治不太合适，或所治病证你比较陌生，就应在其后抽时间查阅文献或请教有经验的医生，不可放任自流，否则你学术经验的增长就成了一句空话。”我也以此转告我的学生们。应该说我做得不够理想，但回想我在“西学中”结业后不久，就在包头为该市“西学中”进修班主讲较多课程并带教临床实习，晚上还要备课学习，使我真正感受到“教学相长，利人利己”。后来在中医文献提高班，因为需要讲授中医临床文献，使我能够将临床各科的名医名著加深阅习、对比，并将之联系诊疗和编撰相关医籍，从而获益良多。

需予说明的是，由于目前我已届耄耋之年，为博士后做长篇大论的讲授，已受到精神体力上的限制，但是学术经验的传承又是博士后的主要教学任务，故在阐教经验方面，突出介绍自己的治学和学术经验，并希望后学能够博取诸家之长，使他们较快地成长并超越师辈，这也是我的衷心愿望。

诊疗生涯必当重视临床文献研究

业内的同行们都知道，中医文献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是世所公认的，它主要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两大部分，其中的临床医学图书占85％～90％，根据薛清录教授主编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统计，1949年以前的中医书籍即有13455种，1949年以后出版刊行的中医药图书亦“数以千计”，故古今合计的中医药图书，其中的临床文献亦逾万种，体现了临床医学文献的发展与提高。人所共知，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堪称是各科临床的基础。张仲景创立了比较规范的辨证论治体系和方法，并重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书中有各科论治的“八纲”“八法”和“治未病”等内容。有人将张仲景及后世在学术和临床方面影响卓著的医家，归纳为“四大家”。明代王纶《名医杂著》首先提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也就是说，把这四大家作为临床各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流派。2011年1月，我在《中医基础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试论中医学术流派中的主心骨”，其中引述清代王翰臣《万全备急方》中的一段话，他说医生诊病、立方、用药，能“神而明之者，则长沙、河间、东垣、丹溪诸大家”。清代最著名的临床家叶天士，也是以“四大家”的学术临床作为他临证处方的主线和指导要法。难能可贵的是，叶天士临证又不拘泥于“四大家”，而是博取历代名医诸家之长，同时又积累了个人的学术经验。所以我们既要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名医流派和医著的学术经验，又要博取诸家之长。当然这种临证思维方法，我在学医早期阶段，受先父无言公和先师伯未先生影响较大。譬如我治疗肾病取法于张仲景，但又吸取近代医家的学术经验；治疗肝病中的肝炎，最初常以柴胡舒肝散加减施治，1960～1961年，我诊疗了多例流行性病毒性肝炎，起初用柴胡疏肝散，结果有效、有不效，令人不太满意。后来我写信请教业师秦伯未先生，他复函让我查看清代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中的医案，其中治疗“肝燥胁痛”用的是一贯煎方。后来我从案例中获知，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肝炎患者属于“肝燥胁痛”的病状较多，故此受到启发，在疏肝的同时，必须重视养肝柔肝。其后若干年，我治疗多种肝炎，往往又加上“三鸡”（鸡内金、鸡血藤、鸡骨草），对于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化验指标具有比较可靠的疗效。秦师告诫我，在诊治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疗效不理想，应该多读临床文献。

又如我在内蒙古包头市包钢职工医院参加医疗队期间，主管过一段时间病房，当时有些大叶性肺炎患者，我常用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疗效相当可靠。后来又收治过一些病毒性肺炎，症状虽然与大叶性肺炎相似，但用治疗大叶性肺炎的方子疗效欠佳，当时在方中加入了现代药理研究有明显抗病毒作用的药物，治疗效果明显提高。自拟麻杏石甘汤加味方以宣肺清金、止嗽养阴。处方为：麻黄9克，杏仁12克，生石膏45克，生甘草6克，黄芩12克，生地黄24克，板蓝根15克，忍冬藤12克（见李宝顺主编的《名医名方录》第一辑）。如病毒性肺炎患者高烧在39℃以上，宜一日服两剂。关于此方的加减应用，痰多者去生地黄，加川贝、黛蛤散；大便干燥，加大黄、瓜蒌仁；咽痛加玄参、桔梗；胸痛加枳壳、橘络。由于选方结合诊断、病候，使疗效得以显著提高。

又如治疗糖尿病，我比较赞赏近现代名家施今墨先生的方治，选药多用生黄芪、生地黄、熟地黄、苍术、玄参、葛根、山药等，但糖尿病患者除气阴虚等病因病机外，多数情况还兼有肾虚，张璐《张氏医通》治疗消渴病，常用沙苑子等补肾，我亦适当选用。如糖尿病患者内热严重，亦可选加黄芩、黄连等清热。祝谌予先生告诉我，他学习施老治糖尿病，为了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在方中往往多加活血通络药，收效甚佳。

我多年来治疗偏头痛的经验，也是结合研究临床文献加上实际诊疗、反复斟酌形成的成果，自拟方“柴芎蔓芷汤”，组成：柴胡、川芎、蔓荆子、白芷、秦艽、当归、生杭芍、菊花。临床中根据不同的症情予以加减变化。如有巅顶痛须加藁本，夹痰则加化痰药。此方的形成，我参阅了《兰室秘藏》的清空膏，《传信适用方》的杏芎散，《类证活人书》的柴胡半夏汤，《同寿录》的治头痛方，四方的方药予以综合考虑、加减变化而成。患者如果是偏头痛，柴胡基本上是必用，而方中的川芎、当归用量比较大。全方治重调肝、养血、祛风、通络以止痛。

综上所述，可见在诊疗过程中，多看中医临床文献，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诊治思路得以拓宽，使在医疗实践中，能逐步学到圆机活法，这也体现了方治中的权变性。再者，在中医临床文献中，古今医案著作应该尽可能地参阅，我十分赞成章太炎先生对医案的评价，他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近代医家周学海先生也曾说：“每部医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处，潜心研究，最能汲取众家之长。”我在多年的临床文献研究中认识到：“医案是中医文献研究中与中医临床结合得最为密切的科研领域”。因此，“中医医案是最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总结”。中医学史上，影响较大的医案有《薛立斋医案》、江瓘《名医类案》、魏玉璜《续名医类案》、喻嘉言《寓意草》、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顾鬟云《花韵楼医案》、齐秉慧《齐有堂医案》等。明代江瓘《名医类案》提出医案著作的重大作用是“宣明往范，昭示来学”。清初李延罡谓：“医之有案，如奕之有谱，可按而覆也。”清代俞震《古今医案按》指出，多读医案，可以指导医者辨证、立法，方治中的灵活变化，给习案者一隅三反的启示。中医临床诊疗的传承与创新，主要见于医案著作，我们从中既能学到诊疗中的定法与活法，又能见到诸多创新的治法。同时，医案还能重点反映医家的经验心得和方治特色，其中包含一般方书、论著所不易学到的临床见解和诊疗心得。从历代各家医案，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时代性特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近现代的名家医案。这些医案在病名诊断方面也尽量地选用现代医学诊断病名，但这样的学术变化有利于西医的学习，有利于中西医结合，更有利于我国的传统医药面向世界，从而为国际临床医学交流和诊疗水平的提高贡献一份力量。

我对于常见病、多发病，比较重视通治效方的研究，但通治效方的形成，往往需要看很多的临床文献予以斟酌、定方。其中的加减法也需要参阅前人学术经验，往往在诊疗选用方面有一个试用的经历，而这个过程，中医临床文献的研习是起到重要作用的。所以我以数十年来临证探索的经历和体会提出：作为一名新时期的现代中医，诊疗生涯中必当重视临床文献的研习。

突出中医临床文献的研究和编著

中医药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气息浓重的科学，当前的重要任务是传承与创新。我这一辈子，主要精力和实干的内容则是中医临床文献，为此在中青年时期，我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曾经泛阅古今临床医著三千余种，主编过多套中医临床医学丛书，并撰写、评述较多的医籍文献，可以说在传承方面做了若干工作，但缺乏创新的意念与水平。我希望后继者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多做一些学术临床创新的工作，使我国优秀、隽永的中医学更进一步有所提升。

我从事中医临床文献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在研究室内与有关学友共同编撰《伤寒论语译》《金匮要略语译》，使我对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临床价值加强了认识，也使我决心在今后学术工作中，增强对中医临床文献研究的旨趣，所以立志终生以从事临床文献研究为主项。当我将此心愿转告先父无言公和先师伯未先生后，他们认为我所工作的中医研究院具备博览医籍以及临床诊疗的两方面条件，因此都为我的选择表示赞同。此后，我便在中壮年时期撰写了大量论文，对于历代多种临床文献予以评介或荐读。中年以后，又能比较全面系统和摘要地编纂、整理中医临床名著，使我在临床文献的研究中积累了一些学术知识和诊疗经验。我对临床文献的编纂、整理和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性编纂　 主要是选取历代医籍中在学术和临床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名著，其中又以经典名著为主，所选医籍具有影响深远的传世佳作，如我在1993年应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之请，参加任继愈先生作为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的编纂整理。任先生找我面谈，让我领衔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我组织中国中医研究院有关专家共同整理编纂，全书共六个分册，所选古代名著，在学术和临床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权威性。包括第一分册中的《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第二分册的《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第三分册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宣明论方》《脾胃论》《格致余论》《温热论》《温病条辨》《寿亲养老新书》；第四分册的《妇人大全良方》《小儿药证直诀》《外科正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银海精微》《重楼玉钥》《兰台轨范》；第五分册的《证类本草》；第六分册的《本草纲目》。以上所选典籍，在学术和临床方面，均有足够的规范性和代表性，较为重要的是，所择编的全部医籍均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的珍贵版本之影印，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刊本的原貌，减免了排印本的错讹。其中对每一部著作，整理者均写了一篇提要，对其中学术价值、编著特色和历史意义予以阐介。

2.向作者荐读临床各科具有学术权威性的名著　 有关岐黄医学现存的历代医籍中，绝大部分属于临床医学论著。我们要从中选取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和学术代表性以及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名著，向读者做一个总体性的阐介，这是我从事中医临床文献研究近60年的夙愿。为此，我在数年前决定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一部新书，书名为《中医临床必读名著30种》。我在近万种古今临床医著中精选30种，其中包括：综合类名著，选取《医学入门》《证治准绳》《寿世保元》《景岳全书》《医门法律》《医宗金鉴》；内科名著（含杂病、伤寒、温病、瘟疫），选取《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素问宣明论方》《脾胃论》《丹溪心法》《温疫论》《温病条辨》；外科名著（含骨伤科），包括《刘涓子鬼遗方》《外科正宗》《疡医大全》《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伤科补要》；妇产科名著，选取《妇人大全良方》和《傅青主女科》；儿科名著，选取《小儿药证直诀》《幼科铁镜》；针灸推拿类名著，选择《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厘正按摩要术》；医案名著，选《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临证指南医案》。全书共分8类30种医籍。以上是极具临床文献代表性的名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向读者介绍其诊疗价值和学术特色呢？我们对每一部名著，均从作者简介、内容概要、背景回顾、传承导读、必读理由、前贤点评、延伸阅读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介绍了该书的学术全貌，尽可能恰当地阐论该书的学术精粹和方治特色。使读者能较快地阅习该书的学术精髓、要义，掌握学习方法，为提高读者临证水平打基础。

3.去粗取精，融古汇今　 历代名医名著，或有与先贤论述类同者，当然最为宝贵的是论著中的创新点和论治中的新法、新方，因此，需要我们做一些整理工作，重点在于“去粗取精”，突出介绍该书的证治精华，并适当介绍原著中立方遣药对后世的影响。如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功能补中益气、升阳举陷，是临床治疗脾胃病证的最常用名方之一，原治脾胃气虚而致身热有汗，渴喜热饮，头痛，恶寒，少气懒言，饮食无味等，但此方经后世不断地临床实践，几乎扩展到多个临床科别的病证。如内科的重症肌无力、肌萎缩等，外科的脱肛，妇科的崩漏，儿科的肌营养不良……均可用此方加减获效，并已有很多的临床报道。所以我在临床研究中，很重视古方的诊疗新用，并将之介绍给读者，真实目的在于“弘扬古方，阐介新用”。

鉴于上述的学术、诊疗思路，我先后主编过以下一些突出临床文献整理、研究的图书。如《历代中医名著精华丛书》（199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共选《外台秘要》《圣济总录》《古今医统大全》《普济方》《证治准绳》等10种；《中医古籍新点、新校、新参考系列》（2007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共选《千金要方》《景岳全书》《医宗金鉴》《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共10种；《中医古籍临床新用丛书》（2007年贵州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共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张氏医通》《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10部名著中的学术经验，这套丛书对所选古籍中的名方，又突出以“临床新用”为重点。关于以上几套丛书，整理编纂方法，不是照录。因为这些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内容重复、缺乏新意的，为了有利于读者较为便捷地获取书中精粹，我们在精选方剂和扩充临床使用范围方面下了很大工夫，特别是将所选方剂中的现代临床应用作为阐论重点。我们从上述三套丛书的书名中也可获知，《历代中医名著精华》是所选医籍的“精华本”，《中医古籍新点、新校、新参考系列》中对所选医籍的书名（原书名加“集要”二字）做了些改动，如《外台秘要集要》《圣济总录集要》《普济方集要》等，也就是说这套丛书是所选医籍的“集要本”，反映了我对中医临床文献新的编纂、整理方法。2013年8月，《中医古籍新点、新校、新参考系列》丛书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领导规划小组选入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

此外，我还参与主编和领衔主编过多种中医辞书，并在临床文献研究中，重视方剂学的研究，如我和安徽中医学院王乐匋教授主编《中国传统医学大系》，其中有方剂大成分册。还组织有关专家主编刊行过大型方书《宋以前医方选》《中医通治方精选》。在医案文献整理方面，回顾我在向秦师学习期间，秦师对我说他过去主编过《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希望我着手编一部现代名医的医案选集。故在“文革”后不久，我约高益民教授，共同主编了《现代名中医类案选》（198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再版了3次，印数近8万册，并有日文本刊行问世。前几年，我又请陶广正教授做了一些补充，故重订本由我和高益民、陶广正共同主编，这是现代医案著作中较有学术影响的一种。

此外，我对地域医学也有所涉猎，如以安徽省为主的新安地区（包括安徽省所属歙县、祁门、休宁、绩溪、黟县和今属江西省的婺源），在历史上的名医、名著甚多。1985年冬，应安徽中医学院和新安医学研究会之请，我和有关专家参加该会的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会上，安徽中医学院王乐匋教授提出，让我和他，还有李济仁、吴锦洪教授等共同主编一套大型的地域性医学文献——《新安医籍丛刊》，这套丛书按门类精选历代新安医家的名著、精论，全书共15个分册，约一千多万字，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陆续刊行。这套丛书在选本、校勘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全书刊行后，1996年获得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评委会颁发的“第九届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嗣后，我还为孟河、燕京、海派等地域医学做过一些工作，使我得以泛览与了解经典医著之外丰富多彩的地域医学流派学术思想。

“通治方”思路的形成与临床实践

传统中医的临床实践，从医圣张仲景开始就已经渐趋规范，《伤寒杂病论》突出辨证论治结合辨病论治的诊疗思路和诊疗要法。所谓的“通治方”主要是针对不同病证的，张仲景论著中即有若干的载述。举例而言，《金匮要略》对于黄疸病证，就有“诸黄，猪膏发煎主之”，“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此处所谓“诸黄”，指的是各种黄疸，其中并无辨证分型的含义。又如在《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症并治》中有“诸呕，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的载述，也就是说各种病因所致的呕吐，均可用“小半夏汤”作为辨治的通治方。对于外科的“金创”，是指由金属器刃损伤肢体，包括伤后感染、溃烂或疮，张仲景曰：“病金创，王不留行散主之。”这与后世外科专著中所列“金创”相比，张仲景突出辨病论治和运用通治方的学术特色相当鲜明。但也说明后世医家对疮疡病证的辨证和治法上的变化与进展。值得一提的是，张仲景对于妇产科病证颇多阐介辨病论治和通治方，如《金匮要略》中说：“妇人怀妊，腹中 痛，当归芍药散主之。”“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甘麦大枣汤主之。”又说：“产后腹中 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说妊娠患水肿病，用葵子茯苓散通治。他还指出：“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这里所说的通治方治病，实际上是诊疗大法中的“圆机活法”，其目的是为了使读者容易掌握运用。这里着重阐介的是，张仲景对于妇女的医疗保健，十分重视通治方的运用。如“妇人妊娠，宜服当归芍药散主之。”又说：“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须予注意的是，从以上各条原文可知，妊娠并无明显症征，这让我们体会到张仲景“治未病”的养护、保健思想十分鲜明，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从东汉以后的历代临床文献中，均可看到一些名医名著中涉及对某些病证的经验通治效方，但往往比较散见。到了明代，孙志宏所撰的《简明医彀》，他对多种病证的方治部分，则有主方、成方及简方之分，便于读者有较多的选择。该书中所述各种病证，绝大多数均列主方，这些主方都是根据该病的病因病机等实况，参酌古今文献，结合他个人的诊疗经验所拟的自订方。虽无方名，但立方缜密，遣药灵活，且多附列证候变化中的加减法，每能切中病机，反映了孙氏为了使习医者较易掌握常见诸病的证治，探索多种病证的治疗规范的精神。《简明医彀》的“主方”内容堪称是该书的主要学术特色之一，而在论病方面，则备而不冗、约而不漏，说理明晰、晓畅为其撰著的特点。其“主方”即有了通治效方思想的雏形，这样使读者易学易用。如书中所说的“喘证”，其主方为：陈皮、半夏、枳壳、桔梗、紫苏、麻黄、杏仁等分，甘草减半，加生姜三片，黑枣一枚，水煎服。加减法：嗽加桑皮、冬花、紫菀；气壅加瓜蒌、莱菔子、苏子；乍喘乍止，加贝母、麦冬；肺火加黄芩、枇杷叶，甚则加葶苈子、槟榔。此方简洁实用，来源于诊疗实践，以此作为治喘主方，在临证中加以适当的变化和调整，可以起到“以一应百”通治之效。

我生平临证，十分重视审因、辨证和辨病相结合，适度的临床分型是必要的，但我又不同意临床分型过细。因为病证如分型过细则往往并不符合诊疗现实情况，来诊病人的主诉往往分别见于主观分型的诸型中，使得难以在过细的分型中论治。其次，读者不易学习，更难以推广应用。有诸多同道向我反映，现在中医药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往往受到所学教材分型过细的影响，真正掌握医疗实践的基本能力往往不够理想，我为此也曾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某些领导反映过这些问题，他们也觉得应该适当修改，这将有利于中医药学术的传承与发展。

数十年来我在临证中比较重视研究通治效方。15年前，我很想与同道们合作编写一部临床各科的通治方丛书，当时与上海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所长萧敏才教授商定组织一些国内专家共同编写。这套丛书当然比较重视在古今医籍中“博采众方”，希望力求实用、实效。多年来，我在临床中也对一些病证的通治方进行过筛选、观察和研究。如我在青壮年时期曾在医院主管过肾病病房，门诊经治的慢性肾炎尤多。医界共知，慢性肾炎的治疗难度比较大，特别是尿蛋白的控制和恢复正常更是不易。也有些患者除身体状况较差，或有轻度水肿外，并无明显症征，就是化验指标经年下不来。从肾炎多见的水肿而言，慢性肾炎多属于“阴水”，多由脾肾两虚所致；急性肾炎所致水肿多属于“阳水”，往往是感受风邪、肺失宣肃所致。可见人体的水液代谢与肺脾肾三脏的关系密切。对于慢性肾炎的治疗，我的通治方，基本上是济生肾气丸、二仙汤合理中丸加减，还经常加入土茯苓、生黄芪、山楂等，有利于消除尿蛋白；或加丹参、红花等通络活血之品，以改善肾循环，增强肾功能；如尿中有潜血，则需结合清肾治法。患者经治后，往往肌酐等下降，尿蛋白、尿潜血消除，症情明显好转，但是亦不宜急于停药，可以原方加减配制成丸药，继续服用数月，以巩固疗效。

又比如说我生平治疗的癫痫患者较多，最初我常选用古方“白金丸”（见清·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我认为此方两味药，即白矾和郁金，确立了治疗痫病的核心药物，但总觉得此方照顾得不够全面，故在数十年临证中，体会痫病的治法应以潜镇止痫为主，故立方往往以生牡蛎、生龙齿、生白矾和郁金四味药为主。但是在溯因、辨证中可以看出求诊者的不同情况，有些患者曾在出生时因产钳伤脑，或在少儿时期头部受伤，故在施治时，又宜增加活血祛瘀药物，如丹参、鸡血藤、桃仁、红花、赤芍等药。又有若干患者并无外伤史，或有家族史，痰证十分明显，当加胆南星、杏仁、竹茹、陈皮、制半夏等。头目昏糊的往往又加远志、石菖蒲以开通脑窍。由于方药的调整变化，使临床疗效明显提高。当然在加减药物中，有时所遇的痫症非常顽固，往往会加入僵蚕、全蝎或琥珀末等药，以冀协调治法，提高疗效。

再有，通过临床总结，我拟定了治疗急性膀胱炎的通治方——生地连栀汤（收入《名医名方录》第一辑），药用：生地黄20～30克，黄连9克，山栀9克，赤芍9克，丹皮9克，瞿麦12克，滑石9克，木通9克，地骨皮9克。症情急重者，可于原方另加琥珀2克（研末，分冲）、生牛膝15克；溺时灼热感明显者，加侧柏叶12克、螺厣草（又有镜面草、地连钱等名）24克；溺时涩痛甚者，原方去丹皮、地骨皮，加小蓟15克、生蒲黄9克；口干腰酸者，原方去滑石，加麦冬15克、续断9克；病情缠绵、反复发作者，原方去瞿麦、地骨皮，加阿胶12克、生牛膝18克，另加服六味地黄丸以育阴扶正。此方的加减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临床疗效。

我从当前中西医并存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现实考虑，希望同道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通治方在诊疗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为了便于促进中医药学的对外交流、学习和运用，研究和拟定临床中高效且针对性较强的通治方，这是十分迫切和需要的。

结束语

回首学医、行医、治学的六十余年，我不禁感慨“逝者如川、时不我待”。由于我是中医世家出身，幼年接触的环境，加上后来又拜卫生部中医顾问、名医秦伯未先生为师，使我对中医药学有异于常人的亲切感。参加工作后，中医研究院的学习条件又比较好，所以在学术和临证中还是不断有所收获的，我的成长经历或许能够给后学的青年人提供一些思路。

中医药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品，从悠久的历史和对整个医药界的积极贡献而言，科学性和创新性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立志于学习中医药的青年学子，首先应该热爱这个专业，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就应该以《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要求自己，初学时一定要打好学术、理论的基础，对于必读经典应予涉猎、研究。在学习、临床过程中遇到疑难之处，要多多请教师长、学友，或者翻阅相关文献，才能解惑、加强认识。在诊疗实践中，宜重点习读名医名著，打好基础，也要博采诸家之长和其他名家的方治经验。当前的中医药学强调的是“继承与创新”，有的中医专家号召学医要做“铁杆中医”，我认为打好中医的学术临床基础是必要的，但我认为“铁杆中医”尚不符合“高标准、严要求”，还有待于改进和提高。应该在突出中医药学术临床的基础上，重视中西医结合，只要是有利于中医诊疗传承和创新的科学知识或方法，我们都应该予以吸取。面对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只有做到自强不息，才能真正通过努力实现中医学术的繁荣和开拓。

中医历代圣贤所主张的治学方法和精神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张仲景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南北朝时期褚澄《褚氏遗书》中言“博涉知病”，汉代大儒王充在《论衡》中强调治学应“多闻博识”，并指出“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我认为，中医治学之所以要强调“博学”，是和中医学本身“博大精深”的学科特色相一致的。我非常赞同清代名医赵晴初在《存存斋医话稿》中所提到的“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博而专，始能由博返约”。最后，以此作为我们从医的同仁们在治学道路上的共勉之言。

（李鸿涛　李哲　协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