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将现代思维学引入中医学，以增强对疑难病症的辨治能力，是我默默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一项临床重要研究。
这是一项不按立项、开题等程序进行，但却是应临床紧迫要求所确立的研究。
这种要求，因为临床的两个现实情况而倍显紧迫。第一，大量疑难病症的客观存在和“疑难”所具相对性的被人忽略。第二，日趋高精的理化检查极大地延伸了医生的视听能力，疑难病症却并未因之而大大减少。而我们知道，最佳的科研课题，正是产生在这种社会需要与科学内在发展逻辑的交叉点上。
疾病之常见、多发与易治者，几乎是所有医生都能解决的。因而，提高疑难病症治疗的有效率和治愈率应当成为临床研究的重点。多年前，我曾把这一研究重心放在中医疑难病症的临证思维上，虽然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发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传统的临证思维法已无法满足当前临床辨治的要求；另一方面，一些得以治愈的疾病又需要有新的思维学理论的解析和支撑。这样，也就迫使我步入到了现代思维学的新天地。
由此，一个中医疑难病症、现代思维学和二者结合应用的研究课题，在临床诊疗这个大实验室里无声无息地展开了。
对于疑难病症，历来有多种解释，但总觉不够完善和妥帖。因此，我将它做了界定，即：“疑难病症指病因不明，病机难辨，病情复杂，症状罕见，表现怪异，辗转治疗无效，或公认的难治性疾病。”为了便于整体把握，本书首先将“疑”表现于临床的7个方面和“难”反映在临床的7个方面分别列出，并加以分析论证。用“疑难病症析论”为题，置于书首。这类疾病辨析之“疑”和治疗之“难”是客观的、公认的，而辗转多省、求治多年无效，却被一方治愈的患者又非个别。说明疑难病症客观、被公认存在的同时，又有着相对性。而现代思维学不仅会帮助我们认识这种相对性，同时，更可为我们扩大疑难病症的治疗范围，大幅度提高疑难病症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提供帮助。
现代思维学是以运动范畴建立起来的辩证逻辑体系。它不囿于逻辑思维“纯形式”地、静止地考察客体的思维，而主张以逻辑方法和非逻辑方法相结合地对事物进行考察和认识。它常用非逻辑的方法（如灵感、顿悟、联想、幻想）来弥补逻辑的不足，并以主体的情感意志参与认识活动，使思维鲜活多彩。现代思维学的这些特点，虽然在中医学里早有体现，乃至早就被具体化，并已普遍地运用于临床，而不可否认的是，那是模糊的、不完整的和不自觉的，需要运用现代思维学去整理、去明确、去彰显，使之成为普通中医都能使用的具体方法。而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思维学里极为丰富多彩的、极具突破性的和极有临床指导意义的思维方法，中医学必须将它引进、接纳过来，直接用以指导临床、开启思路、创新治法。
这就需要将中医学和现代思维学进行对接研究并整合交融。而两门学科浩瀚如海，将怎样去“对接整合”呢？
还是从实践中去寻求。临床每遇疑难病症，我即有意识地运用现代思维学里的多种思维方法去分析研究；或治愈疑难病症后，即运用现代思维进行反观，以衡量某种思维方法在治愈此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程度。日积月累，渐成分门别类，在我坚持用这种方法辨治疑难病症的二十多年中，病例越来越多，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门类也越来越丰富。于是我开始了“结题”准备。这种结题，除需要十分丰富的临床资料、众多复杂的临床案例和丰富多彩的思维方式外，还需要一种提纲挈领、鲜明形象的概括表述，才能由博返约，通俗易懂，传神点睛，利于使用。而这从哪里去寻找呢？这时，我想到了《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军事学不也是一门变幻无穷、浩瀚无边的学科吗？孙武能用13篇加以统括，文不过5900字，纲不过13条，但却既概括了一般军事规律，也广涉了具体应用的经典。而同为军事圣典的《三十六计》，更是仅用36个精辟语句，即将古代军事思想和战争经验尽数涵盖。说明此二书的表述，是一种最好的形象而概括的表述。于是，我开始对临床精选病案时初已分门别类的资料进行归类调整，对所用之法进行审定，分别冠以“拨叶除障法”“单刀直入法”“毁巢捣穴法”和“远交近攻法”等形象鲜明的治法题目。它们或主要针对于疑证，或主要针对于急证，或主要针对于重证，或主要针对于顽证。通过抽取典型、舍弃含混、整合近义、凸显特点的反复筛选和审定后，共得20条。此20条虽未必能穷尽疑难病症辨治时的所有方法，而据我二十多年的临床观察，确实能应对绝大多数疑难病症的辨治。用之得当，常常能起到如矢中的、如钥启锁的效果。
而思维学既已作为开启临床认知的重要手段，发挥着释疑解难的关键作用，则不可只知其用，而不知其理。因此，除在总论中专列举“中医学的研究与发展需要思维学的羽翼和推助”一章，以明其概略和端倪外，在每一法后，对所采用的思维方法都做了梗概论述。如在论“拨叶除障法”时，采用的是辩证思维；论“单刀直入法”时，采用的是全息思维；论“毁巢捣穴法”时，采用的是追根溯源思维；论“远交近攻法”时，采用的是系统思维。从而让人明了各种思维方法的一般义理。这样，每篇即由“法”所标示的临床使用范围为基础，而后以两则具有典型意义的疑难病案为体现，再对其所采用的思维方法进行认识，从而实现了中医学与思维学在疑难病症临床诊疗时的融合应用。
这是中医学与思维学的“联姻”。虽然它还仅仅是初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缺陷性和浅薄性。但这却是一次向“境外”的拓展，它必将引入新鲜的血液，滋养中医学的身躯，为其雄健的脚步增添内在力度。因而，它虽不可能完善，但却是突破墨守、融汇新知的一项有着系统工程意义的工作。为此，我不计毁誉，将之成书付印，愿在助用之余，能激起学人贤士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和高议。果能如此，则我在这条研究路上艰辛辟径，学步爬行，虽绵绵二十余年，也无怨无悔了！
刘方柏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