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不晓症脉，不知病原；知病原，而不知物性，亦不知病之何以治。即知某药治某病，而不知其所以治，则用古人方，仅守古人之法，仍不知古人制方之意。 《神农本经》一书，从五形、五色、五臭、五气、五味，及生长收藏之时令，推测而得其所以治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故。故同治一症，而或从或逆，或反或正，各有其原。汉长沙 《伤寒》《金匮》诸方，悉从 《本经》精义而出，故一加减，而治症各异，效如桴鼓。自梁陶宏景作 《别录》，增 《本经》而倍之，其言气、言味与 《本经》多有异同。后之集本草者，遂不讲 《本经》，徒增药品，止录其当然，而不推求其所以然。其他[1]者固无论矣。即李濒湖之《纲目》，亦徒多杂浅说，矜其博洽。虽以 《本经》冠众说之首，而其义蕴毫无发挥，是等之存羊[2]而已。汪讱庵之 《备要》，从《纲目》出，间出己见，亦有好处，而背经旨者亦复不少。惟前明仲淳缪子所著 《本草经疏》，颇能开凿经义，而拘泥尚多。刘潜江[3]又旁及张洁古、李东垣、王海藏、朱丹溪诸说，而汇以己意，为药四百九十种，其精深微妙，能发前人所未发。但词重意复，洋洋乎八万言，世之苟且图利以求捷径者，莫不厌其繁而置之高阁。至我朝名医，如徐灵胎、叶天士、陈修园等，皆仿张隐庵之法，句疏字解，而发挥其所以主治之故，其于《本经》一书，各有探本穷原之妙，修园尤参契于 《灵》 《素》《难经》，与仲景之书而详说之，彼四子者，真神农之功臣也。但各于 《本经》摘释，而各有未全，且于诸家治验，概置不录，则中人以下，犹恐其重视而畏远之。予乃采杂众说，从长弃短，而伸以己见。其间有各家主治难明之处，亦引 《内经》及长沙方法与名医方论，贯通而曲畅之。其诸家治验，有足与经义相发明，或为经旨所未及者，均系焉。又于 《本经》三百六十五品外，为世俗所常用，与食物生草便于采取，而确有专长殊效者，悉备列焉，以便查阅。计药九百余种，良方、单方不啻数万，较 《纲目》似约，而切于时用，大有加焉。至 《纲目》所载，为不常用，与乎不易得者，概删不录。稿凡几易，七越冬夏，而书始成，使读者深识其所以然，因此悟彼，而古人立方治病之义，凡所为顺逆反激，与乎升降互用、滑涩互用、寒热互用、补泻互用之法，灼然可据。而后杂病杂治，方可自制，庶不致专事坦夷，徒守不寒不热数十种，开口动言稳当，以为逢迎富贵之捷径，而为浅陋之庸医也。虽不敢自谓毫无遗义，而较于世之传书，颇为明备，号曰 《本草求原》，非夸也，道其实也。所以明刘、徐、叶、陈四家之注，一皆疏解 《本经》主治之原。予则求原于四家，为之增其类、补其义，以无失古圣前贤先后同揆之原，非敢专执一人之说以鸣高也，故又名之曰《增补四家本草原义》。古有云：“群言淆乱，当折衷于圣。”此则予之志也，四家先得我心也。岁在戊申孟秋，旸谷陈兄见此书于外海纫兰之馆，喜其详明且备，谓使人人得而阅之，亦足为日用养生之一助，因慨然助赀而付于梨梓。但古今土产各殊，如牛黄、首乌等，已非前时所产，气味不同，功效亦别，欲详考其实，而耳目所及无多，犹俟高明正之。倘有时下新出之品，果见殊能，堪采治者，亦望识者增予之所不逮焉。

道光二十八年岁次戊申季秋冈州寅谷氏赵其光自题于养和堂

[1]（suǒ索）：象声词，状贝类摩擦声。引申为细碎。《六书正讹》借为屑字，即琐碎之意。

[2]等之存羊：没改变，维系原样。

[3]刘潜江：即刘若金，潜江人，故称刘潜江。著 《本草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