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金两军蓟门对峙与至京时间

（一）袁崇焕“遣散援军”原委

崇焕十月二十九日闻知金军破关，即传檄宁锦大军集结。十一月“初三日，而祖大寿、何可纲始相继入关。臣召镇协诸将共计之，有谓径赴援遵者，有谓往捣中坚者。乃祖大寿则谓：‘蓟门兵脆，不足尚此。恐（金军）羸师缀蓟，而以劲兵西趋，则宗社之安危也。此时只以京师为重，须领精骑先从南取道，倍程以进，步兵陆续分附各府县，以联血脉，而屯扎蓟州，藩屏京师。京师巩固而后东向，此为万全。’臣深是其议，遂于初四日早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计程五百里，而六日驰到”。崇焕随军幕府程本直亦云：“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故十一月十三日皇太极大军进至蓟州时，袁崇焕已整军以待。

据巡关御史方大任疏报，袁军方至即小挫金军：“蓟兵无一可恃，惟有关宁可用。今督师果至，用火器已获小捷。”《国榷》卷90，十一月十二日癸巳：“建虏晨陷石门驿。袁崇焕移营城外，建虏以二百骑尝我，闻炮而退，竟日不再见一骑。”《读史方舆纪要》卷11《北直二·顺天府》：“石门镇，蓟州东六十里。今为石门镇驿。”故袁军与金军相遭遇，尚未抵进蓟州城。然《国榷》所载石门驿遭遇战误晚二日，实则当在初十日。谈迁之有此一误，是将石门驿之战与十二日马升桥之战混为一谈，见后文。此一战乃与金军前锋之遭遇，皇太极大军随后方至。

崇焕大军既先至蓟州，必抢据城而守，“蓟州山不甚险，然城郭依岩，又当孔道，设重兵守之，贼不能过”。蓟州城易守难攻，然明驻军单薄，疏于设备，“无奈兵仅千，势未壮也”。崇焕之未立即对金军发动攻击，乃因两军兵力相差悬殊。《圣武记》云皇太极大军“十余万”。金国全部牛录丁额充其量亦只六万，且不可能全部征调，当是包括随行的蒙古各部。《明史·袁崇焕传》云“我大清兵数十万”，更是夸大其词。袁部所属不过两万余人，且长途疲惫，自当持重。更主要的是，崇焕要在此阻击皇太极大军西犯。崇焕方至蓟州，即拟“入蓟城歇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初臣虞拦截，我军未必及蓟；今及之，则宗社之灵，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这相当于立下军令状，与朝廷的设想不谋而合。既然如此，袁崇焕何以会遣散入蓟诸路援军呢？

以下先述袁军与金军在蓟门对歭的情况，再就崇焕遣散诸军进行辨析。

据《满文老档》《清实录》，皇太极大军十一日从遵化出发，当日只行二十五里。十三日大军抵蓟州，当夜“过蓟州五里驻营”。是知初十日石门驿一战，乃金军先行部队。按程本直《白冤疏》，皇太极大军抵达蓟州次日，双方即交战：“十二日，即发前拨堵截于马升桥。十三日，敌乃尽撤遵营，横扎于蓟之东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岖，两兵对垒，相持半日，不意宵遁而西。”马升桥一战当是皇太极对袁军实力的尝试，受挫之后，金军即撤离蓟州。皇太极不向遵化退走，反而西向，表现其高度灵活性，但无疑因石门驿、马升桥两战而慑于袁军威力，不敢犯险强攻；或担忧明援军将至，不欲与袁军于蓟门长久相持。祖大寿谓“初十日统兵入蓟，三日之内，连战皆捷”，殆以石门驿、马升桥及十三日金军撤退并言之。虽不为大捷，但金军不利则无可讳言。崇焕之未能阻截十数万金军西奔，显然是单凭所部二万余人力有不及，不全为崇焕之失。故《白冤疏》云：“安得谓崇焕驻扎蓟州，纵其入京乎？”

此时明廷所遣诸路援军何在？是否为崇焕事先遣散？事后程更生于此多有辩说：

若夫诸路援兵，岂不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夫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侯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一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令堵截，冤哉！

谓敌越蓟入京，崇焕罪也，诚然也。谓散遣援兵而崇焕罪也，非然也。何也？蓟州三里之城也，其民素不兵也。有辽之马步万余也，又有总兵曹鸣雷之马步三千也。蓟民虽逃，犹强半于其城也。集兵而处，业嚣然也，复益之兵，则不必战敌而先自乱也。且蓟孤悬也，四外无援者也。退侯世禄于三河，去蓟六十里也，欲其驻三河以为蓟声援也；而不虞三河之不入世禄兵也。三河不入世禄兵，而世禄之兵于是乎颓然西溃也。

若夫满桂之遣也，桂，善逃者也，非善战者也，曩者锦宁之役其左券也。然桂兵差胜于诸路，令其踞都城而阵，惧京营之兵易摇撼也，所以壮根本，安人心也。此崇焕之苦心也，周虑也。而谓其罪也，非吾所能知也。

据此，崇焕似确实遣派诸路援军回守要地，侯世禄守三河，尤世威回昌平，满桂护卫京城，各有其理由，而仅保留曹鸣雷三千马步兵。但未能明确崇焕遣散诸军的时间。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侯、尤、满三镇诸援军不可能在十二、十三日之内驻扎蓟州，否则，就会与金军发生战斗，但明清双方均无任何记载。既然如此，何以会构成崇焕“罪名”，而烦程本直有此一辩？

《崇祯长编》卷28，十一月初七日戊子，巡按直隶方大任疏言：“西协副将翟从文等并昌镇总兵尤世威等见驻蓟州，兵马只5194员名。而世威等臣已檄令前进，不能专留蓟也。保定总兵曹鸣雷报到起程赴援，兵马才1500余员名耳，其途尚远。而东协原无游兵，中协自顾不暇。其余除天津外，再有何兵可调？皇上试计之，足乎？不足乎？督师兵马虽已内援，各兵亦须首尾援应。胜负俄顷，兵机难测，万一有失，应援者何兵乎？”是知翟从文、尤世威五千兵早袁崇焕三日抵蓟，然为方大任所遣回。其时保定总兵曹鸣雷尚未到达，其余援军更杳无音讯。大任身任其事，当为可信。《国榷》卷90，十一月初九日庚寅：“袁崇焕入蓟州。以故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仍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遏敌；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此以崇焕入蓟州在初九日，误早一日。但将崇焕入蓟与遣散援军并系于一日则具有合理性。盖崇焕于石门驿击退金军前锋、入蓟城之后，如上引程本直所述，发现蓟州不利于大军集结，或又自信单凭关宁兵足以阻击金军，方有遣散诸援军分守后方要地的设想。即是说，若果有崇焕遣散援军，最有可能是在初十日入蓟之后和皇太极大军抵蓟之前，而必无双方大军对峙之际遣散援军之理。《国榷》于尤世威、翟从文、曹鸣雷之外，又有宣府总兵侯世禄、保定总督刘策均在遣散之列。侯世禄于上引程本直所言中可以印证，而刘策是否为崇焕遣散，尚有可疑。《崇祯长编》卷28，十一月初九日庚寅，“方大任以总兵杨国栋已驻通州，各路援兵只有袁崇焕一旅可恃，请间道亲往速催崇焕兵至。从之。”故可确定者，只有尤、翟、侯诸军是在崇焕抵蓟之前或方至之时，先后为大任和崇焕遣回，均在皇太极大军至蓟之前。至于其他援军，在皇太极大军撤离蓟州之后尚未抵达，则无所谓遣回，即崇焕有檄令调遣，亦无关乎守蓟之事。下面通过朝廷征调援军的情况加以说明。

关于皇太极大军破关为明廷得知的时间，《崇祯长编》卷27，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戊寅：“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书王洽疏言：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今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然此疏与同卷次日己卯礼部侍郎周延儒疏，从文气上看皆似事后追记。遵化距京城三百二十里，不可能当日报至京城。据戎政尚书李邦华疏：“臣等（十月）二十八日得塘报，知寇逼遵化，我师小挫。二十九日据蓟镇塘报，则又云寇开营，直奔蓟州。蓟州原无兵，复来告急。”则可信二十八日明廷已得知金军入关。《国榷》卷90，二十九日庚辰“京师闻警”，晚一日。

其后几天，明廷一面加紧联络袁崇焕在蓟州堵截，一面檄调宣府、大同、昌平、保定各路总兵、巡抚入援，保护陵京，驻扎要道。据毕自严《度支奏议》卷8《酌给京军行粮疏》：“本月（十一月）初二日准总督京营戎政李守锜、协理戎政兵部尚书李邦华手本‘为羽书猝至等事’，奉圣旨：‘京营照常操练，行粮查例量给。’手本到臣，内称‘顷有赴通、蓟防守’。”《崇祯长编》卷28，二年十一月初三日甲申：“谕刘策专责道臣许如兰严督将领分守各口，据险堵拒，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而待十一月初七日获悉袁崇焕从山海关赴遵化途中奏疏，当即批准：“督师袁崇焕疏报入援机宜。得旨：卿部署兵将精骑五枝联络并进，蓟兵总属节制，分合剿击，一禀胜算。宁镇守御当有调度，相机进止，惟卿便宜。卿前在关忧蓟，遣兵戍防，闻警驰援，忠猷具见，朕用嘉慰。官兵已发犒赏，还鼓励立功，以膺懋赏。”崇焕奏请部署“精骑五枝联络并进”，非必谓援军齐集蓟州，而令诸路援军入蓟，很可能是兵部尚书王洽说动崇祯的决定。此即谈迁所谓：“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而崇焕不知也。”

《国榷》卷90，十一月初十日辛卯：“上闻援蓟各兵入城，命阁臣令兵部议营城外，联络犄角，勋戚、科道监守城门。”并见《崇祯实录》卷2同日。既谓勋戚、科道配合城外诸军防御，则指京师，即各路援兵曾一度抵达京师，但不可能俱入京城，亦不必包括全部赴蓟援军。《崇祯实录》继云：“令总兵满桂、王威、黑云龙御□，宣大总督魏云中，宣府巡抚梁廷栋、保定巡抚刘策、河南巡抚范景文、山东巡抚王建义、山西巡抚耿如杞皆入援。诏应天、凤阳、陕西、郧阳、浙江各省直巡抚俱勤王入卫。”又知满桂等九路援兵初十日尚在调遣中，其中包括刘策，其职为保定巡抚。而当日袁崇焕已至蓟州。另据《度支奏议》卷8，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具题《蓟镇援兵本色甚急疏》：“奉圣旨：‘援兵行粮已有旨，着南居益发运，随真定援兵赴蓟，依奏。还着户部即专差司官赴通，协同督发给军。’移揭到臣。案查，先准兵部咨‘为紧急夷情事’，奉圣旨：‘关宁大兵、续集镇协各兵分营，督师袁崇焕当指授方略。’”朝廷敕令虽急，无奈粮草供给难于措手，以上诸路援军十二日尚在途中，绝无可能在十三日金军撤离蓟州之前抵达。这可从现存档案中得到部分证明。十一月初七日，兵部呈稿云“所调援兵并未驰集，势急燃眉，合行再催”。初十日，宣、大、山西三镇援军“已将到蓟”。实则迟至十二日，宣、大两总兵侯世禄、满桂方从本镇启程。是知十三日金军撤离蓟州时，侯、满二镇尚在赴蓟途中，与袁崇焕渺不相及，崇焕正与皇太极相持，何至于遣返援军？

《崇祯长编》卷28，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丁酉，兵部尚书王洽疏言更能说明问题：

本月十二日晚，内阁传出上传：“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绕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俱宜周防。卿等即传与崇焕，远行侦探，预为筹度，若得的确情形，速行具奏。”……昨接袁崇焕塘报：“（蓟州以东）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南惟西协石、古、曹、墙一带，尚恐疏虞，平谷、密云，更须控制。诚如圣虑，早宜周防。”今宣大劲兵渐次俱到，可听督师调遣。臣昨有疏留满桂兵驻防顺义，正虑彼或西绕，以此一旅扼之，遂为万全。

是则崇焕确有塘报，到京时间在十五日。蓟州距北京二百里，快报一昼夜可至。则崇焕拜疏之日可能在十四日，即闻知皇太极于前一日乘夜撤离蓟州，立即奏报朝廷。毋庸讳言，皇太极从蓟门西走，颇出乎崇焕意外。而崇焕塘报中所虑者乃在西协诸路以及平谷、密云，说明袁崇焕尚不清楚朝廷调集诸援军作何布置，已抵何处。亦未提及尤、侯、满三镇分守昌平、三河、京城，若有此建议，必在之后一疏，赴蓟已无必要，或顺从朝廷调遣。更可注意的是王洽疏中“今宣大劲兵渐次俱到，可听督师调遣”云云，则诸援军十五日尚未到蓟，已再清楚不过了。而调满桂守顺义，则是王洽之意。另据《孙承宗行状》：十五日夜崇祯召见，得知调遣尤世威、满桂、侯世禄三镇分驻密云、顺义、三河，以为是崇焕之意，或是承宗误解，或是牧斋误书。

《崇祯长编》卷28，十一月十八日己亥：

督师袁崇焕疏陈分守方略。得旨：“览奏，卿统大兵驻蓟，相机图更置兵将，分布厚防，至念陵京根本，具见周计忠谋。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御。卿仍联络指授。着各遵方略，殚力奏功。满桂领兵来京及防守事宜，该部确议速奏。”

此当是朝廷对崇焕调遣西协翟从文及尤、侯、满三总兵的批旨，时间晚至十八日，崇焕拜疏当在十四日塘报之后。而“卿统大兵驻蓟”，则崇焕尚未撤离蓟州，即是说，崇焕此疏是紧接着塘报发出的。批旨中以刘策还镇，令崇焕“联络指授”，可见刘策尚未抵蓟，不可能与崇焕面晤。而否定王洽满桂守顺义的建议，令其与侯世禄一并入卫京师，则是朝廷决策。而按崇焕之意，乃檄调侯世禄驻扎通州。事实上，侯、满两军十五日行至顺义时，与从蓟门南下的皇太极大军遭遇，即已败溃西奔，明清双方均有记载。毕自严《度支奏议》卷8，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具题《酌议解发援兵行粮疏》：“本月十六日准兵部咨，内称调到宣大等处援兵，俱于本日午时到京，令臣部给发行粮。”满桂、侯世禄军“比过通州以东，而饥渴载路矣。方到蓟门，即刻撤回”。据此，侯、满两军从顺义退至通州已难以成军。所谓“方到蓟门”，乃毕自严揣度之词，实则满、侯两军未曾抵达蓟门，亦未见到袁崇焕。

综上所述，确有几支援军曾先于袁崇焕抵达蓟门，方大任认为无济于事，业已遣回。而宣、大、山西三镇赴蓟援军，既不能于十三日抵达蓟门，则非为崇焕所遣回。崇焕之前“精骑五枝联络并进”的意图已无法实现，故随后只能悬度，分布诸军。至于程本直在辩言中之所以不便明言各军行进和遣回的时间，一并算到崇焕身上，或不欲于朝廷调遣诸军加以责难，更因某些具体安排或出崇祯本人的意思。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崇焕何以“遣散诸军”，而在于诸路援军抵蓟时间上的差异。皇太极撤离蓟州时间及明诸路援军行止既明，则崇焕所谓“纵敌入京”之说自无能成立。明乎此，即可理解更生“谓散遣援兵而崇焕罪也，非然也”。余大成时以太仆寺少卿署兵部职方郎中，凡兵部调遣疏稿皆出其手，其《剖肝录》为崇焕辩诬，于此事不置一词，实以其不待辩而自明也。而后来以此归咎崇焕，实乃欲加之罪。

（二）自通州入卫京师

由是引起的另一问题，即崇焕建议诸路援军的分布是否得当。钱谦益《孙承宗行状》有两段值得注意。

1．崇祯召孙承宗面议军事。承宗奏曰：“臣闻督师尚书袁崇焕帅所部驻蓟州，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镇总兵侯世禄驻三河。三边将守三要地，势若排墙，地密而层层接应，此为得策。”对崇焕和大任分遣诸军予以肯定。然“闻尤世威回昌平，侯世禄驻通州，且闻各援兵回本镇，似未合机宜”，不知侯世禄之驻通州非崇焕本意。承宗特强调三河：“盖三河为东来西南必经之路，守三河则可以阻贼西奔，兼可以遏贼南下。”此即十五日平台召对时承宗所奏。另据王在晋所述，“三河县东十里有河通宝坻，冬夏水不涸。挑淤浚之使阔阻，上则沙可囊涧，下则水可安毒。河之东有山，可伏兵，距河多筑土堡，藏火器，山中伏发，首尾击之，敌势必摧”。三河虽可阻击金军，但侯世禄却遭城守拒绝而无法入城，实与满桂同奔顺义。

2．迨承宗十六日暮奉命至通州料理，得知金军已抵通州郊外，又闻袁崇焕军抵达京城之南永定门。承宗上奏看详兵事：“虏薄都城，止有二路。如臣前议，袁崇焕之兵移驻于通近郊，当其东南；满、侯、尤三帅当其西北，则战于通之外，正所以遏逼京之路。今驻兵永定门外，则是崇焕之来路，而非奴之来路。驻通则可顾京城，而驻永定则不可顾通，通危而京城亦危。”故“当责总督刘策守密云，令尤世威率五千兵与满桂、侯世禄联络于顺义之南，袁崇焕列阵于通州左右，不宜逼驻京城。四镇声势相接，贼分攻则分应，合攻则合应，或夹攻，或追摄，或出奇斫营，或设伏邀击，有机便可一创，否则勿迫其战。今天下安危在四镇，四镇不一力战，则贼终无已时；一浪战而失，则畿辅将惊溃而天下危”。此当为十七日戊戌事。奏上，而金军已薄都城矣。承宗叹曰：“四镇兵早从我调度，岂令奴骑至此！”时崇焕为督师，此语显为崇焕而发，大约承宗至通以后，对崇焕已渐致不满。《行状》又云：“当是时中外畏奴甚，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咸欲倚崇焕以媾奴，而独难公一人。有私于公者曰：‘以靖国也，虽城下之盟何害？’公曰：‘我受命防御，不受命为抚。存亡与公共之。’乃合文武将吏誓以死守。”由是可以理解，何以后来崇焕逮系被磔时未见承宗救疏。

《初学集》卷30《少师高阳公奏议序》：“今天子赫然震怒，誓灭奴以朝食。使公之书得进于广厦细旃，备乙夜之览。”钱氏当阅过承宗《奏议》。《序》作于崇祯十二年，《行状》作于三年之后，所述当据《奏议》。然上引《行状》第一段，似是而非。若皇太极在蓟州与崇焕相持，崇焕二万精兵足以阻击，亦无劳诸军。但皇太极已从蓟州撤军西犯，崇焕仍留蓟州则毫无意义。若尤、满、侯三军能按时抵达密云、顺义、三河阻截金军，皇太极也未必能顺利抵达北京；金军在北郊修整两日，然后进逼德胜门满、侯两军，若回守昌平的尤世威能挥兵南进，则可对金军形成南北夹击。然诸军中途撤回，已成溃散之势，非独不能驻守于三河、顺义，亦不见驻守通州。

关于皇太极从蓟州抵通，《国榷》卷90，十一月十三日甲午，“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崇祯实录》卷2同日同。按：这条线路忽南忽北，不可尽信，或将金军分遣探路之军混入其中。《读史方舆纪要》卷11《北直二·顺天府·通州》：“东至蓟州一百二十里。”直线急行军一日可至通州。皇太极大军十三日从蓟州起行，十五日至通州，花费两日，纵使要甩掉袁崇焕，亦不至于如此曲折。况袁军绕行另一路线，并未紧紧追随，不可能不为金军哨探所侦知。按《清实录》《老档》，金军十四日抵达三河。而崇焕所遣尤世威不得入城，故已扬去，已见上引《漩声》。《清实录》次日，以左翼诸贝勒率兵至通州视察渡口。同日，闻知明宣府、大同总兵满桂、侯世禄驻扎顺义，随遣左翼阿巴泰、右翼岳托两贝勒率军赴顺义，击溃满、侯两总兵。解除通州北面的威胁之后，皇太极大军遂进驻通州。十六日遣济尔哈朗等赴北京侦察，十七日皇太极抵达京北二十里牧马厂。《国榷》所载金军行军线路，于三河与顺义之间，多添香河一地，金军此刻全力向西，似无南折之必要；尤不必于蓟州与三河之间插入玉田，三河在蓟州西七十里，玉田在蓟州东南八十里。金军若十三日离蓟州之后趋玉田，势难于次日返回三河甚明。

上引《行状》第二段，则幻想集全部精锐在顺义与通州之间构成一道马奇诺防线，以阻击金军逼近北京。以袁军驻扎京师之南永定门，显然误传误书，崇焕实在东南之广渠门。而关键是责难袁军未能在通州坚守。

皇太极大军十五日抵至通州。《国榷》卷90同日：“袁崇焕至河西务，议趋京师。副总兵周文郁曰：‘大兵宜趋敌，不宜入都。且敌在通州，我屯张湾，去通十五里，就食于河西务。如敌易则战，敌坚则守。’崇焕不听。”同卷十二月初一日崇焕被逮，谈迁为崇焕惜：“苟矢志励众，剪其零骑，俾敛寇不敢散掠，遏其锋于通州，决一血战，无鸣镝都门之下，庶免于戾。”似崇焕在通州御敌，即可阻止皇太极大军入京，皆非的论。皇太极驻营通州城北，当在通州城北二十里灞上，方为屯兵之处。袁崇焕军抵运河西岸之河西务，则在武清县，去通州南六十里，两军相隔八十里。张家湾在河西务与通州之间，距京城不下六十里。依周文郁之言，袁崇焕从河西务进屯张湾以逼金军，与金军凭潞河南北相望，北上逆袭，即不能胜，亦能牵制金军于通州，不使西奔京城。然崇焕在蓟州得知皇太极西奔，欲在金军之前护卫京城，故舍其步兵，仅带骑兵九千人，以此突袭皇太极大军，能保稳操胜券？文郁在军中，岂有不知？南北夹击金军的前提，是满桂、侯世禄、尤世威能从北面威胁金军，承宗自可居通州从中调度。但问题是满、侯、尤三军皆无声息，根本不存在夹击以堵截金军的可能。倘皇太极以一旅相牵制，而大军趋京城，岂不隔袁军于外，不得赴京！京城谁为护卫？这正是袁崇焕所担忧的。对此，《漩声》已有辩说：

敌能避崇焕之坚于蓟也，而不能知崇焕乘其瑕于潞也。敌能反客为主，而不能反主为客也。盖敌方乘崇焕之不能，得以潜越蓟西，蟠踞于潞中，断京师与崇焕首尾不相应。崇焕兵虽强，势不能缩地而顾京师。一面结营困潞，一面张势撼京，敌谓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焕之舍蓟而蹑其后也，不知崇焕且舍潞而绕其外也，不知崇焕业据京而出其前也。

换言之，从南袭击金军，皇太极正好可以阻断袁军进京。“潞”当指潞河驿，在通州旧城东关外潞河西岸，又有废潞县，则通州旧称。“舍潞而绕其外”，即指袁崇焕十六日离开河西务，放弃道经通州而从外线绕道入京，因而避过金军。此举非但令通州城中的孙承宗想必错愕不已，亦必令皇太极措手不及，当日遣济尔哈朗往北京方向侦察，即知已落后手。梁任公《袁督师传》据程本直《漩声》：“敌军初在高密店，遇侦，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高密店即高碑店，在京城与通州之间。即是说，当皇太极从通州进至高密店时，骤然发现袁军已先往京城，故不得已而率金军北走。可惜尤、满、侯三帅无一至者，故金军未遇阻击，得以从容而抵达京北郊外。牧斋亦好谈兵者，且曾与崇焕面谈兵事，然《行状》多揄扬其师，而非深知崇焕者也。

关于崇焕入卫京师，梁任公《袁督师传》所言皆有据。唯以马升桥为相持欠妥。谓袁军先金军抵京，尤卓见，然以提前三日，则犹有说。十五日皇太极与袁崇焕既同在通州南北相望，通州去京城仅四十里，半日之程，即缓行亦只需一日，何至于两军至京时间相差三日？当是皇太极发现袁军已先赴京城东南方向，不欲于外线与袁崇焕作战，故折向西北，即《行状》载孙承宗奏对语：“虏薄都城，止有二路。是崇焕之来路，而非奴之来路。”由是益见周文郁之说不可取。两日后，皇太极于十七日至京北郊外，足见其相当谨慎，或为迷惑明军而分兵四出，或故意迂回远行，以隐避其意图。皇太极大军在北郊休息两日，静观明军动向。二十日出现在北京东北隅，左右翼分兵攻击满桂、袁崇焕两军。另一方面，袁军既急于护卫京城，即不再紧随金军，于十六日西行抵北京城东南，次日至北京城下，即有明廷补给粮草之事，见下。任公或只见皇太极二十日方兵临北京德胜门，而未细察金军十八、十九两日已在北京郊外息马，故有袁军先于金军三日抵京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