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近来为我做了什么？

以上种种并不是为了说明全球化毫无缺点。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一直知道，尽管绝大多数人都会受惠，但还是有一些人会成为输家。而对这些人的帮助一直都太少。从1999到2011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净减少了600万左右，其中可能有五分之一源自中国的竞争；这些失业人员有很多没能找到新工作。事后看来，对于欧盟东欧新成员国移民对公共服务的压力，英国政客也太过掉以轻心。尽管对短期资本快速且变化无常的流动还没有街头抗议，但资本的跨境涌入和流出确实经常造成损害，尤其是在欧元区里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

正如我们本周的专题报道所指出的，必须做更多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在再培训工人并帮助他们再就业的政策上的支出少得可怜，仅为其GDP的0.1%，相当于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没有提出政策帮助因贸易或便宜技术而失业的人，这实在可悲。在移民方面，仿效丹麦的做法，把移民数量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挂钩，以此缓解对学校、医院和住房构成的压力，这很合情合理。许多人把将贸易协定绑定签署国的做法视为对民主的侵犯，但还是有办法让共享的规则强化国家主权。对如何向跨国公司征税建立协调一致的规范可以让各国政府对其公共财政有更大的控制权。协同控制短期资本的剧烈流动将能恢复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掌控。

这些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鼓吹者的明智回应。最糟糕的答案可能是各国转而反对全球化。保持开放的理由和本刊初创时支持废除《谷物法》（the Corn Laws）时的情形差不多。相比起封闭经济体，开放经济体中机会更多，也更多样化，而且总的说来有更大的机会令人民富裕。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主义者一直相信封闭经济体有利于权贵阶层而会伤害劳工阶层。他们那时是对的，现在也对。

（摘自《经济学人·商论》2016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