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大量地非农转移，全国农民工总量不断攀升，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也在下降，农村农业劳动力实际日均工资水平日益上涨。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一直鼓励农户购买和（或）使用农业机械。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作为应对农业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必然反应之一，粮食作物机械化作业水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外，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近年来出现了速度加快的趋势，逐渐出现适度规模经营和小农经营共存的局面。在持续变化的中国农业生产环境下，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一连增”。但从粮食内部结构调整来看，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处于下降趋势。

基于稻谷作为口粮消费的重要性，本研究主要依据中国南方籼稻主产区江西省稻农的微观调查数据、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微观调查纵向数据（RCRE数据），以及亚洲等主要水稻生产和出口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越南和老挝）多个地区稻米价值链参与主体的微观调查数据，在农户模型理论的指导下，对转型时期稻农的水稻生产方式调整与生产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本书在对转型时期中国粮食政策变迁和水稻生产变化趋势进行总体把握的前提下，先以全价值链为视角，比较分析东南亚主要稻米生产国稻米价值链各环节主体的成本竞争力情况，以此在宏观的层面上对中国稻米生产的成本竞争力现状有清晰的了解。然后，以稻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从三个维度来定义稻农的水稻生产方式调整。首先，从稻农水稻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的角度，分别从农户地块层面和农户层面，来检验现阶段土地生产率（包括亩均产量、亩均利润和亩均生产成本）与稻农经营规模的关系；其次，从劳动力持续非农就业的视角，来考察非农就业，以及伴随非农就业而来的土地流转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最后，从水稻生产社会化服务利用的视角，先考察稻农水稻种植生产环节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再衡量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对水稻生产率的影响。本书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部分：

研究内容一：价值链视角下农村转型与水稻成本竞争力研究——国际比较。利用中国、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和老挝五个国家八个地区稻米价值链各环节主体的微观调研数据和国家层面经济发展、水稻产业的宏观数据，以全价值链为视角，分别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转型时期稻米价值链整体及各环节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各个国家稻米价值链成本竞争力的影响。总的来看，转型时期稻米价值链整体表现出价值链主体环节减少，但地理空间延伸的特征。稻米价值链各环节主体朝着技术创新、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各个国家稻米价值链总成本的排序与国家内部农业劳均增加值较一致，中国稻米价值链总成本最高。将稻米价值链分为农户、工厂、经销和零售四个环节，发现农户和零售商环节成本高是造成中国稻米价值链成本竞争力差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的加工和经销环节具有微弱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分解各环节成本构成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劳动力、机械、土地及化肥投入偏高是造成中国水稻生产环节不具成本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劳动力成本、仓库及摊位租赁费用、交通运输工具燃料及维护费偏高是造成经销和零售环节不具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为提高中国稻米生产的成本竞争力，应充分扬长避短，需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引导发挥稻米价值链中游的潜在竞争优势。同时，在转型时期，应借助机械替代劳动作业以节约成本，培育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以使土地租金位于合理价格，并充分利用加工设备的产能和零售营销的新变化来增强稻米生产成本竞争力。

研究内容二：转型时期土地生产率（单产和亩均利润）与稻农经营规模关系研究。本部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确定现阶段中国农业生产环境下，是否仍然存在“small is beautiful”的现象，为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道路选择提供依据。针对在中国农业范畴下实证研究该问题的文献有限且使用的数据陈旧的现实，以单产和亩均利润来衡量土地生产率，从地块层面和农户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测度。通过控制农村要素市场不完善、土壤质量、土地面积测量误差对土地生产率与农户经营规模关系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地块层面，不论是单季还是全年时间维度，土地生产率都与农户经营规模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规模种植稻农存在内在激励追逐土地规模经营。就农户层面而言，虽然这种关系不显著，但系数方向为正。此外，增加机械使用会提高土地生产率，表明机械化不仅限于扩大农户经营规模，而且对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也有影响。

其次，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笔者扩展研究对象粮食作物的品种（包括稻谷、小麦和玉米）和研究对象所跨越的时间区段，以覆盖更长远的时间。具体而言，利用2003年到2013年中国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八个粮食主产省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在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分析农户稻谷、小麦和玉米的耕地经营规模对各粮食作物单产和亩均生产成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表现。总的来看，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的这种负向影响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减弱。这表明“增规不增产”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得到逐步改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生产成本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粮食生产规模经营的成本优势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应当引起重视。分地区而言，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和亩均生产成本的显著负向影响在地形方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且在机械化耕作程度相对滞后的湖北省和四川省等地区表现最突出。所以，在促进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扩大农户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应重点缓解这些地区的土地细碎化问题，扩大农户地块层面的经营规模，完善当地的机械化社会服务市场。

研究内容三：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土地细碎化对稻农技术效率的影响。本部分内容的研究目标是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测度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土地细碎化对稻农技术效率的影响，以此评价相关政策的作用机制与效率。本部分研究运用一步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考察了稻农土地流转市场参与、地块来源（租入或集体分配）、非农就业程度、土地细碎化状态对稻农籼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被调查区域稻农全年籼稻生产的技术效率值在0.613和0.997之间，平均技术效率值为0.973；遵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农户实际耕种面积的划分标准，实际耕种面积在2公顷以上的稻农的平均技术效率显著较高；发生土地流转的稻农的技术效率高于未发生土地流转的稻农，但对发生土地流转的稻农而言，其集体分配地块与租入地块的技术效率无显著差异；非农就业机会对稻农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稻农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其技术效率越低。

研究内容四：转型时期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分析。本部分内容的研究目标是考察稻农在变动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如何科学做出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和环节外包数目的决策，以期了解稻农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因素。本部分在构建稻农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和环节外包数目决策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在农户层面和季节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发现：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是目前南方籼稻种植区域稻农水稻生产的普遍现象，但不同特征的水稻生产环节在外包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不同种植规模的稻农水稻生产外包的环节也存在差别；Mv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稻农水稻生产各个环节的外包决策是相关的，而非完全独立；对于不同特征的水稻生产环节，影响其外包的因素存在差别，总体而言，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非农收入水平会促进稻农的外包化行为，而降低外包价格也有助于外包比例的提高。

研究内容五：转型时期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生产率效应分析。本部分内容的研究目标是评估稻农水稻生产方式调整带来的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是否会影响水稻的产出水平。本部分应用稻农个体和时间的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用C-D生产函数研究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对水稻产出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对水稻生产率是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取决于如何处理家庭生产要素投入的机会成本。当使用各稻农各水稻生产环节内雇佣劳动力和雇佣机械服务价格估算家庭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家庭机械使用成本时，水稻生产整个过程的外包程度与水稻的产出水平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整地环节和插秧环节外包的生产要素投入比重越高，稻农最终的产出水平则越高。当不考虑家庭生产要素投入的机会成本时，水稻生产环节的外包化程度不显著影响水稻的产出水平。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中国农业生产环境发生的变化出发，抓住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发展、农业劳动力持续非农流转、农业机械化率大幅上升的显化特点，从水稻生产方式调整的不同角度系统分析了稻农的水稻生产效率，进而勾勒出一幅综合的图景。本书在如下方面可能对以往有关水稻生产效率领域的研究有所贡献。首先，本研究填补了2003年之后中国农业生产土地生产率与农户经营规模关系研究的空白。而2003年之后正是中国农业生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此时土地政策的选择是研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其次，劳动力非农就业、农村土地流转和耕地细碎化在中国农业生产环境中是同时存在的。以往对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研究大多着重分析其中一个因素。区别于以往相关研究，本研究是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测度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土地细碎化对稻农技术效率的影响。最后，针对稻农水稻生产方式的调整，本研究对稻农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进行实证检验时考虑了稻农水稻生产各个环节外包决策间存在相关性的可能，而非将每个水稻生产环节的外包决策看作独立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