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的孕育与诞生

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说过，心理学有一个短暂的历史，但却有一个漫长的过去。这话也适用于社会心理学。事实上，任何一门与人类自身的生活经验紧密相关的学科，在它正式诞生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作为人类了解自身及其社会生活的一种尝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人们对于社会心理现象的关注和兴趣都由来已久。围绕着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等等，古代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至今足资参考的见解。在西方，如古希腊的演说家狄莫克内西就注意到要利用情绪的感染来达到鼓动宣传的目的，赫拉克里特和德莫克里特则认识到“模仿”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围绕着“人性”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形成了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一方代表、以亚里士多德为另一方代表的两条基本的理论线索。前者认为，人虽然不能完全摆脱生物遗传因素的支配，但却可以受到社会环境和教育的深刻影响。苏格拉底说：“如若善不是由于本性就是善的，岂不是由于教育而成的吗？”而柏拉图则在《理想国》设计了一种社会，在其中，孩子可以因适当的教育而得到适当的塑造。柏拉图还对人的灵魂作了具体的说明，他认为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意志和情欲三个方面。理性是最高的，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理念世界，达于至善；意志和情欲是在理性的支配下活动的，其圆满的活动就是善理念在现世的表现。理性表现为智慧，意志表现为勇敢，情欲则是低下的，应予节制。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主要是由生物的或本能的力量所决定的，不可能有很大改变，因此想通过建立理想国来改变人的本性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后来为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基督教神父奥古斯丁所继承，并进而为近代的思想家康德、歌德、卢梭等人所进一步研究发展。在这些思想家看来，人具有潜在的善性，只是有缺陷的社会才使人趋于邪恶，因此，只有改变社会才能达到改变人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同样不乏继承者。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基耶维利、霍布斯、边沁等人都可以说是这一脉的传人。如马基耶维利认为，人性是自私、贪婪、伪善、忘恩负义和对别人充满敌意的，保存生命和追求财产是人性的普遍要求。霍布斯也认为，人的本性是无休止地追逐个人的利益和权力，采取一切手段去占有一切。在他们看来，人的这种本性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君王)所能做的也只是认清它之后而以一定的手段加以操纵和控制。

上述两种关于“人性”的基本理论线索，在今天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中依然可以发现其痕迹，如社会学习理论强调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显然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传统有相同之处；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显然又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一脉相承。难怪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Galina M. Andreeva)在追溯社会心理学的起源时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产生于古代哲学体系。……通过哲学知识发展的整个阶段可以看到，在哲学知识内部建立了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思想。在古代哲学中，除了柏拉图的哲学之外，还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很早就对现今社会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作过论述的不仅只有西方的古代哲学。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同样也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甚至比西方更早。围绕着人性、人格的形成与塑造(人的社会化)、社会交往、群体心理等等，从孔子、孟子、荀子到王充、诸葛亮，再到朱熹、王安石、王夫之等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学者提出了大量有关人类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有价值的思想。关于人性，孟子和荀子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见解：前者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仁、义、礼、智四端“犹其有四体也”；而后者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关于人格的形成和塑造或者说人的社会化问题，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后天学习的意义。如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墨子说：“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王充也说：“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也。”而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则更为具体地指出：“夫性者，生理(生之理)也，日生而日成也，……是人之自幼讫老无一日而非此生者也……故性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关于社会交往，孔子力主广交朋友，认为“乐多贤友，益矣”。孟子则指出在交友、择友原则上，要“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应“友其德”；并还说：“敬人者，人敬之；爱人者，人爱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群体心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仅提出了“民心”这一属于现代社会心理学范畴的概念，还深刻地揭示了民心与治国的关系。比如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就提出了“同人心”的思想。所谓“同人心”就是指群体成员的社会心理的一致性，或者说群体内部人际关系的协调性。他在总结商朝灭亡和周朝兴起的历史教训时说：“纣有臣亿万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而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同样，孟子在分析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也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他还指出，在一个群体中要想成员们同心，就应当有作为群体规范或行为准则的公理和公义来维系：“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并认为群体中不同角色都应该有自己的角色规范，即所谓“父子有章，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但是，应该看到，古代的这些中外思想家们对于人类社会心理现象所做的上述种种考察探究阐述虽然为日后独立的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就其本身的形态而言，则基本上或流于哲学的思辨，或只是一些经验的直观描述，尚不是近代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科学研究。它们有孕育之功，却尚未到达分娩之时。作为一门真正对社会心理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并具有自身体系的独立学科的社会心理学的正式形成是到了近代以后的事了，更明确地说，是近一个世纪的事。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时期，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和由此而来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的发展，许多学科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其中包括那些同社会生活的各个过程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与社会心理学相邻近的学科都在这一阶段逐步地建立起来，这一切，连同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为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试图明确划定社会心理学的正式形成的标志。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人冯特(W.Wundt)所著的《民族心理学》的出版(1900—1920年)为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关于民族心理学，在冯特之前，其同胞拉扎鲁斯(M.Lazarus)和施坦塔尔(H.Steinthal)于1859年已创办了《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民族心理学序言》，认为民族心理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艺术、宗教、语言、神话、风俗习惯等的研究，从心理方面认识民族精神的本质，揭示民族精神活动的规律。冯特进一步发展丰富了拉扎鲁斯和施坦塔尔的研究和思想，在其上述这部共十大卷约500万字的巨著中，冯特收集了大量有关民族风俗、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的材料，并对这些“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进行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但是，许多人对以冯特《民族心理学》的出版作为社会心理学形成的标志表示异议。如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Vygotsky)便十分反对把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列入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他认为社会心理学不应该把“思想的凝结块”“结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冯特恰恰混淆了“社会心理学”和“民俗学”的界线。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心理学以19世纪法国学者们创立“群众心理学”为形成的标志。而塔德(G.Trade)、涂尔干(E.Durkhelm)和黎朋(G.Lebon)则构成了群众心理学的三座重镇。前者沿着心理学的方向(唯名论的还原论的方向)研究群众心理和行为，后两者沿着社会学的方向研究群众心理和行为。在其《模仿律》(1890年)一书中，塔德用“模仿”来解释一切社会行为，认为模仿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原因，习俗是对过去事情的模仿，风尚是对现在事情的模仿。而模仿是个体活动，因此，团体行为要由个体行为来说明，团体心理学可以还原为个体心理学。与塔德的观点相对立，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涂尔干始终从群体的方面论及人的行为，强调群体在决定人的行为方面的重要意义，认为群体意识(集体意识)不是个体意识相加之和，前者大于后者并决定后者，社会心理学不能还原为个体心理学。黎朋的观点基本上和涂尔干相一致。在其于1895年出版的《群众》一书中，黎朋从暗示、感染的角度分析解释了“群众”心理和行为，认为“群众”活动是受“群众”气氛影响的，这种“群众”气氛形成“群众”的共同意志、共同情绪、共同精神，而处于其中的个体则会失去理智，降低自我意识和责任感，以致使“群众”行为带有冲动性、盲目性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冲击性。但是，对于以法国“群众心理学”的创立为社会心理学正式形成的标志也有人反对，因为法国的这些学者所研究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他们并没有提出作为一门严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体系的概念。关于社会心理学形成标志的第三种意见，也是目前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该把1908年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正式诞生之年。这一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在大西洋两岸同时出版了以“社会心理学”命名的两本教材。前者挟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使本能成为关键概念”之势，“使本能成为理解社会行为的钥匙”。认为先天的或遗传的倾向是一切思想和行动(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基本源泉和动力，是个人与民族的性格和意志在智能的引导下由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麦独孤在该书中列举了求食、拒绝、好奇、逃避、争斗、繁殖、父母性、合群、支配、服从、贪得、建设等12种本能，并认为，它们是全部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背后的根源。与麦独孤的这种本能心理学的研究解释取向不同，身为社会学家的罗斯主要继承了法国群众心理学的传统，着重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罗斯将社会心理学区分为两个不均等的部分：(1)社会支配性，即由群体支配的个体，它又可以分成社会影响和社会控制两部分；(2)个体支配性，即由个体组成的群体。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多数人对一个人的决定和一个人对多数人的决定，以及社会环境对一个普通人的塑造和一个非凡的人对社会环境的塑造”。由于麦独孤和罗斯不同的学科背景以及明显不同的研究倾向，许多人也往往把他们的这两本教科书的出版看作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和心理学取向的形成的标志。

也许要明确地划定一个社会心理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性年代或事件还会有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假如我们比较笼统地说社会心理学是在19和20世纪之交，在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而从社会学、心理学等母体学科之中正式分娩诞生的，则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古代思想家们有关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思想言论为社会心理学的发育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于此时形成的德国的民族心理学、英国的本能心理学、法国的群众心理学则是它的三个直接的来源。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古代思想家对社会心理现象的考察探究是出于政治等社会实践的需要，同样社会心理学的正式形成也恰如墨菲所说的那样是应运而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的海外拓殖运动等时代背景的呼唤，从社会方面促使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心理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