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1.2.1 对外直接投资定义的相关研究

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是“在投资者以外的经济（国家）所经营的企业拥有持续收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有效的发言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或实体为实际控制东道国企业或分支机构，以及建立长期利益关系而进行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兼并收购或扩张现存国外设备的方式拓展其业务的一种商业策略。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追求国外市场更多商机的一种自发过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则把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一国（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地区）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此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则将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以工厂和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权或股票所有权控制厂商经营活动的投资”。

我国相关机构也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定义。国家统计局则将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我国企业、团体等（简称境内投资主体）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

对外直接投资涉及资金、技术、管理等不同形式的资产或要素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流动，其实质是投资主体通过对外投资行为获得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控制权，从而追求利益，获取更多的价值。由于本书研究的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的角度是中国的实际国情，考察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本书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定义。

1.2.2 产业结构升级内涵的相关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Rostow, 1960）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依次经历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等六个阶段，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跨越的关键。

主流产业经济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效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依据产业关联客观比例关系来调整不协调的产业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遵循产业结构演变规律，通过创新，加速产业结构从低层次结构向高层次结构演进。产业结构高效化是指产业结构效率不断提高，由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产业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产业演进，最终促使资源由低效产业向高效产业转移。

国外学者主要围绕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展开相关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产品质量的提升，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变上。如Gereffi（1999,2015）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企业或经济体转向技术先进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从而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公司等经济主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变。Ernst（2001）详细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他认为专业化和一体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实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产业内的升级，即从低附加值产业（如轻工业）到高附加值产业（如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转变；二是生产要素的升级，即从自然禀赋（如自然资源与非技术劳动力）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如专业技能）和社会资本（如一个地区的支持服务）等“创造资产”的升级；三是消费需求层次的升级，即从必需品到奢侈品的升级；四是价值链阶段从销售、发行到最终组装和测试以及组件制造、工程设计、产品开发和系统集成的升级；五是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层次结构升级，即从有形的产品制造投入到知识密集型的支持服务等各种无形资产的升级。Poon（2004）认为产业升级具体表现为企业生产产品的转变，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价值产品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高价值产品转变。Pietrobelli和Rabellotti（2006）提出，产业升级是企业不断追求更多价值，以提高价值链内相对竞争地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价值增值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创造。Azadegan和Wagner（2011）则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制造技术从简单到复杂不断循序发展的过程，对后进入者而言，产业升级可以作为一种高效的进入途径。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也做了相关研究。李子伦（2014）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即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变迁的过程。刘永萍、王学渊（2014）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例由低水平逐步过渡到高水平的过程。方慧、吕静、段国蕊（2012）从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层次演进、结构效率等三个方面就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做了研究。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和高效化。邹一南、石腾超（2012）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表现形式较多，但其本质包含结构变迁和效率提升两个方面。结构变迁指产业间产值比重的变化，效率提升则是指生产效率的提升。杜传忠、郭树龙（2011）以生产效率为依据，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间或产业内的生产效率由低到高的动态演变过程。姜泽华、白艳（2006）认为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就是国民经济社会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中产业地位、关系向更高级、更协调的方向转变的过程，其实质内容包括产业结构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联系的紧密。

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的，研究视角大多基于宏观的角度，强调从产业层面理解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以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为主要标志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定义。但有学者从产业价值链视角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如林晶、吴赐联（2014）从技术和附加值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实质上是产业技术和附加值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许南、李建军（2012）认为由于产品内部分工的不同和不同产业的相互融合，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在价值链环节中由低到高的攀升。唐艳（2011）提出在全球化框架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应把握新的时代背景所赋予的新内涵，她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价值环节的提升。姚志毅、张亚斌（2011）认为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应从构成产业结构升级的主体升级、同一生产网络内的产业结构梯次升级、关联与外溢效应升级、区域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升级等四个方面赋予产业结构升级新的内涵。

以上研究主要从全球生产网络或全球价值链层面出发，将不同产业划分为不同的生产阶段，不同的生产阶段组成附加值不同的价值链，而产业结构升级就是从低附加值阶段到高附加值阶段的跃升。因此，研究的视角更为开阔，研究的方法也较为全面，对产业结构升级含义的认知也有进一步的拓展。

1.2.3 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异同

由于产业升级概念广泛、复杂，内涵丰富、深刻，不同国家产业发展的重点亦有所不同，产业升级的表现形式也各有特点，因此目前学术界尚未对产业升级的概念和内涵形成统一的认识。总体而言，目前相关学者对产业升级的含义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界定：一是从宏观视角审视，认为产业升级包括产业部门的升级以及产业层次结构的高度化。产业层次结构的高度化是指随着经济向前发展、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一国不同产业间的结构比例不断优化，产业内集约化的进程不断加剧；二是从微观视角分析，认为产业升级指企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不断增加。产业升级的实质是要素的流动，即要素从相对低价值的产业、行业、价值链向相对高价值的产业、行业、价值链流动，以实现要素效用的最大化。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产品竞争力逐渐提升，企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相关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的过程。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内涵是否一致，学术界也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两者内涵相同，即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就是产业升级，具体表现为一国经济结构由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不断代替低附加值、低技术产业的过程。如喆儒（2006）认为，产业升级是指产业层次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转换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产业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者含义不同。相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升级更注重某一具体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含量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不断增多，而产业结构升级则注重不同产业间的比例关系，这种关系强调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和平衡性。如李晓阳、吴彦艳、王雅林（2010）将产业升级内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做了区分：宏观方面是指产业升级，即产业结构的改善；微观方面则是指产业素质和效率的提升。李江涛、孟元博（2008）认为，产业升级的含义更深、层次更高，产业升级不仅包括产业结构升级，还包括产业深化发展。产业升级不仅侧重于不同产业之间的时空布局，也侧重于同一产业不同时空下的发展状态。

以上相关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做了有意义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产业结构升级内涵的界定仍然需要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升级两者在概念上相似，但在内涵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产业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宏观方面主要是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视角，侧重于产业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微观方面主要是基于企业竞争力视角，侧重于某一产业内部劳动效率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升级。因此，产业升级从内涵界定上更为宽泛，含义也更为深远。而产业结构升级则侧重于不同产业之间发展的均衡性，强调不同产业间的发展状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和平衡性，突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发展过程。

1.2.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1.2.4.1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效应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着综合效应：在不同程度或不同方面存在着正面效应或负面效应，即两者兼而有之。如卢平（2009）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的效应。通过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产业结构效应。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能否起到调整作用的关键在于其本身是否理性、科学，无序、盲目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不利于本国产业的发展，而且会削弱原有产业的发展基础，甚至导致产业出现空心化，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反向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王滢淇、阚大学（2013）则认为，我国不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存在差异：在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所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在中部与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则不明显。杨仙丽（2013）利用2003—2012年的实证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较为明显，但短期影响程度不明显。姜甘伟（2013）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但目前这种影响效应很小。李逢春（2012）借鉴钱纳里模型，运用面板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水平决定着其产业升级效应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大、水平越高，其效应和推动作用就越明显；而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则对产业升级存在反向调节作用。潘颖、刘辉煌（2010）认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主要包括科技进步、消费需求、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他们运用协整理论就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不明显，但其长期效应则较为明显。

有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实现国内传统产业的外部迁移，为国内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获取国外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推动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赵伟、江东（2010）认为，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由初级到高级的叠进式升级，母国产业结构会由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再升级到知识与技术密集型。在实证研究方面，霍忻（2014）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模型，以2010—2012年我国农副业、采矿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计算机服务软件业、技术服务业等六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发现，上述六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显著。王英、周蕾（2013）利用2005—2011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从作用渠道来看，市场导向型和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显著，而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略大。杨建清、周志林（2013）通过研究得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地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结论。郑磊（2012）利用2005—2009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国家主要通过技术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汤婧、于立新（2012）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七大行业的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后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调整效应。冯春晓（2009）以我国制造业15个主要投资行业为研究样本，通过面板协整检验具体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相关性较强，但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关性较弱。

也有学者以有关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陈建奇（2014）通过研究认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不显著，而韩国等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则较为显著。张海波（2011）专门研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在1980—2009年的相关投资情况，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母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大多不显著，而在存量方面其影响则较为显著。燕敏（2007）以日本与韩国为研究对象，选取1970—2006年日本的数据和1980—2006年韩国的数据，基于现代协整理论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和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他们各自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关系密切。金明玉、王大超（2009）在研究韩国数据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李国平（2001）详细研究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后，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较为成功地推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以及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这一结论。

国外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如Eliaa、Mariottib和Piscitelloa（2009）以意大利1996—2002年相关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具体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和技能的相关影响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改变母国劳动力结构，促进新技术整合优化母国产业结构。Kugler（2006）在研究哥伦比亚1974—1998年制造业相关数据后发现，东道国生产商对聚合资本形成的净影响取决于关联性与外溢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跨国企业可以通过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将知识转移到国内下游企业或上游供应商，进而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Barrios、Gorg和Strob（2005）以爱尔兰为研究对象做了相关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贸易效应带动国内相关企业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Advincula（2000）通过研究发现，韩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与本国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国外转移低端生产环节的行为密切相关。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助于韩国企业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过渡，从而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结构升级。Svetlii、Rojec和Trtnik（2000）以斯洛文尼亚为研究对象，认为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内在驱动因素在于获得竞争优势。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促进国内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Dowling和Cheang（2000）在研究日本等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有关现象后发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国内产业结构变迁密切关联，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赶超型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相关关系。Blomstrom、Konan和Lipsey（2000）也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做了相关研究，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自从1985年日元贬值以来，日本许多公司纷纷在海外设立子公司，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Robert（2002）通过研究发现部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实现了经济体内产业结构升级。Ogawa和Lee（1995）以日本六大产业为例进行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可能加剧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竞争，不利于母国国内投资、人口就业、资源配置等，因此对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产生负面影响。如遇芳（2013）认为，在宏观层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不明显；而在微观层面，除了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外，市场或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则对企业劳动生产率没有影响。范欢欢、王相宁（2006）将我国与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在对外投资规模和产业结构方面进行横向比较后发现，除第二产业外，我国的第一、三产业结构变化与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关联，据此他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Slaughter（2000）以美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间，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其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不存在影响。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还有田金、聂涛（2013），杜甲奇（2012），宓红（2012），谭延明、陈丽珍（2011），杜人淮（2011），Lipsey、Ramstetter、Blomstrom（2002）, Barrell、Pain（1997）等。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宏观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展开相关研究，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大多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研究对象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但以得出正向作用的结论居多。鉴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投资规模不大，且不同省份、不同区域产业基础不同，产业结构和发展重点也存在差异，因此在具体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时，应以不同省（区、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全局分析。

1.2.4.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和影响机理

有学者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机理等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如尹忠明、李东坤（2015）根据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研究，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资源、追求效率、扩大市场及寻求战略资源等，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是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和主要类型，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四种类型中所占比例最小，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贾妮莎、韩永辉、邹建华（2014）结合产业结构长期和短期效应两个机制分析了市场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宋维佳、王军徽（2012）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认为制造业是一个由系统输入、输出和环境构成的过程，而对外直接投资正是通过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的不同效应来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他们认为，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正面效应主要通过供给效应和竞争效应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国内资本流出和投资损失两个方面。赵伟、江东（2010）认为，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等内在机理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与产业后向关联效应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边际产业或从发达国家、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那里获取技术的产业前向关联效应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宋维佳（2008）详细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传导效应，他认为这种效应主要通过资源补缺、边际产业转移、新兴产业成长等三个效应来实现。冯志坚、谭忠真（2007）认为一国可以通过提升产业竞争力，实施产业重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对投资主体的直接知识溢出效应和其他经济主体的间接知识溢出效应来提高母国产业竞争力。曹秋菊（2006）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正效应的实现途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获取国外资源，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转移传统产业，有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三是引进竞争机制，通过辐射效应使产业整体素质优化。汪琦（2004）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弥补投资国资源短缺的缺陷，推动传统产业转移，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获取高额投资收益等，进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抑制作用，可能会加剧重合产业竞争，造成国际收支失衡，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受阻。魏巧琴、杨大楷（2003）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外溢作用推动母国产业结构向高端化发展。外溢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企业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储备和原材料来源增加、国际收支状况改善、金融风险防范、政治地位提升等六个方面。江小涓、杜玲（200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企业内部、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结构调整与转移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综上，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依据不同的作用机制和传导途径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微观视角主要以企业为分析对象，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依据投资动因从市场、技术、品牌、资源等划分为不同的投资类型。不同投资类型依据不同的实现路径来促进企业所在产业及其他关联产业的发展，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宏观视角主要从投资机理出发，分析不同产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联动的产业转移、产业关联、产业竞争等效应的作用机制。

1.2.4.3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和区位选择及投资策略

有学者从产业和区位选择、投资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在产业选择上，李述晟（2013）认为我国产业结构整体水平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侧重海外技术和资源能源的获取，以此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在区位选择上，在保持资源型国家战略投资的基础上，要加大对技术先进国家的学习型投资。雷鹏（2012）着重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构建“双目标”模型，提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要采取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就不同产业类型的选择战略分别做了研究。他着重强调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认为其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宋维佳（2008）持有相同观点，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因此他认为在投资过程中应仍然选择以资源开发业为重点投资产业，将服务业作为投资策略选择的同时，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马静、陈明（2008）和宋伟良（2005）在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聚焦在资源开发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等方面。

也有学者依据产业选择相关标准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做了重点区分。如李新（2014）依据产业组合的区位比较优势、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结构高度化同质性等三个基准，提出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坚持以资源开发业作为预防性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以服务业为策略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战略产业。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亚洲、欧洲、美洲等相关地区的产业选择策略。尹德先（2012）认为，应该依据动态广义优势基准、产业关联度基准、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以及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基准，以战略目标为导向，加大对资源类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投资力度。王玉宝（2009）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遵循资源获取、产业比较优势、产业递进、产业内垂直贸易量以及技术寻求等基准，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策略进行了研究。陈漓高、张燕（2007）根据产业地位划分法把我国行业分为先导、主导、支柱以及瓶颈等四个产业类型，依据产业结构同质性基准、比较优势基准、贸易创造基准、国内投资的引致基准等四个基准提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基准圈。赵春明、何艳（2002）依据边际产业、产业相对优势、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对国内相关产业的辐射效应等基准，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应重点投资生产能力过剩、适用技术成熟、小规模生产的制造业。在区位选择上应遵循就近原则和地区渐进原则。

在区位选择上，也有较多学者从区位优势和投资动机两个方面做了相关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依据国内较为明显的区位优势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展开对外直接投资。如陈亮恒（2015）认为，我国企业在参与对外投资过程中对国外环境不熟悉，缺乏相应的对外投资经验。因此，在区位选择策略上要优先考虑区位优势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要重视在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的发达国家，以实现全方位的对外投资分布格局；在产业选择策略上，应选择与国内其他产业联系较为密切的、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作为对外投资重点，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李逢春（2013）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发现，我国流向亚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较为明显，流向欧洲、北美、非洲地区的则依次下降。因此，他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首先选择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资源、市场等优势条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明媚（2008）提出，要把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投资，逐步建立制造业的国际生产体系。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应依据不同的投资动机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如刘剑钊、姚程飞（2012）提出应结合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不同区位的特点和我国各行业的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做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他认为，技术寻求型投资应主要投资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资源寻求型投资要结合资源分布情况和东道国的地缘政治、区域冲突等因素，市场寻求型投资应重点选择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魏浩（2008）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包括基础资源寻求型、边际产业转移型和核心技术寻求型等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应有所侧重。具体而言，基础资源寻求型和边际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应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是核心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周新生（2007）认为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采取不同的产业策略：亚洲市场是我国在较长时期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战略目标市场；对美洲市场，要加大高新技术学习型投资，实现多投资目标；对欧洲市场，要结合欧盟产业政策，选择高新技术行业，以学习型投资为主；对非洲市场，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转移成熟产业和生产能力过剩产业，以实现产业的梯度大转移。欧阳峣（2006）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既要坚持以传统产业为基础，又要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据此，他提出我国大型企业应投资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小型企业应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对于传统产业投资于周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应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投资区域，以培植产业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综上，相关学者依据产业选择相关标准、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类型等就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和区位选择、地区促进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总体而言，多数学者倾向于选择传统制造、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在区位选择上，则提倡根据不同的投资目的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在分类别的基础上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