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总体特点

一、起源早、规模大、历史长，绵绵史脉不断

十七房郑氏宗族起源较早，自始迁祖靖侯公于宋时徙迁澥浦塘路沿，迄今已历经800来年的历史。800个春秋，郑氏宗族用辛勤的汗水和聪明才智，铸就了一部凝聚着独特的宁波帮精神的望族史。

十七房郑氏宗族的“大”，令人“叹为观止”。与宁波其他望族相比，或许十七房郑氏宗族官品、地位没有别人高，名气和影响没有别人大，但是，其宗族体系规模之大却是其他任何一个望族所无法企及的。如果仅用“家族”的概念来定义十七房郑氏的内涵和外延，那是无论如何都涵盖不了的，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宗族体系，它由塘路沿、庙基头、十七房、后新屋、海甸闸口五大房支组成，这还不包括远居岱山等外地的众多小支派。乾隆年间立谱时郑氏族人已有500余家，最鼎盛时，光绪年间续谱时“综计约千数百家”，人口达万人以上，真可谓泱泱大族。从家族商帮看，据现有资料，已发现的家族商帮就有十几个，从商人员数以千计，他们在发展的进程中，此起彼伏，相互承连，又自成体系，其规模在宁波商帮中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而那些因多种原因没有被文字记载下来的家族商帮或经商之人就不知有多少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十七房郑氏宗族在800年发展历史中，历传数百年而史脉不断，这也是宁波其他望族所罕见的。以经商为例，仅以明末清初时的郑世昌家族商帮算起，自1663年十世郑世昌19岁外出经商，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十七房郑氏最后几个家族商帮宣告结束，前后就延续了近300年时间。而郑氏族谱中的线索表明，从八世祖起就已有成功的经商业贾之人出现了，只是到了十世郑世昌、郑光礽时代，经商业贾业已成风罢了。

二、重文求儒，矢志科举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科举制度极大程度上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了“任人唯亲”，以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垄断为主要用人手段的历史格局，为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进取的读书人提供了施展才智、进入上层社会的历史机遇，因此，登科入仕逐渐地成了绝大多数人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唯一途径，因而被视为一种人生“正途”。明清时代，科举制度进入了一个极鼎盛时期，以至于出现了万千学子同挤科举独木桥的壮观景象，其情景一点不亚于今天的高考。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十七房郑氏宗族自然不能置身其外，尤其是七世郑文瑞、十三世郑谦通过正途步入官场后，极大地鼓舞了郑氏子弟习文从儒的信心，诸多子弟鼓足劲，寒窗苦读，以期科场一搏，有朝一日，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入仕为官，光宗耀祖。

郑氏宗族向来重视商贾，但与重文儒比起来，重商远不如重仕，有很多人都是在无奈情况下才弃儒经商的，如惠行十二世维字辈郑维博、郑维乾、郑逸亭等，都是因屡试不中才绝意进取，转而严苛教授子弟，以培植后进者为己任，即把希望寄托在了后代的身上。大富豪郑德标弃儒经商也是出于无奈，发达后，为了弥补自己未能完成儒业的终生遗憾，他斥资致力于子弟教育。郑世昌家族商帮的后继者十四世郑开秀，“幼时就塾读书，辄能通大义，以家不中赀，承亲命，舍举业服贾”，发达后，“憾己之未得儒业也”，于是让其长子郑秉彝继承先业经商，命次子郑秉和习文读书。还有很多人一生殷切期望其子孙列名庠序，当子孙如愿以偿后，而他本人却因已故无法亲眼看到，他的家人为他感到万分遗憾，这说明郑氏将进身仕途看得多么重要，也进一步充分说明郑氏宗族重仕优于重商。

为求取功名，有的人甚至耗尽毕生精力而不悔。进士郑谦五子郑德峻苦读多年，在即将赴大考之际却赍志而殁，郑谦四子郑德容屡败屡考，连考30年不中，51岁时仅获贡生。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他们为了追求功名已到了矢志不渝的程度。

在清代，除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外，还盛行一种捐官制度，即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的制度，而且，不仅可以捐官，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捐穿官服。与科举正途相比，虽然捐官多被称为“异途”，但是，在众多捐官者中也有出类拔萃者，他们因为多种原因而报国无门，无奈之下只得出此下策。

在十七房郑氏宗族中捐官文化也非常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自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至光绪五年（1879），郑氏宗族捐官的人近百人，其中正二品资正大夫4人，正三品通议大夫3人，正四品中宪大夫1人，从四品朝议大夫24人，正五品奉政大夫4人，从五品奉直大夫2人，从六品儒林郎7人，正七品文林郎8人，八品以下者多人，议叙布政司等职多人，赏顶戴红珊瑚、坐绿呢轿子者1人，赏戴蓝翎者5人，赏戴花翎者2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捐的是虚衔，实际并没有任其职，只有少数人如郑德阶、郑传箴、郑传棫、郑芳圭等任实职，他们就是郑氏捐官者中的出类拔萃者。

郑氏宗族何以热衷于捐官呢？这与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官本位意识和“皇权家天下”意识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因为权与贵原本就是连在一起的。一方面，郑氏宗族热衷科举正途，但走正途实非易事，便以捐官形式弥补其不足。另一方面，经商致富后的郑氏宗族，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和益，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所以，需要给自己找一个政治护身符，取得相应等级的政治资格，而捐官就是攀高门第、提高社会地位、扩大社会交际范围的最便捷之路。但捐官毕竟是“异途”，所以，与正途比起来，在郑氏宗族眼里还是有区别的，远不如科举正途之重要，这在宗祠规条中对死后入祠条件的规定里就可以体现出来，出身异途者入祠条件明显要比正途出身高许多。

从上述情况来看，在古代，十七房郑氏宗族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正统大宗族。

三、诚信为本，族风端正

十七房郑氏宗族之所以能扬名蛟川，除了他们登科入仕、经商致富，还与其秉持良好端正的族风分不开。郑氏族人秉赋端正，崇尚礼义，“为士者，类能立名砥行，无愧旧家，庠声序音，代不绝人，其执四民之业者，亦皆以勤俭起家，能训其子弟，内行之敦笃，阃仪之贞淑”，无论是为官为民，还是经商业贾，与人交必诚必信，敦崇实行，刚直不阿，勇于任人所不能任之事，体现出一个忠信仁义之族的本色。

郑氏多商贾之人，虽说商人追求的目标就是获取最大利益，但是，十七房郑氏宗族的商人却不乏儒士君子之风气，所奉行的经商理念是义利相兼，以义取利，笃信经商成功靠的是胆识才智和诚信勤奋，而非夺利之心。如，郑熙年轻时起就开始经商，在绍兴的数年里，以其诚、义取信于同业者，许多商人、富豪“咸乐与订交”。全盛渔帮第二代郑开芳、郑开圻，接管父亲郑天治创下的岱山业务后，经商有道，讲诚信，为人胸无城府，尤善体人意，取友必端，无妄交，又好济人急，因此，“岱人暨同业者重公行，咸推为领袖”。郑之璘“尝设肆甬江，交际者多闽人，闽人咸称慕之，以故，名著远尔”。郑惠舜在吴经商数十年，“言动不苟，与人交必诚信……以故，吴市中无论识与不识，皆呼之为‘方先生’”。正是一代又一代的郑氏经商之人敦信敏行，最终形成了十七房郑氏良好的族风。而良好的族风，又为郑氏宗族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四、恪守儒道，以善养族

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宗族，十七房郑氏遵循的是儒家思想，恪守的是儒家传统道德规范，他们以“忠”为贵，以孝当先，忠孝传家，以善养族。

忠，体现在郑氏族人为官，忠诚无私，尽心竭力，努力做好本分之事。进士郑谦在福建知县任上，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受到了当地百姓爱戴。举人郑传楷任永嘉教谕23年，不论学生家庭地位卑微显赫、贫穷富有，都一视同仁，时时以自己高洁的品行影响和教育他们，由于政绩突出，深受爱戴，乡民们都不由自主地将他视为学子们的学习榜样。举人郑传笈任泰顺县学教谕，泰顺地处偏僻，贫穷落后，有时甚至连俸禄都发不出来，之前没有一个命官愿前往赴任，亲朋皆劝阻郑传笈，而他却义无反顾，欣然前往，一去就是七八年。

郑钟潮是十七房海甸闸口派后人，是大名鼎鼎的宁波帮人士郑芳钧第四子，是上海滩一位成功的商人，在耳闻目睹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种种行径后，血气方刚的他毅然决然地弃商从戎，以商余学会会员的身份，投身于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运动，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后又义无反顾地参加“反袁”、“讨袁”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郑钟潮将公司的64辆车（占三分之二）贡献出来，作为军需支援抗战，并亲自往来于重庆、昆明以及东南亚等地，抢运抗战需要的交通器材等，以切实的行动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蛋业大王郑方正，在上海沦陷后，拒绝与日军合作，顶着巨大压力，以各种理由拖延与日方谈判。新中国成立之前，郑方正完全有机会有理由将自己创办的企业全部迁往海外，但他却反其道行之，与茂昌的另一位创始人郑源兴一起选择留在大陆，接受新中国洗礼，与国家命运共进退，他们不但没有移居海外，反而将茂昌海外企业变卖，将资金撤回祖国，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去。后来，茂昌公司经公私合营后归国家所有。民国邮政元老郑钟煌，在蒋介石即将撤往台湾的最后关键时刻，在机票都已准备好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留在大陆。

郑氏族人的孝也是远近闻名的。郑氏族风就是男人在外打拼，为官经商，闯荡天下，担当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而女人则主内，贤懿贞淑，奉养公婆，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当好男人的贤内助。无论男女，无论主内主外，也无论老少、贫穷富贵，皆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善待家人、和睦邻里为做人本分。怜贫恤孤、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十七房郑氏宗族一贯的道德传统，传承了数百年而久盛不衰，实属难得。一个人或一个宗族，做一件好事容易，但是，像十七房郑氏宗族这样忠孝传家，以善养族，世世代代坚持不懈地做好事就不是很容易的事了，这也正是郑氏宗族在地方获得极佳口碑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