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杰”中举

继进士郑谦之后，十七房郑氏的文儒中又先后出现了3个杰出人物，即郑德本、郑传笈、郑传楷，3人先后中举，成为举人，是继进士郑谦之后郑氏宗族中学历最高的人。3人中，郑德本与郑传笈为父子，被称誉为“父子登科”。在群儒逐鹿科场的封建科举制度下，能高中举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没有一定的才学贤能，想跻身于举人行列是根本不可能的。郑氏3个举人，皆为出类拔萃者，他们靠自己的贤能德才、寒窗苦读，最终博取了举人正途出身。“三杰”中，属郑传笈最突出，其成就和影响最大。

一、严毅质直郑德本

十四世郑德本（1826—1883），官名权，字予端，号舌莲，清同治四年（1865）举人，恒德房第二代，郑备烈第四子。郑德本中举后，次子郑传笈也于光绪十四年（1888）高中举人，因而父子二人被称誉为“父子登科”。

郑德本为人严毅质直，以义自持，为人做事是非观念极其分明，严肃果断，一旦做了决定，就不会随意改变，更不会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当别人犯错时，他会真诚地劝诫对方，有时甚至不顾别人的困窘和尴尬，面带厉色，高声呵斥。因此，周围的人都对他敬畏而服之。当时，粤匪扰浙江，官府苦于军饷难筹，便想出一个办法，即以出售“科名”来酬军饷，就是花钱买官，只要多出钱，就可获赠功名，朋友及家人都劝郑德本去争取一个，但郑德本却以此为耻，坚不肯受。

郑德本好学要强，他3岁丧父，6岁丧母，由兄长们抚养长大，从小就习文从儒，学习非常认真，积极上进，不肯自逸居人后，无论做什么事都力求做到最好。例如写字时，哪怕只写错了一个字，就算已经写满了一页，他也定会换一张纸，工工整整地重新写过。郑德本也酷爱读书，书便是他如影相随的朋友，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是带着本书，一有空时就拿出来翻看。大量阅读经史书籍，使郑德本思想深邃，知识渊博，眼界开阔。

清咸丰六年（1856），郑德本考中秀才，之后进入县学继续学习。同治四年（1865），郑德本在乡试中一举中第，成为举人，这是继郑谦之后十七房郑氏族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的最好成绩。郑德本成了郑氏族人中又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遗憾的是，郑德本中举之后，没能走上仕途，后来便将全部精力转向了教育。

郑德本教育观念新颖先进，他反对学生死读书，鼓励学生大量阅读，主张以阅读促进写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他甚至不惜自己出钱聘请不同的老师给学生上课。当时，学馆里的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科举考试，禁止学生阅读与科考无关的书籍。一次，郑德本巡视书塾，信步走到窗前，当时老师不在，学生们正在饶有兴致地看书，看到郑德本后便都匆忙地把书本藏了起来。郑德本很是纳闷，便将藏匿的书一一搜了出来，一看，令他十分惊讶：“你们看的经史书籍，都是能增长见识的书，为什么一看到我，就急着把这些书藏起来啊？”学生们答道：“老师不准我们看这些书，说会妨碍我们在科举考试中的发挥。”郑德本听了，意味深长地说：“普天之下，有善于写文章而不怎么会读书的人，但绝对没有善于读书而不会写文章的人。虽然如今很多人都在模仿科举考试中第的诗文，并把这当成是科考及第的快捷方式，将经史子集全部束之高阁，但这样终究不是在治学啊！你们可以自己去辨别是非，不必拘泥于老师的教诲！”郑德本的教育观点，即使放在今天也具有实际意义。

郑德本也非常爱惜人才，一旦发现具有天赋和潜质的孩子，总是倾力提携。族侄郑传诏好学能诗，因苦于无力应试而弃儒经商，郑德本极力助之，周济再三，郑传诏终考取邑增生。族侄郑传潮已弃儒经商，郑德本见其有潜力，于是劝族兄郑德兹（郑谦之长子），让其读书，后郑传潮复入学读书，终考取郡廪生，即享受清政府提供廪膳补贴的学生。

1883年，郑德本去世，5年后，次子郑传笈也荣登举人名榜。

二、师儒典范郑传楷

十五世郑传楷（1852—1917），字芝孙，又字小闰，号啸云，官名一夔，十七房三房堂沿人，郑之璘家族商帮的后世孙。郑传楷是十七房郑氏宗族中三个举人中的一个，也是郑氏宗族三个正途出身的官员之一。

郑传楷，清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举人，官温州府永嘉县学教谕，后升授处州府（今丽水）教授，内阁中书衔，但他未履新职。县学教谕，清代学官名，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局长，统管一县教育事务。明清时，府学教谕多为进士出身，由朝廷直接任命，而府学训导以及县学教谕、训导、嘱托，多为举人、贡生出身，由藩司指派。在当时，教谕一职也是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官职。

郑传楷为官整饬，堪称师儒典范。他赴永嘉任之前，永嘉曾遭兵火之灾，学校衰落，书院遭损坏，永嘉的人文环境也渐渐大不如前。郑传楷上任后，便以振兴永嘉教育为己任，重新修缮文庙，扩大校舍，修复西溪、柟溪两座书院，严明考试制度，至此，永嘉教育面貌大有改观，学风士风渐渐日上。郑传楷才思缜密，博古通今，总是能用恰当的方法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所以很受学生欢迎。他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不论学生地位卑微显赫，贫穷富有，都能一视同仁。他在永嘉县学教谕任上23年，政绩突出，深受百姓爱戴，乡民们都将他视为学子们学习的楷模。

郑传楷虽是封建知识分子出身，但他却不守旧，能够接受新生事物。清末，曾掀起一场科举改章运动，由光绪帝批准的八道谕旨中，就包括了更改科举考试章程及书院改革、兴办学堂等诸多内容。科举改章运动之后，许多新政需要落实实施，而这些原本是地方长官的职责，作为一县教育长官，郑传楷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完全可以不用参与其中。但是，地方官员对他十分信任，认为他长期任职永嘉，熟悉情况，又因为永嘉是个富庶的地方，而富商巨贾多是宁波人，所以，诸事皆请郑传楷帮助兴办，并委以重任，兴办学堂、创办商会、创办巡警等等，几乎将儒林循吏之事一身兼之，有些事已经远远超出了郑传楷的职责范围，但郑传楷毫不推辞，欣然协助办理，凡是地方官所不能解决或不能办的事，郑传楷都能处理得妥妥当当。对于郑传楷来说，学堂、商会的创办，既有利于永嘉经济文化的振兴，也为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筹集了一定的资金，可谓一举两得。更可贵的是，事成之后郑传楷并不居功自傲。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诋毁教职官员，说他们无学问，又多滥竽充数，还讥讽他们迂腐不解新政，而郑传楷的所作所为就给了他们一个无可辩驳的回击。

郑传楷也是位文学才子，在永嘉县学任职几十年间，除了同事同学费可箴、朱仲声外，还结交了名士朱眉山教授和吴祁甫、杨宁斋等训导，这些人均为当时的名儒，他们都曾在永嘉游学。永嘉是个名胜之地，山清水秀，他们相约游历山川风光，讲经史，论文字，饮酒赋诗，常常流连忘返。

在永嘉，郑传楷政绩卓异，三次任职期满，完全可以升任知县或更高的职务，但是，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截取考试中却因受到排挤，被列为二等，又返回永嘉教谕任上。以郑传楷的学识与才干，仅任一介屈屈师儒的确有些位不称其才，许多人也为他抱不平，但他却处之坦然，无论仕途顺与逆，境况如何，总能随遇而安，只一心致力教育，传道授业，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实为师儒之典范。宣统二年（1910），郑传楷升授处州府（今丽水）教授，但他认为，外官制将颁布，教职越来越无所事事，而且经常变动，与告老还乡没什么区别，所以没有赴处州新任。对此，许多人为他感到惋惜。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郑传楷弃官返回故里十七房三房堂沿。郑传楷与郑传笈两人相交甚密，他们是同族远房堂兄弟，同在温州署地为官，辛亥革命爆发后，又不约而同分别从福建和永嘉弃官返回故里，后来兄弟俩又共同致力于族谱的重修，真可谓同呼吸共命运，体现出了兄弟手足之情。

三、四明逸客郑传笈

十五世郑传笈（1861—1938），字秘研，号云仲，又号七仙，又署四明逸客，恒德第三代，郑德本次子。清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与父郑德本共被誉为“父子登科”，官温州府泰顺县学教谕、福建补用知县，著有《含英轩全集》存世。1906年，清廷诏准所有乡会试以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盛行了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就此灭亡，郑传笈成了末代举人。

郑传笈秉赋端正，学术成就卓著，在郑氏文儒中，无论是人品、官品还是学品，他都是最出类拔萃者，其影响最大。他的一生以辛亥革命为界，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辛亥革命爆发前，他读书进取，入仕为官，先后在温州泰顺、福建等地勤政为官十几年，以其爱民如子之情怀，以及才干贤能受到当地百姓欢迎，也得到上级的赏识，是公认的末代名儒。辛亥革命后，他弃官从医27年，以自学医术悬壶济世，曾在上海医校任教多年，也曾在四明医院从医，结交了众多名流贤儒及宁波帮人士，为社会做出过很多杰出贡献，是备受爱戴的一代名医。

郑传笈出身于书香门第，受父亲郑德本影响和教诲很深。郑传笈出生8个月就失去了母亲，在父亲严苛教导下，6岁就入家塾学习。最初，郑传笈读书速度很慢，每天最多只能看五六行，熟读一篇文章至少要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因此，父亲和老师斥责他愚，一起读书的小伙伴也笑他钝，但他却从不气馁，每天都坚持读书。稍微长大了一点，郑传笈酷爱阅读课外古籍，他看到老师的书箱里有本《纲鉴易知录》，很想看，又不敢向老师借，于是，每天晚上待老师睡下后，他便从书箱里偷偷地拿出来翻看，早上再悄悄地放回原处。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把一本180多万字的《纲鉴易知录》读完了，书中道理让他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后来，老师走了，郑传笈便开始偷看家里的藏书。一次，被父亲看见，他急忙掩藏，父亲搜出来一看，原来是《涑水通鉴》（即《资治通鉴》）。“此为正书也，为什么要掩藏？”父亲不解地问。郑传笈说：“因为老师不让看，怕影响写文章。”父亲说：“普天之下，没有会读书而不善于写文章的人，可不必拘于老师的禁忌。”后来，郑传笈遵父教诲，开始大量阅读，除了家里的藏书，他还利用在鄞县陈厚甫家和同邑方振玉（方仰乔之子）家担任塾师的方便条件，把两家收藏的经史子集从头到尾看了个遍。

19岁时，郑传笈跟随当地一位较有名望的袁老师外出求学，袁老师总是训斥郑传笈，批评他的文章写得太平淡、太普通。第二年，郑传笈入乡学，与老师分别时，老师还不忘告诫他怎样才能写好文章。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多年的阅读经历终于让郑传笈体会到了读书的好处。思想成熟了，文思自然就如行云流水般地流出笔端，有了真情实感的流露，他的文章越写越好。

30岁时，郑传笈去参加礼部考试，恰好碰到了当年教他读书的袁老师。在看了郑传笈近几年写的文章后，袁老师不禁惊呼：“多年不见，你现在文章的风格竟然如此超凡脱俗！真是了不起啊！”赏赞之情溢于言表。

清光绪十四年（1888），郑传笈在乡试中一举中第，成为举人，“父子登科”的横匾高高地悬挂于恒德大门内穿堂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郑传笈自省府接到任命书，被派往温州任泰顺县学教谕。在泰顺县学教谕任上，他一做就是7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适逢省府截取考试，就是在职官员重新选拔考试，根据成绩优劣选派新职，郑传笈原本无意参加，但在族兄郑传楷一再邀约下便前往应试，不料竟名列一等，分福建补用知县（候补待职）。在福建待职四五年，先是任崇安县盐税官，后随尚方伯在省衙属办文案。其间，受到尚方伯赏识，尚曾表示：若自己升迁他省督抚，一定奏请上司调郑传笈同行。

然而，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政治变革，使郑传笈的知县梦最终与封建帝制一起破灭了。郑传笈返乡回到十七房恒德老家，从此弃官从医。

郑传笈精通医学，完全是靠自学。这缘于他小时候经常生病，虽请医生调治却见效甚微，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开始自学医术，掌握了一些医学知识后，便开始自己给自己开药方治病，没想到几个月后竟奇迹般地痊愈了。这使郑传笈对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开始大量阅读钻研医学专著，几年后，他写成了《名医小传》、《名医年寿考》各一卷，《古今医家证治粹言》二十四卷。上海名医张禾芬看到这些医学著作后，对郑传笈大加赞赏。在张禾芬的大力推荐下，郑传笈受邀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学校和包识生创办的神州医药学校，担任主讲教授，当时影响很大。晚年，郑传笈在乡行医济世，特意将恒德宅院怀德堂西边的后轩子间改成“含英轩书屋”，又在北后院建造了后花园，同时把明弄过路装修为就医诊所，在此行医。后又曾在四明医院从医。

郑传笈用自学医术从医济世27年，治病救人，服务乡里，受到人们爱戴，被敬称为“灵公先生”，曾先后获赠大小20多枚银质奖牌，退休时四明医院还敬赠两具金印寿棺。

郑传笈弃官还乡后，除了从医济世外，也致力于本族宗谱和地方志修撰，他是民国九年（1920）版《前绪郑氏宗谱》的主纂，据说还参加过民国版《镇海县志》的编写工作。

1938年，郑传笈逝世，享年78岁。办理丧事时，子孙将他生前的含英轩书屋改为灵堂，供祭着他的瓷制肖像和生前获赠的20多枚银质奖牌。怀德堂里，灯光烛明，香火缭绕，“灵公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学子门生、宁波帮各界名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吊唁拜祭。

作为末代名儒，郑传笈交往广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如，他曾为内阁学士余姚朱久香作传，与桕墅方方仰乔、方振玉父子交往甚厚。他也曾留墨于闽、沪、浙。郑传笈后人曾在上海发现了抗战时期上海承余小学（前身为蛋业小学，后改为上海梧桐路一小，1972年时还在）大礼堂里一块石碑上，具名为“云仲郑传笈”，承余小学应为十七房蛋业大王郑方正与人创办。

郑传笈之妻，贤良聪慧，与郑传笈同心同德，相濡以沫。辛亥革命后，郑传笈从福建返乡后，曾有故友多次推荐他到外省任县长，但他都以父母年迈而婉拒。后来，又有人推荐他任本邑奉祀员，他也以有病为由而辞拒。而此时的郑传笈，家境已捉襟见肘，因他在外为官十余年，清廉无积蓄，现在又在家里赋闲四五年，更是入不敷出，他对妻子说：“家境如此，不如答应朋友推荐？”妻子回答说：“我知道你没有这个心。”于是，两人会心相视一笑。

郑传笈博学多才，能诗擅文。在泰顺县学教谕任上数年间，他边教授学生边将自己多年的感受写成诗文，日积月累，终集成《含英轩文集》、《含英轩文续集》、《含英轩诗集》（上、下集）及《含英轩随笔》四卷，以及《学堂刍议》一卷、《经世曝言》二卷、《中史论要》三卷、《外史纪要》十六卷、《杂著初编》四卷。现宁波藏书楼天一阁就藏有郑传笈的《含英轩全集》、《郑传笈朱卷》。这些著作涉及经史、文学、教育等多个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据郑传笈曾外孙王建华先生讲，郑传笈毕生所著，最初藏于恒德房“含英轩书屋”中十几只书箱和书柜中。1959年，要在恒德房里创办中学，这些书箱和书柜被搬到了弄堂楼下。还有郑传笈千辛万苦从福建带回来的几十具官场仪仗，如“泰顺县学正堂”、“肃静”、“回避”等也一并被弃置楼下，后不知其踪。“文革”开始后，郑传笈的孙女，即郑传笈长子莘芳的女儿（王建华的母亲）先把贞房分书（分家的契书）、郑莘芳夫人吴云香1951年登记的恒德住房土地证、宅基地土地证，以及郑传笈生前板箱中珍藏的宁波帮著名人士的信笺及契约文书预先都烧毁了。而成吨的含英轩文集及医书、谱记文稿等，均分藏在郑传笈三个儿媳妇和三个孙媳妇家里空置的披屋灶间砻糠柜、灰缸下，每餐做饭炒菜时偷偷当柴烧，足足烧了三个月之久，一批珍贵的文史资料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就这样被当作封建的残渣余孽而付之一炬了。

郑传笈曾在他的《中史辨论》中写道：“一寒素儒，赴泰顺，静胸襟，怡心目，忘荣辱，淡得失。”而这正是他一生为官为人的真实写照。

郑传笈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的一生，跨越了两个时代，他既是封建社会的末代举人，也是民国时期医学殿堂的圣者。他的身上既带着封建社会的烙印，又具有民国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质。他看事看人眼光独特，无论是品人、论事还是评史，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体现出了封建知识分子特有的聪敏和智慧。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他为官从政，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是一个好官。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文风清朗俊秀，如他的《瓯行记》、《赴泰水行记》、《赴泰陆行记》、《泰顺风土记》、《修泰顺学斋记》，其隽永清新的艺术手法和风格颇有古人山水名篇之风。作为医者，他在医学领域也颇有建树，他悬壶济世，精勤不倦，是医者仁心的典范，备受爱戴。他的曾外孙王建华先生在《可歌可泣忆宝漕》一文中怀着十分崇敬的深情盛赞自己的曾外公：“谱不在续，有传则灵，医不在承，有笈则灵。”“笈”即郑传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