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宋时卜居灵绪塘路沿

十七房郑氏宗族始迁祖为靖侯公。郑靖侯，郑氏国世系七十世祖，生卒年不详，娶妻童氏，约在宋末时由余姚迁来灵绪乡，即今镇海澥浦，择址檡山之阳的塘路沿而居，成为郑氏垦殖澥浦的第一代人。

宋元时期的澥浦塘路沿，是个港湾错杂、苇荡沟坎纵横、盐碱不毛的茫茫原始海滩，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那么，始祖靖侯是何时迁徙塘路沿的呢？又为什么背井离乡偏要选择东南大海边荒僻之处落地生根？对于这两个问题，无论是乾隆版、光绪版还是民国版的郑氏族谱都没有明确交待，“吾族自靖侯府君卜居灵绪乡之沿塘，其后为东、西、中三房，谱牒失传，不知吾族所自来”。

关于始祖靖侯卜居塘路沿的具体时间，虽然族谱中没有说清，但是，郑氏后人却推断出了靖侯公约生于宋朝灭亡之前，约在宋代时徙迁澥浦塘路沿的。既然“不知吾族所自来”，郑氏后人又是根据什么推断出靖侯公生年及迁徙时间的呢？主要依据有两个。

其一，就是根据台州和宁波天一阁所藏的郑氏宗谱，以及十七房郑氏七世祖郑文瑞生于明万历甲戌（1577），九世祖郑守智生于明万历戊午（1618）等信息，推断出郑靖侯的生年，约生于宋朝灭亡（1278）之前。

其二，最主要、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就是黄公祠建祠时间。在《镇海县志·坛庙下》中有“黄公祠建在郑姓屋前河运里”的记载。郑姓即指从龙泉乡迁徙塘路沿的十七房郑氏宗族。黄公祠始建于南宋淳祐十年（1250），初建在庙戴村，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移建于今十七房西南邻近庙基头之处。如果《镇海县志·坛庙下》之“黄公祠建在郑姓屋前河运里”的记载准确无误的话，那么，据此推断，靖侯公卜居澥浦塘路沿的时间至少是在公元1250年黄公祠建祠之前，由此，推断出郑靖侯迁居塘路沿的时间应该是在宋代。

至于靖侯公卜居塘路沿的历史原因，至今仍是个悬案。为了解开这个谜，研究者们也曾做过种种推断和假设，其中有两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躲避战乱说和外族压迫说。

第一种说法“躲避战乱说”，源自镇海文化工作者洪余庆先生提供给笔者的《郑氏望族史》一文。文中写道：“郑氏为何在南宋时迁居蟹浦之塘路沿，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南宋时，宋廷建都临安（今杭州）。不久，宋皇室受金兵四面追击，危在旦夕。皇室中的官僚都有一支庞大的眷属，为保护他们的子孙后代不遭受灭顶之灾，纷纷设法把家眷隐居他乡。如镇海境内的包氏、盛氏、方氏、叶氏等上代都是南宋为官的，他们把众多家眷按各自的‘卜居’在宋廷南渡前后，及时迁居较安全的乡村僻壤之地。郑良直任南宋兵部帅干（相当于兵部副元帅之职），考虑到余姚离京都太近，家眷众多（有隆、兴、康、泰四房），经‘卜居’以后，把三房‘康’定居于蟹浦。蟹浦当时属浙东边陲之地，靠山临海，为定海主要港口之一，便于退逃，又便于躲，是一处比较安全的地方。”

第二种说法“外族压迫说”，来自十七房郑氏十九世孙郑路威先生。郑路威先生在《郑氏支谱》之《读〈郑氏宗谱〉录》一文中认为，十七房郑氏始迁祖是在外族的压迫下，于宋末元初被迫南迁澥浦谋生的，这个外族指的就是元朝统治者。郑路威先生写道：“宋、元时代，自澥浦至镇海海岸边滩涂无际，澥浦大河入海口就近则支流、港湾错杂其间，当有苇荡沟坎、盐碱不田处众多。……试想，此地此境，需尽多少勇气和劳动积聚才能生存！那么我祖上为什么要到这荒滩之地来呢？猜想是1278年后南宋灭亡，蒙古人、金人、色目人随附兵势，大量南下，抢占汉人土地，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然把民族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最高，‘南人’（原南宋版图内的汉人）最低。其时跌入社会最低等级的‘南人’子弟失去家园，被迫外出谋生。余姚龙泉郑氏的‘隆、兴、康、泰’四房子孙后人就这样分散居于各处渐成支族，应系这个原因。康房子弟大多迁往沿海一带，迁徙的中心点是澥浦港。”

初一看，上述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似乎都很有说服力，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且，两种说法都围绕一个“避”字，性质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将靖侯公迁徙塘路沿的时间定格在南宋朝廷南渡前后，约在公元1138年前后，而后者则将迁徙时间推移到元初，即公元1279年以后，这期间相差140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发现问题和漏洞了，特别是第一种说法。

在第一种说法“躲避战乱说”中，认为靖侯公之所以迁徙澥浦，是因为“郑良直任南宋兵部帅干”，所以，当金兵来袭时，为保护家眷，良直才将自己的眷属分别“卜居”各地，而把康房定于澥浦。这种说法就存在着三个漏洞：其一，据郑氏宗谱记载，郑良直任职的不是兵部帅干，而是兵部尚书，任兵部帅干的是良直的哥哥郑良中。其二，郑良直任职时间不对，假定担任兵部帅干的确实是郑良直，那也不会是在南宋，而至少是在北宋。因为，有史料显示，郑良直的孙子郑獬，是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的状元，这就说明郑良直至少是北宋时期的人，如果他活89岁之内，就是北宋的人，如果活90岁以上，那就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人了，而绝不可能在南宋担任兵部要职。其三，“经‘卜居’以后，把三房‘康’定居于蟹浦”的说法也不够准确，据郑氏宗谱记载，定居澥浦的只有康房的一个分支，即靖侯公一脉，而不是康房全部，康房其他分支则分别定居在昌国（今舟山市）、龙山、海宴等地。

由此看来，第一种“躲避战乱”的推断就很值得商榷了。

第二种说法“外族压迫说”，看上去似乎更合理一些，但是时间节点上却出现了较大的漏洞。外族压迫说认为郑氏迁徙塘路沿的原因，猜想是公元1278年南宋灭亡后，元朝统治者将“南人”（原南宋版图内的汉人）划为最低等级，致使“南人”子弟失去家园，他们才被迫外出谋生的。这就将靖侯公“卜居”定格在元初，这就与《镇海县志·坛庙下》中“黄公祠建在郑姓屋前河运里”的记载完全不相吻合了，因为黄公祠建于南宋淳祐十年（1250），也就是说，靖侯公至少是在公元1250年之前就已卜居澥浦塘路沿了，而不可能是在公元1278年南宋灭亡之后。

综上所述，值得钦佩的是专家学者们大胆、积极的研究探讨精神，十分可嘉。既然都是推断，那就难免会产生一些不能自圆其说、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也是学术研究领域常见的现象，更何况两种推断或多或少都各有其合理性。如，郑路威先生“因失去土地而迁徙”的分析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据史料记载，元初，蒙古人可以随意侵占农田，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再如，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像奴隶一样赏赐给皇亲国戚，在南宋灭亡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10万户，每户以5口计，一次就得到50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了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也忽然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就只能选择逃亡迁徙了。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郑路威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靖侯公与文天祥抗元活动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他认为，要弄清靖侯公的来历，首先要弄清“靖侯”是名还是封号，而要弄清是名还是封号，不妨从文天祥抗元活动的外围资料入手，看是否能筛选出有关线索来。因为，如果“靖侯”是封号的话，就有可能与文天祥抗元活动有一定的牵连。“别以为‘侯’高不可攀，宋侯非周侯，尤其是南宋将亡，勤王抗元者得个封号并不稀奇，只不过所封不久只剩下空号而已。因之从文天祥抗元活动外围资料中去找，能否筛选出我始祖公的线索来，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办法。”郑先生的这个命题很值得尝试，有待于有识、有心之士去完成。

那么，除了上述“躲避战乱”、“外族压迫”原因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呢？如，自然灾害、人多地少、躲避兵役等因素，这些都有可能是世居龙泉乡的郑氏隆、兴、康、泰四房子孙背井离乡迁徙四方的原因。其中“人多地少”是最有可能的一种。

《宁波帮研究》一书在分析“宁波帮发展轨迹与时代特征”时认为，历史上，中国曾发生过三次因“北人南移”引起的人口大爆炸，而第二次就发生在动乱的北宋末年，因“靖康之难”引发的北人南移大潮，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宁绍地区突然由江南僻壤一跃成为藩屏王畿之地，地位陡涨，吸引高官达贵、名门望族纷至沓来，竞相占籍，一时间，“四方之民，云集两浙”，致使人口剧增，造成了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不相适应的矛盾冲突。《四明志》记载，“因为‘土狭人稠’，老百姓‘日以开辟为事，凡山巅水湄有可耕者，垒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袤数百尺不以为劳’”，竭尽全力通过开荒垦殖来缓解“人地”冲突的矛盾，寻求谋生的出路。

在这样一个大历史背景下，始迁祖靖侯公带领自己的子孙，从世居的龙泉乡迁徙于沿海蛮荒之地寻求生存之路也是合情合理的。再加上，当时两宋时期租佃制普遍发展，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佃户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可直接编入宋朝户籍，因而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迁徙的人身自由，这就给靖侯公迁徙塘路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当然，上述完全是一种推断，有待考证。

郑靖侯之所以迁徙于澥浦塘路沿，是经过精心选择后才做出的决定。民国版《前绪郑氏族谱》之《原序》中“昔我祖卜居沿塘”，“卜居”的“卜”字，就是选择（处所）的意思，如，卜宅、卜邻、卜筑（择地建屋）等。郑靖侯之所以选择了澥浦塘路沿，应该是直奔澥浦这个天然良港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澥浦海塘还处于蛮荒状态，是不毛之海滩，最便于开垦。这一点，从靖侯公到澥浦后的落脚地点就可以得到足够的佐证。塘路沿中的“塘”是指当年的和尚塘，是镇北第三条官塘，俗称“和尚塘”，郑氏迁来之时，塘前已形成海涂滩地，塘内荒草遍野，是一片正待开发的处女宝地。靖侯公就择址此塘沿之地驻足而居，名为“路沿郑”。

“我祖上尝传言：老祖宗是撑着一只乌艄船来嗬。”乌艄船是古代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种船篷为黑色的小船，也称乌篷船，尤盛行于浙江绍兴、余姚一带。因为体积小，很难入海，因而乌艄船只适合在内河中航驶。而那时的澥浦港口因港湾众多，内河水浅浪平，船很容易下锚，凭河向内转运十分便利，因而水上交通四通八达。并且这些河流经由两山间的陡门滩处奔澥浦港口汇入东海，因此，澥浦港成了水路要冲，也成为群舟争集的港口。或许，当年靖侯公就是携妇挈子，随着大批像他一样逃荒的人群，沿着水路，一路撑着乌艄船奔着澥浦港而来。登陆后，便在檡山之阳停住了跋涉的脚步，开始动手建设自己新的家园，踏着泥泞，刀斩荆棘，垦荒耕种，致力于海疆变良田。经过世代的努力，数百年后，商儒崛起，名人辈出，终成一地望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