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气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确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级各类旧学校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接管和改造。杭州解放后，杭州市军管会文教部很快派出军代表接管了浙江大学，并逐步改组领导班子，建立校务委员会，推动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从而使学校一切工作步入新的轨道。

一、成立新校务委员会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5月4日，原校务委员会和校应变委员会代表44人举行联席会议，经讨论决定成立浙江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并宣布应变委员会停止工作。同日，浙江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成立，教育学系的郑晓沧教授担任临时校务委员会主席。

1949年6月6日，杭州市军管会派军代表到浙江大学办理接管事宜，正代表是军管会文教部长林乎加，副代表是刘亦夫。上午10时，临时校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林乎加在会上讲了军事管制的性质、任务和要求，宣布成立由9名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接管小组（教育学系孟宪承、陈立为接管小组成员），并表示在接管期间临时校务委员会继续行使职权，但凡学校作出的重要决定须由军代表签署意见。6月8日，军代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各院、处接管分组名单。当时规定接管人员不参加本学院的接管领导工作，因此孟宪承负责接管理学院，陈立负责接管教务处。当天，军代表发布公告，按照军管会文教部的通知，废除国民党党义、伦理学、国父实业计划、新唯识论等11门课程，停考哲学概论、政治学、社会学、土地法、罗马法等12门课程，同时宣布撤销师范学院，将教育学系并入文学院。

1949年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委任马寅初为浙江大学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第一届校务委员会由19人组成，其中包括新任命的文学院院长孟宪承和教育学系系主任陈立。孟宪承还是第一届校务委员会8名常务委员之一。

1950年10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定》的精神，高等学校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副教务长、总务长、图书馆馆长、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工会代表4～6人、学生代表2人组成。浙大第二届校务委员会有45人，文学院院长孟宪承、教育学系系主任陈立名列其中，孟宪承是第二届校务委员会12名常务委员之一。

二、接受新思想教育

1949年的暑假，为了使浙江大学教职员能比较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接受新思想教育，学校的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和杭州市新教育研究会联合举办暑期学习会，教育学系的孟宪承、陈立、王承绪为暑期学习会干事。暑期学习会有500多名教职员报名参加，学习内容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革命人生观”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暑假后，学校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聘请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为委员。学生听课按院系分为若干大班，大班下分小组。第一学期的教学内容以“社会发展史”为主，第二学期以“新民主主义”为主，教学采用大会报告、小组漫谈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在这次政治课的教学改革中，教育学系的孟宪承被聘为主讲教师。11月20日，文学院学生会邀请院长孟宪承作学术演讲，题为“科学的历史观”，到会者有150人。演讲分两大部分，先阐明“什么是科学的历史观点”，继而讲明“怎么学习科学的历史观点”。他指示大家要把这一观点与思想结合起来，改造自己的思想；要把这一观点与文化结合起来，批判过去的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1950年11月，浙江大学联合其他高校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言，同时在校内掀起时事学习的热潮。校委会规定全校教职员生的时事学习时间每天为1小时，学习资料采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及《大公报》所登载的相关文章。教育学系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于每周六集中全体师生举行2小时座谈，先请系里的教师轮流就一周时事作综合分析报告，然后将师生混合分成3组进行讨论：二、四年级一组由孟宪承等4位教师参加；一年级一组由陈立等5位教师参加；三年级一组由俞子夷等4位教师参加。12月12至16日，学校停课5天，开展声势浩大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全校师生人人订立爱国公约，踊跃捐献“飞机大炮”，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斗争。随后，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号召，学校连续开了几次动员会，省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及副部长陈冰、俞铭璜等均到学校做报告。文学院院长孟宪承在动员会上号召文学院学生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当时，整个校园报名入伍的气氛非常热烈。教育学系的学生积极性也十分高涨，报名的人很多，最终批准入伍的有姚文伟和胡笔军（女）。抗美援朝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经此运动，广大师生的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

三、教改和教研活动

1949年6月1日，由文学院陈立等教授发起成立杭州市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以下简称新教育研究会）。6月4日，新教育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有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教师三四十人。会议通过了新教育研究会章程，推选陈立为临时主席，孟宪承、王承绪、蔡邦华、苏步青、关浮海、陈干等6人为理事，俞子夷、杨耀德、王淦昌等为候补理事，王绮为秘书。该研究会成立后，按照“集体学习，改造思想，计划研究，革新教育”的宗旨，组织大家积极参与学校教改问题的讨论。新教育研究会的活动于1950年1月结束，历时8个月。

浙江大学自1949年6月6日被接管后不久即成立改制研究会，并要求各院系成立研究小组，共同商讨全校性的改制问题。为了便于大家讨论和研究，改制研究会制定了《浙大改制研究大纲》，内容包括以下诸方面：（1）本校之使命及基本方针；（2）立法及行政机构；（3）人事制度；（4）院系及研究所之调整；（5）教学方法与态度；（6）课程与内容；（7）学则问题；（8）学生生活管理及公费制度；（9）生活问题及福利问题。是年12月，教育学系全体教师和学生代表在叔和馆心理实验室举行座谈会，讨论大学学制及课程改革等问题，俞子夷、王承绪、陈立、郑晓沧等教授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大家的发言比较集中的有两条：一是关于学制，主张把大学分成3类，即专以研究高深学术理论为目标的综合性大学，以培养专门技术人员为目标的医、农、工等专科大学和以培养中级教育工作者为目标的师范大学；二是关于课程，主张废除学分制，重视学习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1950年6月，中央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会议明确规定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9月，教育学系根据高教会议精神，结合师资、课程等具体情况，成立教育学、心理学和方法行政三个教研组。教育学教研组开设的必修课有教育学、教育史、苏联教育等，心理学教研组开设的必修课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测验统计、发展心理、变态心理等，方法行政教研组开设的必修课有教学方法、文学课程、文科教材教法等。各教研组对每门课均制订详细的教学计划，并请学生代表参与其中，然后提交系务会议讨论通过。以心理学为例，该课程每周12学时，讲演2次（每次2小时），讨论与实验3小时；两周完成1个单元，教学后进行3～5小时的讨论，讨论前20分钟测验该单元所教授的内容；每学期规定至少学习17周，全学年共计演讲68次、讨论18次、实验12次。这次教学计划的制订，贯彻了学时制的基本精神，学生除上课听讲外，自修时间也完全被列入计划之内，这有助于养成学生有计划、有步骤的学习习惯。

当时，每门课均拟定课程大纲，在课程要旨中几乎都提出应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如陈学恂讲授“教育概论”的课程要旨是“依据科学的历史观点，说明和批判近代中国教育的特征，进而阐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概要”；孟宪承讲授“西洋教育史”的课程要旨是“照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说明和批判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制度，及其主要教育家的事业和思想，指出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王承绪讲授“苏联教育”的课程要旨是“认识苏联文化教育建设的史实，了解苏联教育制度的理论与实施，学习苏联教育建设的经验”；陈立、周淮水讲授“普通心理学”的课程要旨是“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说明个体与环境之交互作用，以解释心理历程之由来与发展，扬弃狭隘行为主义的机械观，从社会实践以说明意识之地位，并使学生在实习中掌握科学之观察方法与分析统计之原则”。在课程的教法上，除教师的讲演外，还强调讨论、阅读、实习等。如陈立讲授“高级教育心理学”的教法要点是：“本学程着重有系统的自学，讲授时重启发性地指出问题，实验着重原则性的考验与有研究性的钻研”；俞子夷讲授“学校行政”的教法要点是：“讲述、阅读、讨论、实践工作，如参观、调查、试拟计划等。”

1951年3—7月，孟宪承为教育学系四年级学生讲授“马列主义名著选读”，学生印象深刻，收获颇丰。是年10月，上海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紧接着，孟宪承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四、学做人民教师

1950年3月，教育学系毕业班的学生在王承绪的带领下到浙大附中的分部进行教学实习，时间为1个月。以往的实习一般以分散为主，此次为有助于学科教学、生活管理与业务行政相结合，培养集体主义学习精神，系务会议决定采取集体实习的方式，由全体教授共同承任指导工作，并与附中教师共组实习指导委员会。实习之前，教育学系邀请附中分部的全体教师与教育学系教授进行座谈，让教授们了解附中的教学情况，以便确定工作方针及联系等问题，并可具体分配教课及学校行政的各项任务。就学生而言，在实习中要努力学习如何做一个人民教师，教学上力求理论与实际联系，避免纯粹的注入式教学，广泛利用小组讨论的形式，并配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由于领导的重视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这次实习各方面均很顺利，学生也感到收获颇丰，不仅在教学技能上有了进步，也实践了如何处理与学生的关系。

五、参加社会实践

这一时期，教育学系的学生在完成学业之余，以生活小组的形式，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承担各项社会工作，有意识地培养自身的能力。为了避免工作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他们开展所谓“一人一事”运动。当时全系50名学生中，有34人分担了任务：工读小组5人，民众学校工作队10人，生活小组组长10人，学生会代表4人，干事5人。各生活小组在制订计划时，强调要搞好工读互助，除参加全校组织的农业生产和碾米厂工作外，还负责《浙江教育》的发行、抄稿、校对等工作，既可在工作中学习，也可解决一部分同学的经济困难。此外，他们一方面参与校学生会主办的民众学校工作，同时也举办夜中学、担任家庭教师。

1950年冬，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农村冬学的实施办法，通令各地于今冬明春开展冬学运动。寒假里，省文教厅为深入了解各地冬学的办理情况，委托教育学系学生分赴嘉兴、临安两专区进行调查研究。教育学系47名留校的同学当时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王承绪、董远骞、顾子含等教师也参与其中。

随后，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展开。1951年10月，按照华东军政委员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部署，浙大文学院的中文、外文、教育、历史、人类学等5个系师生113人（其中教师27人，学生86人）到安徽省五河县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土改工作。五河地处皖北，是一个贫穷、荒凉的地方，即使在区政府或乡政府所在地，都没有像样的街道和店铺，甚至连邮政代办所也没有。陈立当时任土改工作队大队长，他对这一段经历印象深刻：

在五河，两个月的土改，时间虽不算长，但对我们这些过去对农村了解不多的师生来说，却是十分艰难而又宝贵的。说实在的，当地农村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土改队的师生大部分住在农民的泥房里，吃绿豆面、高粱饼、山芋，大米饭是很少见的。白天串门发动群众，参加劳动，晚上开会斗地主，搞分配，工作紧张，但过得很愉快，很有意义。大家的收获是巨大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了，对中国农村贫穷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道路开始有了了解。师生与农民和乡村干部之间的感情加深了。他们称土改队是共产党派来的，土改同志领着我们翻身做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