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陶希圣其人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笔名方岳、方峻峰。湖北省黄冈县仓埠汛倒水西之陶胜六湾人（今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孔埠镇陶胜六湾），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学两栖人物。1918年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1922年毕业后在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法学教员，1924年7月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五卅运动中任上海中学生联合会法律顾问，主编《独立评论》周刊，标榜三个自觉——“民族自觉、国民自觉、劳工自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认为“三自觉”的主张，符合三民主义，力劝其加入中国国民党，由此而与中国国民党有了直接的接触。1926年8月，陶希圣加入中国国民党；9月，兼任上海大学讲师。1927年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党军日报》主编等职。1928年在上海与周佛海等主编《新生命》月刊。

陶希圣出身于耕读官宦家庭，青年时期亲历五四运动、五卅运动，“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五四运动唤起全国学生之民族自觉，亦激发每一知识青年之个人自觉。就陶希圣个人而言：“五四之前，对白话运动原无兴趣，对‘民主与科学’略为关心。五四之后，对一时风动之新书，如柯茨基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并购买，同样批读，无所轩轾。”如果说五四运动唤起一般知识青年之民主觉醒与个人觉醒，那么五卅运动则唤起知识界与劳工界之社会觉醒。在五卅事件中，陶希圣亲历其役，在《东方杂志》上撰文援引英国法律斥责英国巡捕的非法行为，其犀利的文笔给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希圣经历大时代革命风潮的洗礼，并于1927年参与武汉革命。这次短暂的从政经历对陶希圣的学术、政治立场产生重大影响。1928年，重回上海的陶希圣发现此时思想界普遍关注“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一问题。此问题的提出源于1929年前后，孔文轩、邓初民等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办的一个名为《双十》的刊物。这一问题一经提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热烈的讨论。此间，共产党左翼分子出版了一个名为《思想》的刊物。陶希圣早前曾在《独立评论》中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社会两大阶层是士大夫阶级与农民，对于士大夫阶级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做出了简明的分析。稍后，陶希圣经过武汉革命风暴的历练，在思想上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

1928年，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一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度已不存在，宗法势力还存在着”的社会。所谓“宗法制度”，表现为尊祖、敬宗和收族；特质是“父系、父权、父治”；继承制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社会关系上“以弟事兄，以兄率弟”；精神文化上，主张尊尊亲亲、男女有别。更重要的是，“宗法制度以世禄为基础”。封建制度建立以后，宗法制度随着世禄被废止而消失，逻辑上说，中国不能称为宗法社会。然而，中国社会的父系（以姓来说）、父权（以继承来说）、父治（以家庭事务的主管权来说）的家族制度并没有改变，“这种家族到今日还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单位”，因此又不能否认其为宗法社会。在此文中，陶希圣还指出中国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的社会。陶希圣所认知的封建社会即“大者王，小者侯”，各有分封领地，行集权专制的社会制度。后来他又将其归纳为：大土地所有、半奴隶佃农、实物地租等。以此为依据，他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已崩溃，资本主义便已出现，但在以后的两千年中，却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因素。中国社会“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在陶希圣看来，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阶级，由贵族、知识分子和游侠组成，他们是封建贵族的扩大，有门第、有知识，拥有与庶民不同的身份，属于不同的等级；士大夫以农民作为自己生存的依托，对农民进行剥削与统治；在政治上表现为官僚政治，带有极强的封建性。因此，工商资本主义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没有发展的可能。直到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构造才有了改变，中国社会的上层除了地主、士大夫阶级而外，新生了以帝国主义资本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由于这个阶级的形成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封建社会依然没有被破坏。在都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已经出现；在农村，因为土地过于集中，全国耕地大半属于地主，农民土地问题极为严重。这就是当时中国“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的社会现实。

陶希圣试图通过《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一文解析中国社会的构造，解释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原因，以及此后中国革命的出路。陶希圣经历武汉革命风暴，“在此一年之间，我所知与观察所及，对国际共产党之思想与战略战术，有深切之了解”。陶希圣在文中将中国社会革命的重大责任归由士大夫承担，并用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三个阶级概括中国社会的结构，显然是过于单薄了。但是，陶希圣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观点，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为了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观点，陶希圣在《新生命》月刊发表的论文，渐渐集中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与争辩。1928年8月至12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月刊发表的论文，以及在复旦大学与劳动大学发表的演讲，在社会上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后结集出版，遂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该书“打响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第一炮”。

这一时期，陶希圣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探寻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以求解答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他自言：“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北伐的革命怒潮冲洗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我亲眼看到且亲身经历社会结构普遍强烈的变动。在这大时代里，我有一种企图，要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向历史中探求中国社会的演变的轨迹，以印证并解答现代中国的问题。”吕振羽也称：“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理论界对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既然要争论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国情的问题，就不能不回过头去了解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此后，学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的论著越来越多，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渐渐成为学界热点问题，进而形成一场延续近十年的学界大讨论。社会史论战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引发的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前途的争论。在这样的环境中，陶希圣作为一个社会革命的参与者，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引起学界的共鸣、争论，并引发“论战”这一特殊学术事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