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丝路回响

罗马军团与中国重骑 盛唐重器“明光铠”

祐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遽避之。

——《周书·蔡祐传》

盛极而衰的甲骑具装

东汉晚期黄巾起义（184年）以后，中原大地进入了历时四个世纪的动荡期。而魏晋南北朝频仍的战事也促进了铠甲的进步。三国时期，出现了“筒袖铠”。这是一种胸背相连，有短袖，用小块鱼鳞纹甲片或龟背纹甲片编缀而成的铠甲。筒袖铠不开襟，穿着时从头部套入（其形制类似于现代的T恤衫），这样整个铠甲就没有薄弱环节。筒袖铠盛行于三国后期，至魏晋时期也一直在使用，传说筒袖铠是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的，于是在南北朝也被称为“诸葛亮筒袖铠”。在南朝时，皇帝常常将这类制作精良的铠甲赐给有功的将领。《宋书·殷孝祖传》说：“御仗先有诸葛亮筒袖铠、铁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

十六国与南北朝是中国重甲骑兵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在史籍中的“甲骑具装”动辄成千上万，充分证明其在当时已成为主力兵种。西晋永嘉六年（312年）十二月，王昌、阮豹进攻石勒的襄国，大败，“枕尸三十余里，（襄国）获铠马五千匹”，西晋事后还被迫以“铠马二百五十匹”赎回被石勒俘虏的大将，说明在当时具装铠是重要的军事装备。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后秦君主姚兴攻打西秦，“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这也是史书上记载甲骑具装数量最多的一次。以披坚执锐的甲骑具装充当决定性的突击力量，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常使用的战术。东西魏之间的沙苑之战（537年）是西魏的生死存亡之战。当时东魏军队多达二十万人，西魏不足万人。东魏大军主力攻击西魏的“左拒”，左拒面临崩溃的危险。这时候，处于“右拒”的“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队，大破之”。东魏主帅高欢落荒而逃，竟有七万人做了西魏的俘虏。这便是当时重装骑兵战术的一次典型运用。在东魏军队集中力量攻击左军时，西魏右军将东魏军队横截为二，立时导致东魏军队的溃退，西魏转败为胜。据《周书·李弼传》记载，当时横断东魏军队的铁骑只有“麾下六十骑”！稍后的侯景仅有“铁骑八百余匹”，竟然能够横行江东数年，自封“宇宙大将军”，亦足见甲骑具装的威力。

随着重甲骑兵的发展，适于骑兵装备的“两当铠”极为盛行。曹植在《先帝赐臣铠表》里，已经记录有一领两当铠。而在这一时期的陶俑、壁画和画像砖里，也经常可以看到身披两当铠，骑着披有具装铠的甲骑具装的形象，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敦煌第285窟中西魏“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壁画里的骑兵。

显而易见，用来装备骑兵的铠甲，必须具备适合骑在马上动作的特点，所以西汉时期骑兵所使用的铠甲是那种只有甲身，护住战士的胸和背，在肩上用带子系连的札甲。魏晋时期，在这一式样铠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更适合骑兵作战的两当铠。所谓“两当”，是指胸甲和背甲，它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打造，小甲片一般用于铁甲，大甲片多用于皮甲。前后两片甲在肩部和身体两侧不相连，背甲上缘钉有两根皮带，穿过胸甲上的带扣后披挂于肩上。腰部以下是用皮革制成的筒形短裙以代替腿裙，一般没有披膊。直到隋代，骑兵仍普遍使用两当铠，只是全身都用鱼鳞形状的小铁甲片编缀而成，长度延伸至腹部，取代了原来的皮革甲裙。身甲下缘还加上了防护腹部的皮革甲片，对腰部以下的防护有所加强。

莫高窟西魏时期最大的一幅故事画，也是最早的因缘故事画。它采用横卷式直线形构图，以八个并列画面，展现了故事发生、发展到结束的整个过程。

但是甲骑具装的优良防护是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的。战马驮载的人甲和马具装的重量至少有66～80公斤，最重者可达130公斤。这极大增加了战马的负担，使其行动迟缓、机动性差，虽然适于正面突击，却不宜于穿插、迂回，出奇制胜。早在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北伐时，宋将薛安都就卸去人、马之盔甲，冲入敌阵，“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而后，魏军“忿之”，却“夹射不能中”。这说明卸去了沉重的具装铠，骑兵能够通过战马机动力的提高规避对方弓箭的杀伤，弥补防护力的下降。到了南北朝末期，以轻骑兵为主力的突厥兴起于中国北方，更加动摇了甲骑具装的地位，隋军重骑兵只有依靠与步兵的密切配合才能抵御突厥骑兵的进攻。617年，李渊起兵于太原，西取关中，隋将“桑显和率骁果精骑数千人”夜袭唐军，结果率部众随唐军出征的西突厥特勒史大柰发挥轻骑兵机动灵活的速度优势，“将数百骑出显和后”，绕到隋军阵后击败了防护力强但机动性差的甲骑具装。

甲骑具装的重骑兵是这一时期的作战主力，人、马皆着铠甲，防护十分精细。后因机动性较弱，逐渐被轻骑兵取代。

于是，甲骑具装在隋末唐初骤然衰弱。唐军仿效突厥，以精锐的轻骑兵平定天下，进一步以实践证实了其优越性。因而在唐代，轻骑兵逐渐取代了甲骑具装，就连李世民的坐骑“昭陵六骏”也是不披马铠的。而随着甲骑具装退出历史舞台，两当铠的黄金时期也一去不复返了。

耀眼夺目的明光铠

取而代之的是“明光铠”，这种铠甲的名称与其材质有极大的关联。明光铠的特点是在胸前和背后各有两面大型金属圆护，很像镜子。魏晋南北朝的铠甲大多是用钢铁来制造的，辅之以皮革和布帛等材料，而钢铁容易锈蚀，制造铠甲的工匠在摸索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方式——水磨，经过这种方法加工的钢铁不易生锈，反光明亮，在阳光下极为耀眼。为了增强反光的作用，使敌方因目眩而不能直视，从而给披甲者创造有利的攻击机会，工匠别出心裁地在胸背甲上各安了两个凸起的圆镜。“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描写的就是明光铠。又由于经过水磨后的明光铠与镜面相似，其名称也可能取自于汉代铜镜背面所刻“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它是一种比较精良的铠甲，不仅有披膊、腿裙，还有护颈，防护面积明显增加。除了胸背甲是整块甲片外，其余都是用小甲片编成。相对于两当铠来说，明光铠保护的部位更加全面，有保护肩颈部的披膊和护颈，也有保护小腿的腿裙、吊腿，头部的甲胄也增加了防护面积，增加了冲角、耳护，重点保护前额、眉心和双耳，身甲的甲片相较于两当铠有所加大。

明光铠的特点是在胸前和背后各有两面大型金属圆护，经过水磨，反光效果好，与镜面相似。阮籍《咏怀》诗中有“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之句。

北魏以后，明光铠日益流行，逐渐成为铠甲中最重要的类型，《唐六典》还把明光铠列为甲制里的第一种。按照杜佑在《通典》里的说法，唐朝的标准是着甲士兵占士兵总数的60%，比起汉代军队的着铠比例（大约40%），还是有巨大进步的。唐军在开元年间的人数是54万，若足额装备，需要铠甲32.4万副，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这种铠甲的形象，在考古资料里是很多的，以刻于北魏永安二年（529年）的线雕画最为细致。那是两个相对的披甲武士，所披的盔甲正是明光铠。胸甲左右有两面大型圆护，腰间束着宽带，肩上披着披膊，大腿上盖着腿裙，都是用甲片编成的。自北魏晚期开始，随葬陶俑群也都将其中体态最高大的甲胄武士装镇墓俑所着铠甲塑成明光铠。就目前已发现的资料而言，镇墓武士大都身着明光铠，而中国传统的镇墓武士形象往往与佛教中的护法天王、力士形象有关，因此，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可能对于明光铠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代军队普遍装备了由汉代斩马剑发展而来的陌刀，陌刀两面有刃，全长一丈，重十五斤，砍杀效率相当高。由于这种新式武器的问世，唐代明光铠的肩部也相应出现了虎头、龙首等造型的护肩（称为吞肩兽或肩吞口）。造型华丽的护肩对后世影响极大，常出现于明清时代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等对武将铠甲的描述中。如前者如此描述吕布出阵时的形象：“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种铠甲装束或许就是根据带有护肩的明光铠创造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光铠的制作技法并非是对中国传统制甲技术的完全承袭。一副完整的明光铠通常由身甲、披膊、腿裙和吊腿四部分组成。其标志性的胸背镶嵌金属圆护、整体呈板状结构的制法，实际上来源于古代西方。环地中海一直延伸到西亚的古代西方文明，很早便流行用整甲制成一片的铠甲，或是将大型长条形金属板用铰链等结合而成的铠甲。公元前4世纪，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胜利，中亚大部建立起希腊化帝国，后来，罗马军团长期进攻帕提亚（安息），罗马的军事文化又传入中亚大地，这种形制的铠甲经过改良后在中亚地区扎根，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不过，板甲始终没能在汉地流行，其主要原因在于双曲弓和弩在中国战争中的大量应用。中国历史上一向重视弓弩的应用，而板甲的质量远远大于箭的重量，箭头射中板甲后，箭的动能直接作用于射中点，所以板甲对弓弩的防护性很差。中国传统的鳞片甲紧密编排缝制，且甲片之间留有活动余地，能够吸收箭的动能，逐层向周围的甲片传递能量，对箭矢的防御效果就很明显。因此，防箭差的板甲在中国始终不是主流，而防箭能力优秀、防刺较差的鳞甲却大行其道。

异域神器锁子甲

在《唐六典》中，虽然外形威猛的明光铠名列第一，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最精良的铁甲，真正的神器是“忝陪末座”的锁子甲。顾名思义，锁子甲采用细小铁环连环相锁而成，其表面还缀有铁甲片，贴身防护性能极好。可以说，这种铠甲才是实实在在的“铁布衫”。通过改变锁子甲结构单元的金属环数目和套扣方法，可形成不同的外观纹理。而且，制甲的金属环越小，成甲越厚密，防护效果也就越优异。但一副能保护全身的高质量锁子甲，往往“要耗用二十多万枚金属环”，难怪古人赞叹“甲之精细者为锁子甲”。

但锁子甲来自异域。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期已开始较多地使用锁子甲。至于是谁最早发明了锁子甲，史学界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分歧。从目前确定的考古证据来看，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生活在黑海北岸的古代斯基泰人（Scythians），或者史前时代广泛分布在欧洲的凯尔特人（Celts）应是锁子甲最早的发明者。

与板甲的工艺类似，锁子甲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横亘欧亚大陆中部的多条商道在中亚河中地区汇聚，再东越帕米尔高原进入西域地区，而塔里木盆地西部沿边绿洲则成为深入中原的孔道。据《晋书·吕光载记》, 384年，前秦大将吕光率领讨伐西域的大军，在龟兹（今新疆库车）城外遭遇龟兹王的雇佣军，这些被称为“狯胡”的战士“便弓马，善矛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显然用的是锁子甲。

但锁子甲真正传入中原地区要到唐代中期。据《旧唐书·郭知运传》记载，开元六年（718年）唐将郭知运在九曲（今青海共和县南）袭破吐蕃，“获锁子甲”。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同年，中亚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也遣使向唐朝贡奉锁子甲。唐廷似乎对来自异域的锁子甲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与重视，很快就将之列入官方制式铠甲序列，排在十二种人用铠甲末位。

但唐军不曾普遍装备锁子甲，甚至在之后很长时间内，中原军队的战士都无缘穿上这种“铁布衫”。宋代《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即载，甲“有铁、皮、纸三等……贵者铁，则有锁甲”，其拥有者只是极少数功高勋重的高级将帅。而普通人，甚至一些文士墨客，也几乎不知何为锁子甲。有人将杜甫之“雨抛金锁甲”解释为甲抛于雨，被金锁住，有将军不好武之意，令人啼笑皆非。至于个中缘由，其实也很简单，制作锁子甲成本很高，而且对金属的强度韧度有较高要求，鉴于材质和工艺方面的原因，直到元代，中国始能制造连环软甲，但只能使用较大的金属环且做工粗糙，其性能也较差。

在锁子甲沿丝绸之路东传的过程中，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军队反而大量装备了这种异域神器。唐代的《通典》明确记载，吐蕃“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事实上，当时吐蕃锁子甲的工艺水平在整个亚洲大陆都极其有名，阿拉伯人的文献也记载吐蕃的铠甲（吐蕃盾）之精良，竟坚不可穿。公元729年左右，突厥别部突骑施进攻阿拉伯帝国（大食）控制下的中亚河中地区，当突骑施可汗苏禄出现在阵地上时，阿拉伯军队中的两位神箭手对其进行了狙击。结果，两箭都射中苏禄的面部，却不能取其性命，拯救了苏禄的正是其穿着的、周身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吐蕃锁子甲。

吐蕃这一时期比较多地使用锁子甲，对锁子甲向中原地区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致明代人在谈到锁子甲时，仍称之为“古西羌制”，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更为有趣的是，吐蕃盘踞的青藏高原还是我国历史上使用锁子甲时间最长的地方。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保存的18世纪的藏族锁子甲与吐蕃时期的锁子甲在制作结构上并没有任何区别。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藏噶厦的一些士兵还在使用锁子甲，这也差不多是世界上持续使用锁子甲至最晚的军队了。顺便一提，与之类似的滞古情况也发生在《三国演义》所说的“藤甲”上。生活在台湾兰屿的耶美人，直到20世纪初还使用着藤甲。藤甲利用藤条和藤皮编成，外貌很像一件短背心，前面开身，从两侧腋下与背甲编连成一体，上面有袖孔以伸出双臂。这使得人体最主要的部位，包括头与胸、背都得到保护，在战斗中免遭兵器的伤害。

步人甲：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入宋以后，中原政权的骑兵不振，而周边虎视眈眈的契丹、西夏、女真皆有强大的骑兵，因此宋人主张“以步制骑”，在提高步兵的防护力上做文章，遂出现了“步人甲”，即步兵用铠甲。这种步人甲源自唐代的“步兵甲”，头戴兜黎，身甲用带联扣在双肩位置，两肩所覆披膊作兽皮纹，腰带下垂有两片很大的膝裙，上面有几排方形的甲片。《武经总要》记载的北宋的步人甲是将很多铁片用皮条或甲钉连缀而成的一种铁甲，它几乎可以护住士兵全身。根据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的规定，宋朝步兵的铠甲是由1825张甲叶（铁片）连缀而成，总重达29公斤。

问题在于，铁甲片经过淬火后十分坚硬，碰到身上，往往会将肌肤磨伤。于是至道二年（996年）宋太宗下诏，铁甲内要衬以绸里。但光有衬里仍然不能保护身体，后来战士在甲衣内穿上“胖袄”，这样一来就磨不着皮肤了，但身上的分量就更重了，战士实在难堪负荷。为此，宋高宗在1134年亲自规定，步兵铠甲最重以29.8公斤为限，虽然这个重量本身已经是个惊人的数字了。在夏天作战时，战士外披铁甲，整天浸湿在汗水里，身上常常生许多虱子，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这样一个穿着全身铁甲的战士，行动很不方便，遇见皇帝、长官也无法俯伏跪拜，只能拱手作揖致礼，故军礼规定“介胄不拜”。因此宋廷规定选兵时，首先要挑选“胜举衣甲者”。但是无论如何，身披如此重负，在战场上的机动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只能令“兵贵神速”变成一句空话。

不言而喻，制作这种全身装备的铠甲，是相当花费工时的。制造时，大约需要以下几道工序。首先要把铁制成甲札（甲片），经过打札、粗磨、穿孔、错穴并裁札、错棱、精磨等工序，将甲札制好以后，再用皮革条编缀成整领铠甲。如上面所说，铠甲里面还要挂衬里，避免磨损披甲战士的身体。因此一副铠甲往往需要七十天乃至上百天才能完成，这样一副铠甲在南宋时期的价值高达三十八贯二百文。制作铠甲的工艺繁杂，北宋东、西作坊中共分五十一作，其中与制造铠甲有关的就有铁甲作、钉钗作、铁身作、纲甲作、柔甲作、错磨作、鳞子作、钉头牟作、磨头牟作等，再加上制造马甲及皮甲等的马甲作、马甲生叶作、漆衣甲作、马甲造熟作、皮甲作，以及打线作、打磨麻线作等，总之占了作坊中很大的比例。

铠甲制造在北宋时期达到顶峰。北宋年间的著名科学家沈括曾兼管军器监。沈括为了提高铠甲和各种武器装备的质量，曾亲自查访几处冶炼作坊，收集资料，研究当时劳动人民冶炼钢铁的方法，分析灌钢和百炼钢、冷锻和热锻的区别，以提高兵器生产的工艺水平。他在《梦溪笔谈》里特别记述了制作精良的冷锻钢铠甲的工艺：“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今）[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其末留筯头许不锻，隐然如瘊子，欲以验未锻时厚薄，如浚河留土笋也，谓之‘瘊子甲’。”他又说镇戎军有这样一副钢甲，用强弩距离五十步射它，都不能射进去，可见当时宋人锻甲技术的精湛。

但也正是从宋代起，中国的制甲技术开始停滞不前。虽然在很长的时间内，传统的铠甲仍然是中原军队重要的防护装备。但入宋以后，初试啼声的火器已然开始登上战争舞台。当然，火器发明初期，它的威力还不是很大，但到南宋时，火器的威力已有很大提高，这就使人们认识到铠甲在战争中的防御作用越来越小。尽管之后铠甲还使用了数百年，但已不像从前那样受重视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火器的威力终于逼迫笨重的铠甲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