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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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土地点的分布

根据表1中的出土地点一栏，我们绘制了一幅分布图（图1）。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境内这些萨珊银币大部分出土于“丝绸之路”沿线。第5世纪末至第8世纪时候，“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应该是河南洛阳，因为当时洛阳是中国的首都或陪都。各地出土数量是：（1）新疆乌恰947枚，（2）新疆吐鲁番63枚，（3）新疆库车1枚，（4）青海西宁76枚，（5）陕西西安（包括长安）12枚，冈崎敬在他的《东西交通の考古学》（1973）一书中说陕西一共出土过10批外国货币（第265页）。但他的第6批是第3批的复出，第7批（金币误作银币）是第4批的复出，都应删去。他的第8批阿史那氏墓出土银币，是出于文义的误解，也应删去。原来发表的报导，只说西安西郊在1955—1956年时“曾出土过唐代西域米国人米继芬、阿史那毗伽特勤的墓志和古波斯银币等”（《考古》1965年第8期，第383页）。这两件墓志和银币是在不同的墓中出土的。这“古波斯银币”便是指他的第3和第4批，而阿史那氏墓中并没有出土过银币。经托人查对陕西省文管会原始田野记录，确无这三批银币。（6）陕西耀县3枚，（7）河南陕县2枚，（8）河南洛阳16枚，（9）山西太原1枚，（10）河北定县41枚。此外，还有二处远在广东省的英德和曲江，分别出土3枚和9枚（皆剪半边），可能是沿着广州和波斯湾之间的海上航线而来的。

图1 中国出土萨珊银币的地点分布图（附交通路线）

“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路线，从前我们一般认为是由兰州经过河西走廊而进入今日新疆的。最近由于青海西宁发现了一批76枚卑路斯银币（见表1第10批），我们仔细地研究这一发现，再查考中国史书上的记载，认为由第4世纪末冈崎敬在他的《东西交通の考古学》（1973）一书中说陕西一共出土过10批外国货币（第265页）。但他的第6批是第3批的复出，第7批（金币误作银币）是第4批的复出，都应删去。他的第8批阿史那氏墓出土银币，是出于文义的误解，也应删去。原来发表的报导，只说西安西郊在1955—1956年时“曾出土过唐代西域米国人米继芬、阿史那毗伽特勤的墓志和古波斯银币等”（《考古》1965年第8期，第383页）。这两件墓志和银币是在不同的墓中出土的。这“古波斯银币”便是指他的第3和第4批，而阿史那氏墓中并没有出土过银币。经托人查对陕西省文管会原始田野记录，确无这三批银币。第7世纪初，西宁是在中西交通的孔道上的。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它的重要性有一时期（第5世纪）可能不下于河西走廊。

至于萨珊朝波斯和东方的海道交通，根据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记载：第3世纪阿尔达希一世创业时，便曾遣军到波斯湾海岸，并在那里建立海港。第5世纪时，波斯便有海船东向和印度（今印度和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直接通航。巴朗五世（Bahram V，或作Varahran V,421—438年在位）曾和印度一位公主结婚，得到印度河口的第巴尔（Daibul）商港作为随嫁物（第巴尔便是今日巴基斯坦的巴摩布尔遗址，一般以为便是唐人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的“提国”）。夏鼐：《中国、巴基斯坦友谊的历史》，见《考古》1965年第7期，第360页。因之，波斯控制了波斯湾至印度河口沿岸的交通贸易，并且也垄断了波斯湾至锡兰岛之间的贸易。6世纪时，埃及作家科斯麻士（Cosmas）提到当时海道交通，一般是由波斯湾至锡兰岛，然后转舵东北，行至东南亚和中国。中国的丝绸即由这航线西运。据拜占廷（东罗马）的记载，拜占廷王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曾企图利用阿比西尼亚人直接去锡兰岛购买丝绸以便突破波斯商人的垄断，但是没有成功。怀特豪斯等：《萨珊朝海道贸易》（D. Whitehouse and A. Williamsón, Saranian Maritime Trade），见英文杂志《伊朗》（Iran）1973年Ⅺ期，第29—49页。这条海道，中国方面也有记载，可以为证。例如：5世纪初（411），我国僧人法显由锡兰岛（狮子国）乘坐可载二百余人的大船返国，他说彼国有“诸国商人共市易”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中译本，1937），第253、273页。;8世纪中叶，我国另一僧人慧超，记载波斯国人“于西海汛舶入南海向狮子国……亦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棉之类”《慧超往五天竺传残卷》（《云窗丛刻》本，1914），第11页。。所以，在中国南方的5世纪南朝墓中发现萨珊朝波斯银币，是符合当时中国和伊朗二国之间交通贸易的历史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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