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机制与生成

最后谈一点关于如何评价学术的思考。这个问题在西方不是问题，而在中国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学界流行的一些相关论述，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中国人不太懂西方学术的现实。比如说中国人爱讲文科的东西不好评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其实是典型的洞穴中的争论。在没有真理之光的情况下，大家争论昏暗之光投射出的影子究竟是什么，是很正常的。但问题是没有看到光，不等于世界上没有光，不等于真的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所谓文科无法评价的讲法，本质上是一种无知的讲法，是没有真理观的表现。争论的存在，只能说明真理还没有完全被认识，要解决争论只能进一步按照理性法则发展学术，从而使意见逐渐接近于真实意见或知识。

中国传统学术因为没有成熟的知识论，对于什么是知识，其实也很模糊，通常把知识等同于知道的东西，谁知道的东西多，谁就学问大。这也是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很大问题。知道得多是好事，但知道得多不等于知识丰富。这是从事学术工作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知道的东西必须经过检验能够成为知识，才能算是知识丰富。古代人的不少域外知识通过《山海经》来填充，这显然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只能算是想象。这还算容易区分。今天，把知道很多事实也理解为知识丰富，这就不太容易区分。这涉及前面讲的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问题，即将知识理解为对现象界的知道。事实都是现象界的存在，都是真实而非想象，不将其算作知识，似乎没有道理。对于学术工作来说，若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一定得处理现象界的事实，但这些事实本身其实是材料，而不构成知识。知识一词的重点不在知，而在识，如果仅仅是知道事实，而不能洞悉事实背后的东西——所谓的高级对象，其实不能叫知识。所谓知道，指向的是材料与事实，而所谓知识，是洞悉事实与材料背后的东西。黑格尔的逻辑三段论，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知道只能解决事实问题，有时连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因为当回答是什么的时候，通常是需要逻辑理论思考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因斯坦讲的思考有时比学习更重要是很对的。中国传统学术重视博学待问，因此对于思考不甚重视。孔子讲学思平衡很有道理，但又说“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背后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我们民族文化不擅长逻辑理论思维的缺陷。思考是通向真理的最重要的途径（实验科学除外），认知的高级对象，必须通过沉思才能获得。因为中国传统就不擅长逻辑理论思维，所以有些外国汉学家讲中国人只能做一些材料的工作，这个话虽容易激起民族主义的反弹，但仔细思考，其实是有道理的，中国学术的事实大致如此。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不是学他们的具体的理论，而是学他们的知识论、真理观，这才是从事学术活动最基本的东西。传统中国不缺乏实证一流的学者，也不缺乏气象博大的学人，但缺乏真理观与知识论。今天的中国学术不好，不完全是今人的原因，今天依然有实证一流、气象博大的学者，学术不好，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回到原点，认真思考学术是什么、如何才能算是好学术，中国学术才有真正好的一天。

事实上，如果能学到西方文化的真理观、知识论，学到人家促进学术发展的方法，如何评价学术就不会是问题。今天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根本上讲是不知学术究竟为何物、究竟什么算是好学术造成的。前面提到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一些现象，其实也是体制关切的内容，因为体制讲这些东西，所以学者就追逐这些东西。

从根本上讲，这样的体制其实起不到评价学术的作用，其思路大概是要通过区域竞争促进学术整体发展。但本质上讲，这与学术评价没有关系，所谓的间接评价是不能被理解为学术评价的，而通过强调所谓权威期刊、国家项目的重要性来促进学术发展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至少笔者没有看到相关权威期刊对于促进笔者所从事的学术领域的发展有多大贡献，很多重要的工作都不是发表在所谓权威期刊上。这本来也很正常，因为真理的发展常常是通过随机的形式实现的，其出现之初大家不一定能意识到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进展，而要等到若干年之后，真理才能逐渐被认识。所谓间接评价，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所谓国家项目对于学术发展的推进作用究竟如何，恐怕也是要认真评估的。据笔者所知，有些存在抄袭问题的成果，也能被评为国家社科基金的优秀成果。

这种间接评价，不光做不到对于学术发展的全过程进行评估，事实上还会阻碍学者形成从事学术工作必需的真理观，以为可以用发表的形式与等级决定学术价值与学者水平的高低。前两年，笔者读到王宁先生批判A刊制度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现在的学术评价连专著都不考虑了，这是极为荒唐的事情。至于发展公共关系、联络各种评委、攻克权威刊物的大门，是很多人热衷的事情，那就更等而下之了。

有人说，西方也有顶级期刊，也有科学基金，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西方有顶级期刊，但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学界将其视为学术评价的机制来运用。据说，西方的期刊分级制度属于图书管理范畴，而不属于学术评价范畴。学术评价的对象是知识，应将其放在知识序列中来评价，也就是所谓学术贡献；推进了知识进展，扩大了知识边界，解决了知识难题，这都是就知识论知识的评价法则，跟知识存在发表的形式没有一点关系。所有的发表形式本质上是服务于知识可以更好地传播，所谓公开发表的意义就在这里。如果只求发表，而不考虑发表的内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社会文明的现状、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这样的发表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讲成果的真理价值，只谈成果的发表形式，无异于买椟还珠。

间接评价首先解决的是传播价值的问题，而不是学术本身的价值。把间接评价等同于学术评价，混淆了传播价值与学术价值。传播价值不能等同于学术价值。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裘锡圭先生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8-07-14）刊发了一篇论文《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盘盉铭文解释》，在篇首案语中，裘先生提到他在《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发表的《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毫无是处，自应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对自己作品下如此严厉的评语，今天的中国恐怕找不出几个人，这体现的其实就是苏格拉底讲的智性的诚实。裘先生是学术权威，他的作品自应有传播的价值，所以《中国史研究》很愿意发表他的作品，但这与学术价值完全是两个问题，裘先生自己已经讲了这是一篇没有价值的论文。不光是《中国史研究》不能保证学者发表的论文都有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同样不能，在这两个所谓的顶级刊物上，笔者都曾读到过闹笑话的文章。这原本并不值得去挑剔，所谓事情都是人做的，像裘先生这样顶级的学者都不免出错，这些期刊拿什么保证他们发表的东西都是顶级水平。非要规定其是顶级水平，实际是非理性的。用非理性的办法评价追求理性的活动，其本质是文化错乱。

把传播的平台视为传播内容价值的评价手段，恐怕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有可能出现。

据前所论，学术工作是理智德性的展开，对于学术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对学人理智德性的评价。中国人会将传播平台视为学术评价的基础，其实跟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有关系。传统中国虽没有对理智德性的评价体系，但有对道德德性的评价体系，例如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所谓的身份体系。启蒙时代的思想者布朗吉对于中国有过一个评论，他讲，中国人对其体制的依恋，“更多的是出于机械的原因，而不是出于理性的原因”，而且“这种依恋阻碍了人类精神的进步，其结果不会让道德、政治事务和物理取得任何进展，实际上是在倒退，所以中国人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转自[西]米格尔·贝尼泰兹《启蒙的另一面》）。布朗吉的评论，就传统中国文明进程看是对的。传统中国体制意识也很强，但与德性结合的结果并不好，历史其实已经证明，这种评价体系的本质是政治体制的附属物，就其本质看是文化错乱的表现。

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最有理智德性的人不应该是从事管理工作的人，而应该是专门从事学术活动的人，因为这种德性需要持续训练与培养才能养成。最有效律的管理工作是依赖法制，而法制是成熟的理智德性的外在表现，而学术工作的本质要求是要不断推进理智德性的进展，学人在理智德性方面应该高于所谓的领导。据前所论，所有的学术活动都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实践，实践出真知，是中国人爱讲的一句话，这是有道理的，但其道理是有限的。就中国的知识传统论，前面讲过，中国人有很强的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与学术追求的真理不能等同，真理不仅是眼前的问题，还是通向本体存在的问题。就实践论而言，领导为解决具体管理发展问题积累了很多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智慧是不能与学术追求的真理相等同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不是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而是立足于本体展开论述，实现本体与现实的结合，如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就是好学术。领导批示成为判断学术好坏的标准，与绝地天通的宇宙论所造成的哲学与社会实践的分离是联系在一起的。脱离社会实践，不能有好学术；脱离本体，同样不能有好学术。一个哲人，同时又为政治家，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即时的间接评价体制，不能说没有一点好处，但这种好处是表面的，会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因为大家都要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这种评价模式所激励的并不是真正高品质的学术，而是所谓的学术的外延扩张。即便是将升等条件定得很高，同样不能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发展问题。科学史家库恩提出科学发展是通过范式转移实现的，另有科学史家则强调技术对于科学发展的作用。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两者并不矛盾，范式转移是事实，技术对科学进展在某些方面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也是事实。这是自然科学的事情，社会科学的演进并没有太多的技术问题，就西方社会科学发展来看，也可以用范式转移来描述，马克思、韦伯、弗洛伊德等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所带来的都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结构主义、符号学等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也都是新的学术范式。这些新的理论新的范式，都是经过很多年的持续工作才有可能提出，并为学术界认可。在即时的间接评价体制下，笔者观察，只能产生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就中国人的智慧特点而言，产生一个新观点并不是难事，但能够提出对高级对象的认识成果则很难。即时的评价体制又不鼓励学者从事对于大问题的持久研究，这本来就是难事，体制再不鼓励，反而作反方向动员，中国学术如何能摆脱自身整体落后呢？大的范式、重要的理论，从认识对象的角度看，属于柏拉图讲的高级对象，而高级对象需要沉思，而即时的评价体制却不鼓励沉思，不沉思，学术如何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发展呢？考察中国所谓的成功学者，很少有人能提出一个学术范式，并为大家所接受，从而改变整个相关领域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体制其实不是在发展学术，而是在阻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真理标准天下同一，有的只是不同的运作模式，而中国的模式似乎并不考虑那个同一的标准。

体制的目的是生成，而要达到生成的目的，其关键在于不脱离所要生成之物的本质，脱离本质规定性要求的简单的外延扩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成。中国的学术体制正是这样鼓励外延扩张的体制，本质上不符合建立体制的要求，这样的体制，跟前面讲的传统中国评价道德德性的体制一样。真要想让中国学术发展，最重要的是形成良好的学术文化，培养真理观，掌握知识论，了解西方学术的发展模式，这才是发展学术的真正基础。体制作为外围的存在物，最重要的是允许学术独立发展的大学体制，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只有在良好的大学体制中才有可能成为现实。这已经超出学术反思的范围，笔者就不再多论了。

最后说明一点，这里只是在基本面上对中国学术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古今完全是这个状况。古代的墨学，其实就是好学术，可惜未能充分发展，后来自己也墨分为三。近现代以来，也有基于中国自身材料构建中国理论话语的工作，典型的是费孝通先生。与笔者领域相近的，也有提出解释中国文明的理论的学人，比如说前不久辞世的刘泽华先生。也有完全立足本职工作，提出影响全局工作的理论，比如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这些学者的这些工作相较于整个中国学术，所占的比重太小了。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坚持个人的学术探索，不为潮流所动，默默耕耘，所以最后能有比较大的成就。写这篇序文，目的首先是希望更多的后来者能真正看清楚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好学术，能够像这些前辈一样，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从而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赢得一点尊严与颜面。

陶磊

2018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