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神秘主义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与思想有着基础性的意义，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即是神秘的。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是最基本的问题，所谓唯物与唯心的斗争，就是关于本体论的争论。中国古代本体论的争论主要是在儒道之间，佛教传入中国后，又变成三家之争。这里暂且不论佛学，就中国的儒道之争来看，本体上的差异不是唯物和唯心的问题，而是自然与人的问题。尽管儒学的本体中掺杂了天理，但讲起来还是人的问题，天理也是经由人呈现出的天理，而不是真正的超越性的本体存在。所谓内在超越并不是真正的超越，其本身并不脱离人间秩序；相反，儒学对于天理内涵的理解，也会因时代不同而不完全相同。

前文提到，道家的自然虽是神秘本体，但其关切的中心其实还是人，老子讲小国寡民的理想，与其本体是相适应的，其根本上说还是服务于人，而不是服务于神或者真理或者其他超越的本体。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进程，也是人的意识与文化不断进步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儒道之间并无根本的冲突，所谓儒道的冲突，实际上是政治理念的冲突，而在这种意义上与儒家冲突的道家，其实是黄老道家，而不是老庄，老庄在世俗政治上并无诉求。这种政治理念的冲突，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冲突。当人治与法治精神都消失殆尽后，儒道冲突也就消失了；相反，若是二者逐渐融合，那么就共同为极权服务。

儒道关于人的理解的差异，可以归为男女性别的差异，这一点在神秘主义层面上可以看得更清楚。笔者将《管子》四篇划分为尚虚、尚实两派，尽管四篇本身没有对精气作分疏，但大致可将它们分别对应于阴精与阳精。阴阳在性别上就是男女。这一点对于把握中国哲学与思想也很重要。春秋以后的宇宙论，阴阳几乎是必经的阶段，天地就可以理解为阴阳，《系辞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可理解为本体就是由阴阳构成的。相对于老庄道家不可知的本体来说，这是一个进步。这个时代与古希腊的时代大致相同，对于中国哲学与思想来说，这种宇宙观，同样为之后两千多年的哲学与思想奠定了基础。这可以理解为是早期中国哲学与思想不能适应裂变的时代而委蛇后，新产生的哲学与思想。如果这个理解可靠，神秘主义之于中国哲学与思想的影响，似乎主要是在早期中国。

但这种理解显然忽略了这种新的哲学宇宙观与早期中国的联系。阴阳的观念，易中早就存在，只是受到时代的激发，才有了对混沌之象作数理化处理的需要。时代需要对社会进行数理化管理。而对混沌之象作数理化处理，并没有在根本上将象与现实世界通过理性的方式联系起来，《易传》讲“洗心”，荀子讲“感应”，而黄老道家则一边讲道之神秘不可测，一边讲刑名法术，使得两个世界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贯通。

再者，本体虽然数理化，但本体的特质并没有发生变化。西哲对于本体的认识也是在不断进步的，从早期的混沌，到后来的不动的恒动者，西方的哲人也在调整对于本体的把握方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但西方对于本体认识的变化，并不影响其对于整个宇宙是一体的基本认识，不存在类似于中国的两个世界的问题。混沌是矛盾冲突的，不动的恒动者也是矛盾冲突的，现实世界中也充满斗争与冲突。反观中国，庄子虽没有讲混沌是和谐的，但凿七窍而混沌死，说明混沌本也是和谐的，阴阳哲学同样取和谐为义，现实世界也是追求和谐，看起来也是一贯的，但和谐世界恐怕只在秦国得以短暂实现过。传统中国其实从来都不和谐，官与民的冲突，权力拥有者内部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并不存在哲学思想再出发的问题，只能说，这种新的哲学与思想，只是早期中国哲学与思想的发展形态，根本上并不能脱离神秘主义。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汉人讲易有三义，所谓“不易、变易、易简”，将三者统合，与西哲的不动的恒动者似乎也可以对应。但这个理解方式有问题，所谓三义，是从乾坤二元提炼出来的，乾恒动，坤不动，“易简”则为乾坤的特性，所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本体同时具有三义。这与前文讲的太极是易象数理化的一个阶段，意思相同。易与三义之易之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汉人讲易有三义，是将数理化后的易之义强加给易本体。所谓强加，是指易本体，本无这些意义，而是后人将本体数理化后所衍生出的特征赋予此本体。

将本体数理化是为了建立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尽管数理化之后的本体仍可归入恒常世界，但它为进入流变世界创造了条件。圣人立象以尽意，数理化后的象，为圣人之意进入恒常世界创造了条件。这又回到了圣人是两个世界的中介的模式上去了。但与真人不同，圣人是有意（所谓神性自我）的，这个意在恒常世界的确立，意味着由圣人自我衍生出的法则就是现实世界应该遵循的法则。这样处理的结果不是使得学术更完善，相反是取消了本体，是基于现实重新确立的本体，这样的学术，只能对现实秩序有利，已不能算是一种易哲学，只能说是一种思想。后来的宋儒，以三纲五常为天理，以天理为性，遵循的同样是这个思路，即以现实秩序去规范本体。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在超越，而只是给自己服从现实秩序寻找学理依据。仿照西方近代哲人讲上帝死了，汉以后的中国学术，混沌也死了。两千多年的援天道以明人道的易学阐释实践，本质上讲，是基于对现实秩序的服从意识而展开的，所谓天地定位，乾坤生矣，所谓天尊地卑，都是现实秩序的反映。易学阐释中也有政治问题，帝王喜欢钻研这种易学，不是没有根据的。

哲学与思想深受神秘主义影响，其实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萨满主义特质决定的。萨满主义的宇宙观，最核心的是所谓气生主义。其所谓的气，笔者理解，与古代神秘主义讲的精气应该是相似的。古代的儒道分别，笔者以为，可以与萨满主义中的巫统与血统相对应。巫统与血统，有联系，也有差别，儒道之间也是如此。萨满根本上讲是为人服务，儒道关切的核心也是人。二者之间可以建立起联系的地方并不少。

前文讲，道家哲学可以溯源到远古的玄冥，玄冥可以在红山文化墓葬中找到印证。而类似玄冥墓葬的遗迹，在牛河梁以北的胡头沟就曾被发现过。红山文化自北向南时代越来越晚。也就是说，牛河梁玄冥墓葬之前，已经存在玄冥，这种文化来自遥远的北方，而那个地方正是流行萨满主义的通古斯人的发祥地。

前文讲道家哲学是女性哲学，在讲述各地性别比例的古文献中，幽州与荆、扬二州一样，都是女多于男，并且其比例差别最大，三比一。红山文化的分布地正是在幽州。燕地有羡门（《史记·封禅书》），羡门即萨满，燕也在幽州。将这些线索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哲学与萨满主义的关联恐怕不能被轻易否定。

当然，同样是女性哲学，南北也有差异，前人有南北道家的讲法，这里就不展开了。但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只要与萨满主义发生关联，神秘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

哲学根本上是要破除神秘，神秘主义给中国哲学施加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哲学的性格，即它不是以斗争、批判为根本宗旨，而是以追求和谐为目的。而和谐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才可以真正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明虽是对道家文明的发展，但从长远的历史进程看，儒家文明只是这个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真正的和谐文明必须在实现对儒家文明的超越后才能出现。儒家有大同、小康之辨，而对于儒家文明的超越，就是大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东西方哲学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点。西方哲学之所以将斗争与妥协赋予存在本体，是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智慧不是以突破的形式出现，而是渐次展开，当历史进展到春秋战国时代，以和谐为主旨的政治实践已逾千年，破除神秘的哲学服从于现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和谐。所以，解决中国学术问题的希望，根本上还在于政治实践。视共产主义而非大同或帝之先为实践哲学的本体，学术定位于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互动与阐释，以不断缩短本体与现象之间的距离，这或许是未来中国学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