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社会融入理论

社会融入是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重要概念，该概念认为由于迁出地和迁入地文化形态的不同，移民在踏足迁入地之初并不能很快地适应陌生文化，表现出文化不适的特征。这种特征呈现出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既急需选择又别无选择，既要为适应新环境而进行冒险，又要为承受旧传统而付出忍耐，痛苦和憧憬并存、颓废和奋发同在等边缘特质。影响群体或个人社会融入的因素除了来自文化层面外，制度变迁、经济条件、社会网络等因素也会影响融入情况。一个有利于群体或个人融入的制度，会降低他们融入新社会的难度，比如消除户籍制度对农民进城的户籍和福利带来的障碍，有助于新市民快速适应城市生活。

与社会融入相对的概念是社会排斥，把社会融入和社会排斥结合起来理解，能更深刻地理解社会融入理论。社会排斥泛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弱势群体的排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从移民个体生命历程角度进行研究，从这一角度出发，就产生社会融入“三阶段说”，即移民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的融入要经过定居、适应和完全同化三个阶段。

如果把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市民化群体作为城市移民，那么就可以从社会融入理论来分析他们的市民化进程。由于农民长期浸润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不同，所以他们从农村迁入城市会出现文化不适的特征，表现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难以与城市文化调和，而且由于制度不完善、经济条件不足、社会网络转型困难等因素的进一步影响，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难。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排斥使得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处于融入的适应阶段，离完全同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一、布迪厄资本理论

布迪厄资本理论将阶级与阶层问题放在文化的视野下加以探究，赋予文化以特殊意义，认为它和经济资本一样都凝结着社会的不平等。布迪厄资本理论中的“资本”不再局限于经济资本，而是一个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多重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型概念，其中文化资本是布迪厄论述的重点。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在社会上被认为值得追求和值得拥有的文化商品储备，是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是同经济资本一起，构成一切社会区分化的两大基本区分原则。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形态的资本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资本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文化资本的状况，而文化资本同样反过来制约经济资本的发展。失地农民经济条件、身份认同、社会互动和观念意识的全面市民化，本质上就是农民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全面向市民转换的系统过程，失地农民是否能顺利实现市民化的问题其实就是失地农民的各层面资本能否顺利实现转换的问题。

二、城市生活能力指数基础模型

(一)城市生活能力理论的背景

经典劳动力转移理论无一例外地将城乡收入差距视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根本动因。但是这些传统从工资收益差异角度阐释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均基于一个前提：劳动力转移是指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彻底解放出来，职业属性、生活地点和身份都发生根本性转变，进而一步到位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永久性转移。从历史看，这符合早期工业化国家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演进历程。然而，这种一步转移理论对当前宁波具有明显两栖特征的转移模式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当前，工资收入差异仅是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之一，要对其进行全面解释，需要从“城市生活能力”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予以系统阐释。

(二)基本假定

由于现代城市具有农村不可比拟的现代文明、公共服务设施等诸多优势，人们往往会倾向于转移到城市而非固守在农村。白南生等人(2013)的研究也显示，大部分外出劳动力选择回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创业，而是因流入地就业困难所作出的“被动回流”，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2.5%。因此，一般认为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失地农民具有“城市偏好”，只要其具备城市生活能力，就会义无反顾地转移至城市。

(三)城市生活能力指数基础模型

劳动力能够转移到城市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必须具备城市生活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其所得必须能够支付其城市生活成本。由此，“城市生活能力指数”可以表示为如下：

城市生活能力指数=(工资收入+非人力财富)/城市基本生活成本

劳动力赖以生活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工资收入和非人力财富。工资收入实质上是劳动力将无形的人力财富转化为有形财富的过程。在市场交换条件下，劳动力通过寻找工作机会就业来获取工资收入，因此，就业也往往是其主要收入来源。非人力财富概念是由弗里德曼在阐释新货币需求函数时提出的，非人力财富区别于人力财富，它是指有形的财富，诸如货币持有量、债券、股票、资本品、不动产等。这里借用这一概念，将非人力财富视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可获得的除工资之外的额外支持。这种非人力财富可能以多种形式而发生，诸如：外出务工之前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积累；发生大额支出时，来自家庭或亲戚朋友的解囊相助或借款；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获取非人力财富的过程。

城市基本生活成本C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日常城市基本生存成本C1。劳动力进入城市首先必须能够获取养活自己的基本生活费，大致包括房租、水电煤、交通费、通讯费、餐费、日用品开销和医疗费。二是转移成本C2。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需要支付用于进城的路费和路途其他开支的旅途成本、为获取在城市的暂住证和就业证及其他相关证件而形成的证卡成本、由寻找工作过程中的开支所形成的求职成本、背井离乡面对陌生环境的心理成本，这些都构成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四)细分城市生活能力

根据以上关于城市生活能力的定义，可以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即期城市生活能力和长期城市生活能力。

1．即期城市生活能力

是指即期(短期)劳动力获得的收益与其城市生活成本之比，可表述为如下：

其中：θ1为即期城市生活能力指数；Y为单期工资收入总额；W为非人力财富；C1为城市基本生存成本；C2为转移成本。

2．长期城市生活能力

是指长期内劳动力获得的收益能否抵偿其生活成本，这就必须将劳动力自进入城市之后的一生作为时间维度来进行长期决策，因而其行为模式也应建立在较长的时间范围的基础上。为此，考虑未来一生中n期工资收入流的净现值。

其中：PVy表示未来n期工资收入净现值；Yt表示t期工资收入；r表示贴现率，它反映转移者的时间偏好程度；n表示转移劳动力所能获取的工资收入期数或可获取工作的年限。显然，n的大小取决于劳动力的工作类型、自身素质及城市就业机会等因素。

同样，考虑未来一生中城市最低生活成本的净现值：

其中：PVc表示未来m期城市生活成本净现值；C1t表示t期城市基本生存成本；C2为转移成本，即在城市长期生活只需支付转移初期的单期转移成本；m表示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期数。显然，m是一个较n更大的数字，因为生活成本发生在一生的时间通道内，而工作收入只可能发生在可工作年龄范围内。

由此，长期城市生活能力指数θ2可进一步表述为如下：

θ2=(PVy+W)/PVc

(五)理论分析得出结果

综合以上分析，从显成本、显收益角度对劳动力转移能力影响进行考量，在不考虑农民进城的制度约束条件下，劳动力根据其城市生活能力指数分别作出不同转移决策：

从即期转移来看：当θ1>0时，劳动力就会进城务工；当θ1≤0时，劳动力就会滞留在农村。从长期转移来看：当θ2>0时，劳动力就会永久性转移到城市；当θ2≤0时，劳动力将无法实现彻底转移。

由此，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的转移状态：

(1)情形Ⅰ：当θ1≤0时，由于劳动力缺乏即期城市能力，将无法跨越向城市转移的“成本门槛”，进而无法进城务工；

(2)情形Ⅱ：当θ1>0且θ2≤0时，尽管劳动力具备即期城市生活能力并进城务工，但却因不具有长期城市生活能力而无法彻底转移到城市，形成“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

(3)情形Ⅲ：当θ1>0且θ2>0时，劳动力同时具备即期和长期城市生活能力，进而实现永久性转移。

三、马卜贡杰模式

城乡一体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和经济在空间上的转移，其中城乡人口的变迁最能鲜明地反映城市化的运行过程和变化特征。1970年，马卜贡杰(Mabogunje)提出了城乡人口迁移的系统分析模式(见图2.2)。该模式表明，城乡人口迁移的原因不仅在于移民本身，更重要的是在于农村和城市的控制性次系统和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调节机制，它们才是控制人口迁移数量的关键机制。农村控制性次系统主要通过农村各种组织机构、家族和家庭等来实现，如农业政策，人口移动政策，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成年人的婚姻状况、奉养父母的需要等都会对人口迁移产生影响。城市控制性次系统主要通过寻找住房和职业的难易来实现。寻找住房和职业的难易可以起到抑制或鼓励农民移入城市的作用，而政府的有关政策规定可直接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功能，如房屋、土地价格的制定，对木屋区或贫民窟居民的态度，对摊贩的管理以及是否设置职业介绍所等都会影响移民的数量。这一模型将推拉力模型中影响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因素进一步深化，并强调了社会经济文化的调节功能，还考虑了各种系统间的联系，以此来分析不同时空的城乡人口迁移带来的城市化机制。

四、城乡融合理论

第一，田园城市理论。英国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设想，“田园城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镇；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村所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者托人为社区代管”，其实质是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在当时并对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田园城市实质上是城和乡的结合体。

第二，“Desakota”模型。麦基根据对东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主张从城乡联系与城乡要素流动的角度把握社会经济变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认为亚洲国家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地域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它是作为城乡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地域空间上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经济单元，麦基将其称之为“Desakota”。这种独特的地域空间单元表现出如下特征：地域空间结构上的动态性、过渡性；人口在社会学特征上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复合型；激烈竞争的多样化土地利用；等等。Desakota或城乡边缘区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但兼有二者特征，或者说以城乡一体为特征，但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第三，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以解决城市布局和发展问题为主要内容，该理论主张将原来密集的城区分成单个的集镇，集镇之间用保护性的绿化地带联系起来。沙里宁讨论了城市发展思想、城市经济状况、土地、立法、城市居民教育、城市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同时存在相对分离的区域，从区域角度讲，这是一种城乡差距较小的城乡区域均质体(见图2.3)。

第四，赖特的广亩城理论。广亩城的设想将城市分散理论发展到极致。赖特的广亩城理论认为，现代城市不能代表和象征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是一种反民主机制，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指出，未来城市应该是无所不在而又一无所在的，这将是一种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如此之大的城市，以至于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赖特的广亩城设想是在美国小汽车大量普及的条件下产生的，美国的“市郊商业中心”和“组合城市”可以被认为是这种思想的实际体现。

第五，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观。关于城乡关系，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芒福德很赞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他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要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同时，芒福德也很推崇赖特的思想，主张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以现有的城市为主体并使之分散，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引向许多平衡的社区内并作为整体运行，使城市与乡村相互包容，就有可能促进区域整体发展，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避免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扰，最终实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