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步二：西俗东渐与价值观念转变

（一）国门洞开，西俗东渐

“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近代尤其是晚清以来，西俗东渐，世事变迁，经济增长的持续、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使居民的生活出现了更多的需求，而且在无形中，使经千百年历史相沿积久而形成的传统开始发生起伏与变化，所谓“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西俗东渐，范围从小到大，层次从浅到深，却是全方位的，几乎涉及经济结构、行政权力、教育、信仰、习俗的各个层面；西俗东渐，部分地改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出现了许多偏离传统的新事物、新气象；西俗东渐的影响，意义重大，是杭州旅游近代化得以推进的动因之一。下文择要予以说明。

1．欧美旅游风气的影响

旅游最初是工业革命以后欧美发达国家居民崇尚的一种高消费、炫耀式、享受性的社会活动，有钱人、有权者才能阔绰地游览各处名城、古迹、海滨和声色场所，所见所闻常常使他们兴奋不已。如，银行家摩根（Morgan）在欧洲旅游时，每次都会搜罗一些艺术品带回美国，如花费20万美元购买意大利16世纪的一个杯子，又花费48万美元购买拉斐尔创作的祭坛背后的装饰画。又如，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巴黎看女子跳康康舞后说，我羞得把手捂住脸，但又从指头缝间往外看。因此，旅游尤其是赴海外旅游对大多数欧美居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但却因不断的航海、探险、征服，并通过贸易和传教得以实现，在19世纪：

公众对探险家和那些逐渐被简称为“旅行者”的人——也就是那些前往航海技术所能达到或达不到的边缘地区的人们——充满热情。在那些地方，他们享受不到汽船的头等舱、火车的卧铺服务（两者都是那个时代发明的），也没有接待旅行者的旅馆和民宿。那些冒险探索未知世界的人们，他们得不到什么现代技术的帮助，充其量只能找到几个健壮土著帮他们挑背行囊。正是对这些“旅游者”事迹的描写，成为世人最愿意阅读的文章。这些人物包括：探险者和传教士，尤其是那些深入到非洲内陆的探险者和传教士；探险家，尤其是那些闯入伊斯兰教未定地域的冒险家；自然学家，他们深入南美丛林或太平洋岛屿捕捉蝴蝶和鸟类。

基于欧美发达国家游客以“探险”和“传教”为主要目的的旅游，在中国，其首先表现如下。

第一，探险旅游。19世纪下半叶开始，俄国、英国、德国、瑞典、美国、芬兰、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探险家、旅行家怀着各自的目的来到中国，进入西域，从事科学探险和考古旅行。如，英国借助在印度的有利地位和新疆发生叛乱的机会，1834年遣沃森（Watson）赴新疆于阗考察，约翰逊（Johnson）于1865—1866年考察于阗，沙敖（Shaw）于1870年考察喀什与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贾斯理（Carey）、达尔格莱斯（Dalgleish）也于1886—1887年前往同一地区考察，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于1900—1901年进行第一次全面的西域考察。俄国更是不断地遣探险家对中国塔里木盆地南缘与喀什地区进行考察，如，普热瓦尔斯基于1870—1885年4次分别对罗布泊、且末和阿尔金山诸绿洲进行考察，1885年格伦伯切夫斯基在塔里木盆地西缘从事考察发掘，1889—1890年间，佩夫乔夫、罗博罗夫斯基、博格达诺维奇和柯兹洛夫分别对喀什、天山南麓、叶尔羌河上游地区作了考察。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890—1902年间3次赴西域进行考察，并写下了《亚洲腹地旅行记》的考察报告。由格伦维德尔和胡特率领的德国考古探险团，于1902—1903年首开4次西域探险之行。由渡边哲信率领的第一个日本大谷探险团同时到达塔里木盆地。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探险旅游中，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是这一方面的行家里手。1906年6月15日，他离开了巴黎，走上了漫漫的近3年的西域考古探险之路。1906年9月1日到达喀什，这是他们计划在中国从事考古发掘的第一站，随后在新疆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包括壁画、雕塑、陶器、版画等，还进行了天文观察、地理测量、动植物和矿物标本搜集。1908年2月14日终于到达敦煌县城。3月3日进入了他称之为“至圣所”的藏经洞，带走了6000多种卷文，包括梵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婆罗谜文、吐火罗文卷子。对于近500公斤的藏文文书，因无法全部运走，只将11大本“夹板”（事实上是一部《甘珠尔》）带走了。对于汉文卷子，取走了那些凡是以“夹行注”形式写成的全部文献、那些带有武则天“新字”的文献。对于大藏经之外的佛经文献、释老文献中的代表作、景教与摩尼教经文、罕见地志、散落文献、五台山文献、俗文学作品、教育用书与字书等，都掠其精华而去。此外，还有200多幅唐画与幡、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字板和其他法器。

第二，传教旅游。西方基督教创于1世纪，包括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三大教派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教派。唐朝初年，由中亚细亚传入中国，称景教。元代称也里可温教，但限于多种原因，随着元朝的灭亡而绝迹中原。明末清初，值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嘉靖三十一年（1552），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到达广东台山县上川岛，谋入广州，但未如愿，客死该岛。万历二十九年（1601），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赴京。继后，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继续扩大传教领域，甚至“出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趁机言圣教道理”，并被获准可在中国13省自由传教，习教者达数万人。康熙年间，全国28个城市设有教堂，习教者15万人，其中，耶稣会习教者11万人。

西方基督教在华的真正传播始于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允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设礼拜堂”，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成为传教士在华设堂传教的最初根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帝发布上谕，准免查禁天主教，并同意给还天主堂旧址。“从此，天主教乃得自非法传布的状态进而获准公开传布了”，以致在1843—1853年的10年间，来华教会组织从20多个增加到了165个。道光二十六年（1846），习教者32万人。咸丰八年（1858）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规定：“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宣布对天主教全面弛禁。从此，西方基督教的传播从秘密完全走向公开，传教士纷纷进入内地各省，深入穷乡僻壤。其中，西班牙多明我会深入福建、台湾，巴黎外方传教会深入四川、贵州、云南、两广、满洲、西藏，方济各会深入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遣使会深入河北、江西、河南、浙江，耶稣会深入江苏、安徽、直隶。传教士借不平等条约进行传教活动，仅江南教区，1866—1867年就有12名外国传教士、14名中国传教士，习教者7.3847万人。耶稣教、东正教不甘寂寞，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其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地。

毋庸置疑，探险旅游、传教旅游是欧美发达国家殖民扩张、向外侵略的产物。前者通过发掘、收购、盗窃等手段，大肆掠夺中国文物，成为中国那段屈辱历史的见证；后者以《圣经》为说教，渲染个人通过日常生活的德行获得灵魂的拯救、上帝通过世俗表现其威力等。但客观上为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打开了一扇借以了解世界的窗口。西方文化包括旅游风气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千年来形成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行为在几十年间迅速而广泛地得以转变，如，一些中国人改变了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不仅在国内观光游览、探亲访友、求学考察、经商打工，甚至走出了国门。至于激进者，更在报端公开抨击“纸醉金迷”的娱乐方式，“歇浦江畔，纸醉金迷，终日惟逐鹿于歌舞之园，出入于游戏之场。而吾沪人士，固乐融融也。以为娱乐之法，莫逾乎此。……奈何吾人独沉溺于损及道伤及精力之娱乐而弃有生产之娱乐如敝屣哉”，而呼吁倡导“远足”，即旅游，“远足能得精神上之修养。至宏且伟，考察各地风俗物状名胜古迹，尤能增广见识。古人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良有以也。惜此事非短时间所能举行，如能于例假或星期日偶一为之，以较目炫神迷之电影、鼓角喧天之剧园，为益多矣”。那些新奇的活动内容和娱乐形式，也使居民热衷，如1917年7月14日，3名英国传教士以及数十名习教者来到安昌参加基督教福音堂建堂20周年纪念大会，日夕传教，晚间放映幻灯，镇民以及周围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户络绎不绝，每日前往观会者数以千计，气氛热烈。当然，多数是图热闹、看新鲜，对每日晚间放映的幻灯颇感兴趣。

2．新式节日制度的影响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传统节日的形成一般基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经济文化背景，显示了其间的地区差异。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经济文化背景营造不同的时序节令。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像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除夕等，都是各地传统的节日，且因与居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而糅入祭祀、驱邪、娱乐等多种功能。表3-9系民国时期杭州一年之中各时序节令及其活动内容。

相比于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传统节日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总能被最大限度地保存与传承。在事实上，与明清差别并不大，杭州童谣咏十月道：

正月正，麻雀飞过看龙灯，

二月二，煮糕炒豆儿，

三月三，荠菜花儿上灶山，

四月四，杀只鸡儿请灶司，

五月五，糖糕粽子过端午，

六月六，猫儿狗儿同沐浴，

七月七，乞巧果子随你吃，

八月八，大潮发，小潮发，

圣地菩萨披头发，

九月九，打抛老菱好过酒，

十月十，蚊子脚儿等立直。

时至今日，许多传统节日依然存在于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被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民国以后，国民政府明令禁止沿用农历（阴历），推行公历（阳历），并确定了一系列的新式节日制度，如，1月1日为新年元旦、4月4日儿童节、清明植树节（1928年后改为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日）、6月6日教师节、10月10日国庆节等，机关、团体、学校或休假，或庆祝，学校有春假、暑假、寒假、年假，“民国用阳历，一月一日各官厅机关悬柏彩于门，休假庆贺，十月十日为双十节，国庆纪念，亦然”。“民国肇始，改用阳历……至一月一日为元旦，四月四日儿童节，清明为植树节，六月六日教师节等，以及国庆纪念日双十节，惟各机关各学校准期休假，或庆祝，民间照常工作”。濮院、乌（青）等相对闭塞的市镇尚且如此，上海、杭州等城市则有更多的休假规定，如，1930年，上海社会局制定《工人法》，规定各业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八九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更有个别工厂，为增强工人的凝聚力，特地把旅游作为一种福利，在自己的工厂实行，如1920年中秋，上海“青年会童子军，在欧嘉路协成银箱厂，组织童子养成团。前日为该厂之中秋例假，青年会干事顾君光祖、顾君文蔚、蔡君新德，偕同该厂全体工人，并经理张君同孚，分为三队出发，至南站半淞园游览，游资特别减价。该厂经理为优待工人起见，每名赐给小洋三角。二时从青年会出发，归时已钟鸣六下矣。各工人莫不兴高采烈云”。

闲暇时间是催生近代旅游的重要条件，近代以前，只有官宦、商贾、士人等才具备这一条件。进入近代以来，城市的社会中层如职员、自由职业者、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旅游的新兴力量，因他们有较多的闲暇时间、较高的生活水平，使旅游的主要客源向城市的社会中层转移，并呈普及延伸趋势，如1926年春，上海“俭德储蓄会趁春假组织旅行团，于一日七时晚，专车赴杭游览，加入者凡二百余人。在杭游览共计四日，凡湖上北山南山西岭诸名胜，莫不周游殆遍。同往团员，除携有眷属或自行组织小游览团体外，其余均有该会招待员同往游览。在杭住宿，亦均经该会交谊股长蔡仁抱君，预先在杭分会及旗营各大旅馆，留有房间多间，无临时匆忙之虑。同往会员，尤为适意。五日专车到沪，该会职员特往北站照料。闻返沪专车，在城站出发时，并有该会会员摄制旅行影片”。旅游为城市的社会中层喜爱，大众化的特点初露端倪，正如时人所说：“在都市里轮轴上过着高速度的生活，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偶然在星期上偷些空闲往附近的山野里去溜一趟，直觉心旷神怡，仿佛精神上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上海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养成了这种习惯。不看见周六的火车上不是每一次多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往各地去的游客吗？”

3．旅游代理机构的影响

在托马斯·库克组织禁酒旅游团队之后的几十年间，在欧美发达国家类似的旅游服务组织和代理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美国商业部统计，至20世纪20年代末，由政府扶持积极开展国际旅游业的国家已有50多个。这些国家设立旅游管理机构，培养旅游专业人才，开发资源和客源市场，而将旅游业作为复苏和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法国于20年代末制定旅游法案，增设专管旅游事务的国务次长，每年在财政预算中列支国际旅游宣传经费120万美元，从而推动旅游尤其是入境旅游的发展。1929年，仅美国一国入境游客收入达13700万美元，国际旅游总收入达150亿法郎。意大利于20年代，以国有铁路为依托，设立了国家观光局，在美国与欧洲各国设有分支机构，该局每年有25万美元的经费，负责旅游咨询、代办机票、发行旅游宣传品等，经常举办旅游摄影竞赛大会、旅游博览会，发行旅游专利，组织游历演讲会和旅游商品展览，开办旅游图书馆，促进旅游设施的美化和装饰，以吸引和招徕游客，至1929年，仅收取美国一国入境游客费用达3000万美元。瑞士设有国立观光局，由国家财政和旅馆协会、铁路及商会提供经费，仅宣传费用就有250万美元。其中，铁路旅游广告遍及全球各地，并以实行护照免签、交通费特价等方式，鼓励去瑞士旅游。加拿大政府和国有铁路每年用于旅游的费用达250万美元，至1929年，仅美国一国入境游客达1600万人次以上，旅游收入3亿美元。德国国有铁路与地方铁路联合设有游历局和旅行咨询局，于纽约设立分局，鼓励游客去德国旅游，可享受免除签证费、登陆税及其他特别税收，并提供旅游信息，发行旅游宣传品。同时，旅游行业管理机构开始产生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如1929年，英国全国旅游协会成立，发起“来英旅游运动”，大力招徕国际游客，当年仅美国游客在英伦三岛就花费达4000万美元。

欧美发达国家自然不会放弃中国客源市场，许多旅游代理机构于20世纪初将业务延伸至中国，如英国通济隆公司、美国运通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等设立办事机构，开展旅游业务。因当时中国的旅游服务尚未起步，外资旅游代理机构基本垄断了中国的旅游服务业务，从中获取了大量的高额利润，如英国通济隆公司在津浦路及陇海路的直达快车上，挂一二节蓝钢皮卧车，设备高档豪华，票价高出中国头等卧车一两倍。通济隆公司每年只付铁路局少量车租，而卧铺票的全部收入统归该公司所有。

外资旅游代理机构的出现是旅游近代化的催化剂。面对旅游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以及外资旅游代理机构在中国获取的高额利润，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不少民族资本对“旅游”这一实业产生了极大热情，给予密切关注，“视英美苏联诸邦，对于旅行事业之兢兢业业，瞠乎后矣”，开始投资旅游服务业务。

（二）观念转变，需求增长

价值观念是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尺度评价对象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意义的根本观点，具有较稳定的社会潜力。但当所根源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出现震荡、发生变化时，价值观念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其固有的运行轨迹，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发生变化。就旅游涉及的对象而言，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显著特点：最初是政府的倡导，然后影响工商及一般的居民。

1．政府层面的转变

1914年6月，内务总长朱启钤提出开放京畿名胜，并制定游览章程10条。他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指出：“古代建筑，及时宜与保存，胜迹留遗，因物可以观感，是以文教之邦，于内国名区，必交相崇饰，侈为国光，熙皞同游，兼资考镜。……我国建邦最古，名胜尤多，山川胜概，每存圣哲之遗踪，宫阙巨观，实号神明之奥宅。望古遥集，先民是程。与其严樵苏之禁，积习相仍；何如纵台沼之观，与民同乐。所有京畿名胜，如：天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历代山陵等处。或极工程之雄丽，或矜器艺之流传，或以致其钦崇，或以明其信仰。凡外人之觇国来游，与夫都人士之响风怀慕者，罔不及其闲暇，冀得览观。故名虽禁地，不乏游人。具有空文，实无限制，若竟拘牵自囿，殊非政体之宜。及今启闭一时，傥以群情所附，亟应详定规条，申明约束，以昭整肃，而遂观瞻。”袁世凯作批复：“准予照办。除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外，应由该部（内务部）酌择一二处，先行开放。”在这个意义上，朱启钤是近代旅游的贡献者。此外，他还创造了无数的“第一”：提出“公园开放运动”，使有了实际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座公园“北京中山公园”；创办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喜好收藏，尤以缂丝收藏为最，堪称“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1915年在雨中敲落第一块古老城墙上的砖，北京开始有计划地市政建设，“开启民治北京先河”；创办营造学社，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走过11个省计190个县市，1937年前详细测绘的建筑群206组，所及建筑2738幢，测绘图稿1980张，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发展脉络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认识。

政府终于有限开放昔日为皇室、贵族、官宦所独享的古迹遗存、园林名胜，其意义不仅在于其本身价值观念的变化，更在于扩大了居民的视野，时人描写国庆期间开放的社稷坛：“但见古柏参天，苍松夹道，所有布置虽未完备，而景致清幽，令人心旷神怡。……松亭迤西，曲径两旁皆栽花草，由曲径折而复东，至社稷坛内有一台，高五级，方四丈，台面之土分五色，该处即清皇室行祭之所。”居民饶有兴趣，颇感新奇。北京政府又在社稷坛的武英殿开办古物陈列所，并在“国庆节之期恭请大总统亲临开幕”，随后向社会公开开放，购票参观，“入门券3角，瞻览券1元”，票价并不低，但参观者依然络绎不绝。该所“东厢房所陈列均景泰蓝一类，西厢房所陈列则周汉以来铜制鼎瓿釜砖之属，正殿之中悬古字画……又有红木家具，上置鼎彝，其两旁则瓷器漆器雕刻物件，笔墨图章，名人册页，人工花卉，均精致异常。正殿后身则陈列佛像及经典，其与后殿联络之甬道两旁亦悬清初名画……后殿所陈列者则有各种玉器，织锦绸缎，绣花铺垫，一入其中，令人迷目”。后南京政府将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

对城市的社会中层而言，京畿名胜开放不仅新鲜且有极大的吸引力，由各地前往北平的游客开始增多。上海中医陈存仁曾详细描述了自己与太太同游颐和园、参观故宫的情形，并记下了拿手电筒贿赂看管警察以默许自己坐上太和殿皇帝宝座的经过，“于是我就等游客稀疏时，一跃而登宝座，那座龙椅足足有六尺多宽，一个人坐在上面，觉得大而无当，但高高在上，倒也威灵显赫，确实凡响”，“三大殿是轮值开放的，后面辟有一个故宫博物院，要购券分三天参观，并且要自备粮食，第一天由东华门进入，第二天第三天，由另外两个门进入，最后一定由后花园经过珍妃井而出，每天门券收银元一枚，十足可以在里面盘桓一天”，且由衷地感慨，“这几天为了游览，把我收购医书的日程都耽误了，因为故宫所见的伟大，实在被它吸引了”。

2．工商层面的转变

近代尤其是晚清以来，局势变化和政府奖励，使得发展工商业成为时代的潮流。一时间，向来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商人的地位得到根本改观，成了国家“商战”、重振民族威望所倚仗的重要力量。更因西方旅游代理机构的介入和影响，民族资本拍案而起，开始投资旅游服务业务。

张謇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在40岁获得状元头衔时，“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投身实业与教育的“救国之大体”，利用南通的旅游资源，发展家乡的旅游事业。他发展旅游业的主要措施有：第一，建景点。“拿南通当一个大花园去布置点缀，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家产都用在这个志愿上，他拿南通地方的事，当作他自家的事”，强调将旅游景点纳入城市规划的理念，精心设计了“一城三镇，五山以北五公园”布局，建成了东、西、南、北、中五公园，林溪精舍、东奥山庄、西山村庐以及虞楼、梅欧阁、我马楼、介山楼、独秀楼、后张榭、古有有亭、赵绘沈秀之楼诸多景点。第二，保古迹。秉承“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办馆理念，建成南通博物苑，广种花草树木，养殖珍禽鸟兽，与室内展品相呼应，并“特许外人亦得参观，则赋上都之壮丽，纪帝京之景物，更有以知我国唐虞三代以至于今，文物典章，粲然具备，斯将播为美谈，诧为希觏矣”。第三，重环境。针对南通五山因采石遭受严重破坏的情节，专门提请当地政府给予保护，严厉斥责滥挖乱采，呼吁合理采伐，提倡植树造林，减少水害风灾。

荣德生是著名实业家，充分利用太湖的旅游资源，发展无锡旅游事业。他的主要贡献有：第一，建梅园。占地面积81亩，“综观全园，极自然之天趣，绝矫柔之尘迹。万梅拥簇，争胜邓尉。亭台参差，想象蓬莱。若非别具匠心，曷克臻此”。第二，修道路。其中，环湖马路环绕太湖里湖一周，“其路线计自北独山之万顷堂起，向东北沿管社山至大渲，入扬名乡界至槐树下，此地向南即为外湖”，“其目的事为点缀风景，吸收游客，与环绕太湖之巨大计划，盖小同而大异也”，另有开原路（今梁溪路）、通惠路等。第三，造桥梁。包括宝界桥等百余座。

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旅行社，也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大型旅行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属的中国旅行社，就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以爱国之心服务大众、便利旅行创办的。创办者陈光甫是著名金融家，一次从香港去云南，到一家外资旅行社购买船票，受到旅行社一名外国职员的冷落和藐视，由此产生自办旅行机构的设想。1923年4月，上海银行受沪宁铁路管理局负责人的举荐，正式呈函交通部，提请批准在上海银行内部设专门机构代售火车客票和办理旅行事宜。5月30日，交通部以200号批文正式批准其请求。对于这一亲身经历，陈光甫做过这样的回忆：“数年前，余自香港往云南，至西人经营之某旅行机关购买船票，入门，柜内少年西人正与一女子娓娓交谈，初以为必问旅行事无疑，乃候之久，而言仍未已，后始知所谈者毫无涉于旅行。此少年目击余之伫立，竟不招待，殊属无理。余废然而退，改至运通银行购票。途中自忖外人之所以藐视余者，因我非其族类。然外人在华，投资雄厚，诚足惊人，更进而经营我国国内旅行事业，国人自甘落后，可耻孰甚，遂毅然有经营旅行社之志。自滇返沪，即与各路局订立合同，或因个人私谊，或藉银行地位，获得相当好果。数年来虽迭遭挫折，然意志坚决，无敢少馁，苦心孤诣，卒底于成。”

3．居民层面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居民之所以聚族而居，无非是为了利用家族内部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互相关照，互相牵引，应对来自于家族外部的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明清以来，许多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不仅引起了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商品化，而且导致了地区之间居民的流动，且呈上升趋势。近代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被卷入对外贸易、市场经济的格局之中，自然经济解体，农村居民破产，被迫离开土地。城市则因农村居民涌入而使原居民失业者日益增多，一部分为生活所迫的居民不得不改变守家恋祖、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价值观念，踏出家门，背井离乡，走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从而导致了人口由农村向市镇、由市镇向城市、由国内向国外的流动。根据统计，1905—1938年，中国119个大中城市的人口增长达15%，是人口自然增长的十几倍，究其原因，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与人口在城市间的互相流动外，主要就是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进一步地，“斟酌生平如意事，及身强健早还乡”。南宋大诗人陆游当年的这一诗句，竟成了后来游子不断咀嚼的感慨之言，流落他乡、身为异客，即使腰缠万贯，也永远无法消除对故土、家人的眷恋，产生强烈的思乡之情和迫切的探亲之愿，而有了在家乡与他乡、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互相流动。又据统计，19世纪80年代初，每年出国和回国的居民约40多万人，随后的几十年间，则以较快的速度逐年递增。1928年，无论出境还是入境的人次数均已达200万以上，其中，出境人数1928年比1879年增长了4.2倍，入境人数增长了4.7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3%和3.63%。

进一步说，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越来越显示其非人性的一面，冰冷的钢铁、轰鸣的机器、污染的空气随之来到人世间。蜗居在城市缺少清新空气、明媚阳光的居民在享受工业文明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渴望回归自然，重返过去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茅盾分析了城市居民“出行”的心理缘由，认为在外国贸易公司工作的白领和他们受过教育的妻子感到，如果一家人周末待在狭窄的公寓里面，孩子们只能在餐桌下玩捉迷藏的游戏，这将与他们追求不断进步的现代生活信念背道而驰。当城市居民普遍有了出行度假、休息消遣的愿望之后，旅游将逐渐成为闲暇消遣的有益途径，时人“每遇暇时，常作野外之游”“遇树木繁盛之处，则挺胸直立行深呼吸”“或登高山，采集各种植物，分别种类，标以定名，以备研究植物学”。“春天是旅行最活跃的季节，尤其是外国清明的几天假期，上海的人们，好象疯狂一样，约有数万人出发赴各地游览，以苏浙两省为最多。”而据1931年和1934年中国《铁道年鉴》对平汉、北宁、津浦、京沪、沪杭、陇海、平绥、正太、道清、广九、湘鄂、胶济、南浔、广韶14家铁路公司客运的统计，1934年的普通旅客比1931年增加了2.34%，游览旅客却增长了66%，普通客票收入为负增长（-4.44%），游览客票收入却增长了136.45%，游览旅客的客流量在总客运量之中的比例从0.45%提高到0.72%，旅游收入从0.91%提高到2.22%。旅游日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