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元诗别裁集》，原名《元诗百一抄》，乃清代乾隆年间松江人姚培谦、张景星、王永祺三人合作编辑的一部元诗选本。据编者姚培谦《甲余录》记载，此书选编始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今所见其最早刊本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然藜阁刊本，该书卷首有沈钧德撰写的一则短序，交代了此书产生的背景及诗学思想。《元诗别裁集》共分八卷，附《补遗》一卷。全书卷第以体裁为序，由古体而近体，具体编排情况为：卷一五言古诗，卷二七言古诗，卷三七言古诗，卷四五言律诗，卷五七言律诗，卷六七言律诗，卷七五言排律，卷八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补遗》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的顺序编排，《补遗》仅收录此五种体裁的诗歌。同卷内所收录诗人的编排顺序则大体以年代先后为准，全书起自元好问，迄于惟则。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元诗别裁集·出版说明》中的统计，《元诗别裁集》一书共收录诗人一百五十二家，诗歌六百一十九首。而据著者反复统计核实，该书实际收录诗人为一百四十八家，诗歌六百一十八首。

元代是蒙古人掌权的朝代，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现象十分突出，这与元朝政府的施政思想大有关系。元朝政府将民众分为四等，汉人、南人最次，而蒙古人、色目人则地位优渥，为时人所瞩目，其诗歌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比元代以前有所提高，姚培谦、张景星等人编辑《元诗别裁集》时，注意到了元诗发展的这一特点与事实存在，特意选录了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一行为则体现了封建时代汉族知识分子的胸怀和审美眼光。这种胸襟与眼光的推扬，遂使《元诗别裁集》选录了元代不同流派、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身份的作家，甄取了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思想的作品，姚培谦、张景星等人以选诗的方式勾勒了元代诗歌的概貌，《元诗别裁集》也因此成为别具一格的元诗批评小史。

其实，就诗歌选本的编辑刊刻工作，姚培谦、张景星、王永祺三人也并非第一次合作。早在清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三人就合作编选过《宋诗百一抄》一书。此书的初刊本为诵芬楼刊本，冠首则为三人共同的好友傅王露所撰一篇序文，揭橥此书的编选思想。《宋诗百一抄》亦分为八卷，古体、近体兼选，全书共选录两宋诗人一百三十七位，诗歌六百四十七首。《宋诗百一抄》与《元诗百一抄》的编刻，时间上前后相连，编排体例统一，收录的诗歌篇幅相当，编选时所奉行的诗学宗旨也具有一贯性，可知这是一种集体有意识的持续的诗学活动。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姚培谦、张景星、王永祺三人选诗行为的成熟，表明了他们对宋元诗的认知体悟日益深刻。众所周知，在清初特殊的政治和诗学背景下，诗坛兴起了学习宋元诗的热潮，有关宋元诗的整理刊刻工作也因此而兴盛，曾一度形成与唐诗分庭抗礼之势。然而盛极转衰，这股诗尚宋元的热潮到了乾隆朝逐渐冷寂，人们开始对诗坛热点不断反思，努力寻绎宋元诗的真精神，不再跟风盲从。而《宋诗百一抄》《元诗百一抄》这两部体量适中、思想统一的选本的适时出现，恰好有助于世人理性地反省检讨对宋诗、元诗的评估，这也是这两部选本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晚清人则独具慧心地将姚培谦、张景星等编《宋诗百一抄》《元诗百一抄》与沈德潜所编《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朝（清）诗别裁》合刻，并冠以“五朝诗别裁”之名，故《宋诗百一抄》《元诗百一抄》又名《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而随着“五朝诗别裁”丛书的走红风行，《百一抄》的本名则渐为《别裁》之名所掩。

如上所述，清初曾一度掀起学习宋元诗的热潮，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源于汉族知识分子振绍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矫正明人不读唐以后书的固陋与偏颇，以保障诗学体系的完整。不过，倘细究其实，清人学习元诗的热度远不及宋诗，这个现象一直到清末都不曾有大的改观。唐宋诗之争几牵动了有清三百年的诗歌发展史，其也因此成为清诗学的一大特色。而清代自康熙朝以降，元诗大体上是遭漠视的。影响所及，清人编元诗选本的数量极少，整个清代亦仅寥寥十余种，与三百余种的清人编唐诗选本、近百种的清人编宋诗选本相比，委实单薄。在这十余种选本之中，最负盛名者有两种：一为康熙时期顾嗣立所编《元诗选》，一为乾隆时期姚培谦、张景星、王永祺三人所编《元诗别裁集》。比较而言，《元诗选》重“存”不重“选”，实际上更接近于丛书性质的资料性总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选本，它与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等人所编《宋诗抄》性质相似，其主要价值体现在文献学方面。《元诗别裁集》则符合严格意义上的选本的体式要求，其主要价值则体现在文学批评方面。

《元诗别裁集》于乾隆年间问世以后，一开始在诗坛影响甚微，传播的人群和地域也很有限，反响平平。除江南以外，其他地方则少有人知。但随着“五朝诗别裁”丛书的推广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元诗别裁集》的独特价值，这是一个由借力发光到自力发光的典型，传诵至今，影响堪谓深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元诗别裁集》的研究现状却十分冷寂，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这与其不薄的地位和影响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迄今为止，学界尚无著作或博士论文对其开展专门研究，除著者的相关论著外，单篇论文则仅见谢先模先生《<宋诗别裁集>和<元诗别裁集>的主编张景星是奉新人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王志华《元诗别裁集》（《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罗鹭《姚培谦与<元诗自携>和<元诗别裁集>》（《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4期）三篇。谢先模调查了清代道光、同治两朝所修撰的《奉新县志》，结果发现其中皆无乾隆朝进士张景星的任何载述。而按照县志编撰的惯例，但凡本籍高中进士者是会登录在册的。道光、同治二志修撰时间距乾隆朝不远，张景星如为奉新人，是不可能出现这一调查结果的，谢先模遂据此否定了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元诗别裁集·出版说明》中所作出的张景星系“江西奉新人，乾隆十年进士”的表述，“破”得有价值。但其仅凭《元诗别裁集》卷首的傅王露序和编者姓名前冠署的“云间”二字就认定张景星乃松江府人，而未能推广自己的做法从《松江府志》《娄县志》等史料中寻找张景星为松江人的证据，“立”得有些牵强。至于谢先模文章中称张景星为主编，更是对诸编者实际贡献了解不深。

据著者所见，从《宋诗别裁集》到《元诗别裁集》，早出的几种清刻本，皆于书之卷首题署“云间姚培谦述斋、张景星二铭、王永祺补堂点阅”，姚氏皆为第一编者。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中华书局点校本，皆署作“清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编选”，学界遂误以为张景星乃第一编者，其实不然。究其原因，当源自傅王露《宋诗别裁集序》中所云：“《宋诗百一钞》者，云间张部曹二铭、暨其同志姚征士述斋、王孝廉补堂，相与撰定之书也。”判断一著作的编著者位序，最便捷的方法，是根据编著者们自定的排名。如上所述，早出的清刻本，姚培谦皆排在第一位。其次，则应考察编著者的实际贡献大小。姚培谦自撰年谱《甲余录》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对此事有记载：“壬午，二十七年，七十岁。……与延之、二铭商榷《元诗百一抄》成。”可知编《元诗百一抄》时，姚培谦年已七十，其资历声望在张景星、王永祺之上。王嘉曾《姚平山先生传》有云：“（姚氏）设文会于家塾，寓书走币，缔交于当世之鸿才骏生，而东南名士亦翕然从之。”黄叔琳亦赞姚氏：“学日益富，文日益高，名声日益噪，其所著述不胫而走四方，四方人士望之若盛世之景星庆云焉。……平山阅历深而学问熟，自此而耄耋期颐，德业为乡邦式，为儒者光。”黄达亦称姚氏：“夫家擅园亭之胜，又素好客。每当春花秋月，设筵肆席，征歌选伎，以相娱乐。非惟文章气谊可以联结天下英隽，而声色之移人亦云盛矣。”综合这两个方面判断，姚培谦都应为此书第一编著者。

王志华所撰为一篇二百余字的书目提要，系补白文章，此文对《元诗别裁集》的书名演变、编者姓名、刊本年代、所选录诗歌的数量及题材等信息进行了简要介绍。罗鹭一文则主要考述了姚培谦的家世、著述、诗学宗尚，以及其与顾嗣立、沈德潜的交游和《元诗自携集》的编选概况等内容，对《元诗别裁集》却言之寥寥。

在《元诗别裁集》研究方面，用力最多者为段厚永，其《<元诗别裁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2届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从四个方面对《元诗别裁集》进行了研究：一、编者的生平著述及其诗学思想；二、选诗宗旨；三、选诗类别；四、元好问、赵孟頫的个案研究。在段厚永的研究结论中，姚培谦诗学思想以自然蕴藉为核心、《元诗别裁集》选诗以宗唐尚古为导向，这两点是对《元诗别裁集》已有研究成果的认识深化，有一定的价值。不过，就文献与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言，文献是批评的基础，是立论的依据，段厚永掌握的文献资料却极为有限，细审其文，其立论的依据则主要源自姚培谦《松桂读书堂集》《元诗别裁集》，宋濂《元史》中的诗人小传，顾嗣立《元诗选》中的诗人小传、少量的诗文评资料以及元好问、赵孟頫、倪瓒、揭傒斯四人的文集，而对姚培谦自撰年谱《周甲录》《甲余录》，黄达撰《姚鲈香（姚培谦）传》、《草香先生（王永祺）传》，王嘉曾撰《姚平山先生（姚培谦）传》、《孝简先生（王永祺）私谥议》，沈大成撰《朝议大夫都转盐运使司运同栖静张君（张景星之兄）墓碑》，张棠著（张景星之父）《赋清草堂诗抄》，王鼎著（王永祺之子）《兰绮堂诗抄》，王宝序著（王永祺之子）《百草庭诗抄》以及姚培谦其他重要著述、三位编者好友的文集等相关重要文献皆未调研，《<元诗别裁集>研究》遂显得单薄，也存在不少缺憾：有些问题语焉不详，如《元诗别裁集》的产生背景、姚培谦和王永祺两人的家世生平著述等；有些问题则付之阙如，如张景星的家世生平著述、《元诗别裁集》的选源情况、版本情况、编辑质量等；有些结论错讹颇多，如姚培谦的系狱时间及原因、遭荐举的时间、丧亲的时间等。综上所述，本书的相关研究仍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