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没有肾炎这个病名，但在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可以找到有关肾病的各种记载。这些记载说明，历代医家对肾炎这类病症，也像其他许多疾病一样，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对于肾炎的基本治疗原则。可贵的是这些经验迄今犹为广大中医师正确地应用于临床，从而收到良好的疗效。进一步整理和研究中医学对肾炎的治疗经验及其规律，是有现实意义的。

急性肾炎与慢性肾炎恶化期最突出的症状是水肿，古代文献对此有较多的记述，认为水肿首先是由于肾脏病变的结果。《素问·奇病论》：“帝曰：有病痝然如有水状，切其脉大紧，身无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为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肾，名为肾风。”《素问·脏气法时论》：“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金匮要略·水气篇》：“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

为什么肾脏有病会引起水肿呢？古人的回答是这样的：《素问·水热穴论》：“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夫水之病，皆由肾虚所为，肾虚则水流散于经络。”六朝时代的《中藏经》（伪托华佗著）：“水者肾之制也，肾者，水之本也，肾气壮则水还于肾，肾气虚则水散于皮。”

古人把邪（病理因子统称为邪）之内侵，造成机体功能障碍是本病的重要外因。《灵枢·五癃津液别》有这样一段描写：

“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

有哪些因素能引致本病呢？按临床经验，受冷特别是受湿冷，常常是肾炎发生的重要因素。古人观察到气候因素的影响，如雨水多、天气冷，可以有较多的人患本病。《素问·水热穴论》：“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灵枢·水胀》：“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 然不坚，腹大身尽肿。”《金匮要略·水气篇》：“风强则为瘾疹……气强则为水……风气相搏，身体洪肿。”《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湿气降，地气腾，雨乃时降，寒乃随之，感于寒湿，则民病身重胕肿，胸腹满。”

13世纪以后开始观察到疟疾、痢疾、疥疮的脓性皮炎，以及其他皮肤感染可以引起本病。宋·严用和《济生方》：“年少血气俱热遂生疮疥，变为肿满。或烦或渴、小便不利，此为热肿。”元·朱震亨《丹溪心法》（实为其弟子明初方广所集）：“水肿有因湿者，有因水者，有因疟者，有因痢者，有因疥者，又有因药所误者。”

明·李梴《医学入门》：“阳水多兼食积，或饮毒水，或疮痍所致，脓疮换药，愈后变肿，干疮洗浴，水气入腹。”

对于发病机制的认识，前人认为涉及肺脾肾三方面，大致的看法是“肺受寒邪，传之于肾，肾气虚弱，脾土又衰”，以至于发生本病：首先《内经》有“三阴结谓之水”和“肺移寒于肾为涌水”的论述，唐代王冰注：“三阴结，谓肺脾之脉，俱寒结也，脾肺寒结，则气化为水。”清代喻嘉言更进一步申述：“三阴者，太阴也，足太阴脾，手太阴肺气结而不行，即成水病，而水之源出于肾，故少阴肾亦司之。”（《寓意草》）把水肿的原因责之于脾，也始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以后隋·巢元方把脾肾因素统一起来，他说：“水病者，由脾肾俱虚故也，肾虚不能宣通水气，脾虚又不能制水，故水气盈溢，渗液皮肤，流遍四肢，所以通身肿也，上气，体重，小便黄涩。”（《诸病源候论》）对于肺肾因素，在《素问·气厥论》述及“肺移寒于肾为涌水”。唐·徒都子《膜外气方》中指出：“肺受寒邪，传之于肾，肾气虚弱，脾土又衰，不能制水，使水湿溢于皮肤之间，气攻于腹膜之外，其病令人虚胀、四肢肿满，按之没指是也。”（宋《圣济总录》引）这里指出肺（古人以肺概指全部呼吸系统）的症状发生于先，并且由之影响到肾，而肾的虚弱是重要的内因。肾脏病继续发展，犹可影响肺而呈现另一些肺部症状。“肾主水，肺主气，肾虚不能制水，故水妄行，浸溢皮肤而身体肿满，流散不已，上乘于肺，肺得水则浮，浮则上气而咳嗽也。”（《诸病源候论》）虽然以上多涉及肺脾肾三方面，但主要的仍然是肾的因素，明·张景岳说：“凡水肿之症，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病，然合而言之，则总由阴胜之害，而病本皆归于肾。”（《景岳全书》）当然这里所说的脾肾以至于肺的概念，与现代医学的理解有不尽相同之处，已为大家所熟知，不再赘引。

肾炎浮肿大多首先发生于面部眼睑部。《灵枢·水胀》谓：“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状。”明·王肯堂描述更为细致：“水肿初得病时，见眼胞早晨浮突，至午后稍消。”早在8世纪已有关于肾炎水肿周期性的认识，唐·徒都子谓：“若患此疾，肿亦不常定，或手足面目浮肿，或先腰肋微肿。其候或消或甚，三五日稍愈，或三五日再发，亦以小便通涩为候。”十六世纪王肯堂指出本病的反复恶化，是由于反复地感染所致：“水肿难疗，进退不常，须徐徐调理取效，若愈后，再感外风，满面虚浮，亦有发热烦渴，以致面目转浮，手足背皆肿，用药泻之，一泻而肿消，但不逾旬日，其肿如初。”（《幼科准绳·水肿部》）

肾炎时由于高血压和水血症所引起的心肺症状，可以从以下的记载中看到：《灵枢·水胀》：“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瘇，腹乃大，其水已成矣。”唐·徒都子谓：“凡患此疾，令人腹胀烦闷，胸间气急，此由肺胀，甚则喘如牛吼，或坐卧行立不得，或中夜后，气攻胸心。”（宋《圣济总录》引《膜外气方》）宋·钱乙谓：“肿病者，水循四肢流走，故身面皆肿也，若大喘者，重也。”（《小儿药证直诀》）肾炎高血压常伴有心动徐缓，《金匮要略·水气篇》：“正水，其脉沉迟。”

对于尿的变化，一般以其色赤与否来鉴别是属阳证还是阴证。宋·严用和：“阴水，小便涩少而清；阳水，小便赤涩。”（《济生方》）明·戴思恭：“小便多少如常，有赤时，有不赤时，至晚则微赤，却无涩滞者，亦属阴也。”（《证治要诀》）唐·徒都子：“轻重之候，在大小便耳，若小便不通，则气壅攻击腹内，冲出膜外而为水，使手足头面浮肿；若大小便微涩则微肿，极涩则极肿，大小便俱不通三日，则遍身洪肿。”

急性肾炎惊厥和晚期的尿毒症，亦在很早已有类似的描述，并认为它是危急重症、预后不良之兆。《素问·奇病论》：“有病痝然如有水状，切其脉大紧，身无痛者，形不瘦，不能食……病生在肾，名为肾风。肾风而不能食善惊，惊已心气痿者死。”晋·王叔和《脉经》：“病人足趺肿，呕吐头痛者死。”又曰：“肾气绝，喘、悸、吐逆、目视不明、骨痛短气、喘满、汗出如珠。”宋·钱乙：“肾病重者，悸动当搐也。”明·薛己有一病案：“一小儿眼泡浮肿，咳嗽，恶心，小便泔白，以五味异功散为主佐以四味肥儿丸而愈。后不禁饮食，视物不明。余曰：‘此脾胃复伤，须补养为主。’不信，乃服峻厉之剂，后变风症，竟为不起。”（《保婴金镜录》）

一般疗法对于肾炎患者，要避免受冷，病室要温暖干燥，要注意休息，避免精神激动和体力过劳，饮食方面要忌咸食，避免过度的或刺激性的食品。所有这些，在唐代已有全面的论述。孙思邈谓：“大凡水病难治，差后特须慎于口味，其所禁之食，常须少啖，莫恣意咸物诸杂食等，不则复病。水病之人，多嗜食不廉，所以此病难疗也。今录其慎忌于后：丧孝，产乳，音乐，房室，喧戏，等等……”（《千金方》）徒都子谓：“有此疾者，宜向阳行坐，遇阴雨则愈觉壅滞，房中常须存火，尤忌盐，生冷醋滑。”（《膜外气方》）

药物疗法。肾炎最突出的症状是水肿，因此古代文献多集中讨论对水肿的治疗。对于水肿消退后的治疗，一般多属调理的范围。最早的治疗原则是发汗，利小便和泻下。《内经》谓：“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金·刘完素的解释：“平治权衡者，察脉之浮沉也；去菀陈莝者，疏涤肠胃也；开鬼门洁净府者，发汗利小便也。”汉·张仲景具体地指出：“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发汗乃愈。”唐·孙思邈着重地运用泻法，他认为：“此病百脉之中，气水俱实，治皆欲令泻之便虚，所以治水药，多用葶苈子等诸药，本草云：‘葶苈久服，令人大虚’，故水病非久虚不得绝其根。”在他的《千金方》中记载着应用甘遂、大戟、芫花、葶苈子等很多泻水之剂，这些药物和方剂迄今仍常用于临床。

到了宋代，开始有人反对峻泻，他们看到本病的水肿有反复发作和周期性，虽应用那些逐水峻剂，在短期内虽有消肿之效，但不久水肿又复出现，并且再用泻剂效果就不可靠了。十二世纪初张锐指出：“此病不宜动大肠峻泻，医者多用芫花、大戟、甘遂、葶苈、猪苓、泽泻之类，故消取虽易，补闭即难，往往致水复来而无以治之也。”（《鸡峰普济方》）当然决不是泻法完全不可用，十三世纪严用和指出重要的是分辨阴阳，他说：“经曰：治水之法，腰以上肿宜发汗，腰以下肿宜利小便，此至当之论，然肿满最慎于下，当辨其阴阳；阴水为病，脉来沉迟，色多青白，不烦不渴，小便涩少而清，大腑多泄，此阴水也，则宜温暖之剂，如实脾散、复元丹是也；阳水为病，脉来沉数，色多黄赤，或烦或渴，小便赤涩，大腑多闭，此阳水也，则宜用清平之药，如疏凿饮子、鸭头圆是也。”（《济生方》）

除了汗、下、利小便外，他还补充了治疗原则，他说：“治疗之法，先实脾土，脾实则舍水，土得其政，面色纯黄，江河通流，肾水行矣，肿满自消。次温肾水，骨髓坚固，气血乃从，极阴不能化水，中焦温和，阴水泮流，然后肿自消而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济生方》）与严用和同时代的杨士瀛的看法也概括了当时的意见，他说：“治法大要，身有热者，水气在表可汗，身无热者，水气在里可下，其间通利小便，顺气和脾，俱不可缓耳；但证虽可下，又当权其轻重，不可过用芫花、大戟、甘遂之剂。”（《仁斋直指方》）十四世纪朱丹溪更强调补脾之法，他说：“诸家只知治湿当利小便之说，执此一途，用诸去水之药，往往多死；又用导水丸、舟车神佑丸之类大下之，此速死之兆，盖脾虚而败，愈下愈虚，虽极效目前而阴损正气，然病亦不旋踵而至，大法宜补中宫为主（中宫即指脾），看所挟加减，不尔即死。”（方广《丹溪心法》）

到了明代，李中梓和赵献可先后强调补肾之说。李中梓谓：“水虽制于脾，实统于肾，肾本水脏而元阳寓焉，命门火衰，既不能自制阴寒，又不能温养脾土，则阴不从阳而精化为水，故水肿之证多属火衰也。”（《医宗必读》）赵献可则认为：“肾虚者，下焦之火虚，下焦溢为水，不得小便，溢则水留而为胀，惟张仲景制金匮肾气丸，补而不滞，通而不泄，诚治肿之神方，国朝薛立斋先生屡用屡效；至于纯是脾虚之症，既以参芪或者四君为主，亦须以八味丸兼补命门之火，盖脾土非命门之火不能生，虚则补母之义，不可不知。”（《医贯》）

到了清代，李用粹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归纳为六法，他说：“治水之法，行其所无事，随表里寒热上下，因其势而利导之，故宜汗，宜下，宜渗，宜清，宜燥，宜温，六者之中，变化莫拘。”他并具体地指出其指征：“身有热者，肌肤痛者，腰以上肿者，可汗；身无热者，溺赤涩者，腰下肿者，可利；湿热宜清，寒湿宜温；阴虚宜补，邪实当攻。”（《证治汇补》）

汗法在汉代已很成熟了，张仲景谓：“风水恶风，一身尽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耆汤主之。”“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金匮要略·水气篇》）

除了应用药物发汗外，亦有利用热浴发汗的。十二世纪张子和有一病案：“郾之营兵秋家小儿病风水，诸医用银粉、粉霜之药，小便反涩，饮食不进，头肿如腹，状若水晶，戴人曰：此小儿才七岁，乃风水证也，宜出汗。乃置燠室，以屏帐遍遮之，不令见火，使大服胃风汤而浴，浴讫，以布单重复之，凡三五重，其汗如水，肿乃减五分，隔一二日，乃依前法治之，汗出肿减七分，乃二汗而全减，尚未能食，以槟榔丸调之，儿已喜笑如常矣。”（《儒门事亲》）（注）银粉即轻粉之古籍别名，粉霜又名水银霜，两者均系汞盐。

应用汗法的指征：汉·张仲景以水肿的部位在腰以上者可汗；晋·葛洪谓：“若止皮肤水，腹内未有者，用诸发汗药，得汗便差，然慎护风寒为急。”（《肘后备急方》）一般的看法，凡有表证者均可汗，即有脉浮，身有热，体肤痛者，表示水气在表，可用汗法。

渗即利小便。《内经》谓：“淡味渗泄。”李中梓解释：“渗泄，利小便也，淡主渗泄。”张仲景以腰以下肿者可利小便，由于水肿与小便不利的关系明显，因此古人有治湿当利小便之说，明·张景岳说：“古法治肿，大多不用补剂而多用去水等药，微则分利，甚则推逐；如五苓散、五淋散、五皮散、导水茯苓汤之类，皆所以利水也。”（《景岳全书》）戴思恭说：“感湿而肿者，其身虽肿，而自腰以下至脚重，腿胀满尤甚于身，气或急或不急，大便或溏或不溏，但宜通利小便，多服五苓散。”（《证治要诀》）

清·陈修园常用五皮饮为主方治疗水肿，他说：“初患，以五皮饮为第一方；上身肿者宜汗，五皮饮加苏叶、荆芥、秦艽；下身肿者宜利水，加赤小豆、木通、防己；口渴多热，小便不利者为阳水，加滑石、木通、车前、麦冬、木香；不渴多寒，小便自利者为阴水，加白术、苍术、附子、干姜、木香。”（《医学从众录》）五皮饮（或散）系宋代孙用和著《传家秘宝脉证口诀》中处方，药用：赤苓皮、大腹皮、桑白皮、橘皮、生姜皮五味。其他如《三因方》、《妇人大全良方》、《全婴方论》、《鸡寮方》、《澹蜜方》、《和剂局方》所载处方与此相同，或稍有一二味出入，其主治亦同，多称道其消肿利小便的疗效，故迄今仍常用于临床。渗泄的方药很多，这里只举其要。此外，治疗本病，利小便只是方法之一，并且应用不宜太过，所以李用粹说：“渗利忌太过”，朱丹溪说：“诸家只知治湿当利小便之说，执此一途，用诸去水之药，往往多死”。

《内经》说的“去菀陈莝”，即指泻下，所谓涤肠胃中腐败也。唐·孙思邈倡用泻法，而金·张子和更以攻下派著称，至少可以认为在7世纪前，对于应用峻泻剂以消肿的方法已很成熟。《千金方》中总结了前人用药的经验，已广泛地使用甘遂、芫花、大戟、续随子、商陆等逐水之剂；此外在这类处方中，还经常合并应用轻粉等含汞制剂，以及用海藻、昆布等含碘制剂以消肿；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处方中还配伍如黄芩、杜仲、马兜铃及青木香等具有降低血压作用的药物，由此益证祖国医学宝库的丰富。明代邵达说：“论治法，本当专利小便，但肿势太盛，内而膀胱，外而阴囊，相连紧急，虽加利水之剂，苦无一线相通，病何由去，必开其大便，以逐其水。”（《订补明医指掌》）正确地运用泻法，的确能收消肿之显效，在近来各地经验中也证实这一点。

清·怀抱奇说：“肿胀益甚，譬之洪水泛滥，不事疏凿，乃欲以土实之，则愈提防而愈泛滥，子和出，立浚川禹功诸法，非不峻烈可畏，然不有荡涤之，则水何由而行，所蓄者何由而泄，阴阳失位者，何由而复奠厥居乎？余每遇从事温补者，一逢肿胀，辄进六君子、金匮肾气等，岂不纯正通达，卒至肿胀益甚，迄无成功，及遇草泽医，每以大攻大泻药投之，反恒奏绩于俄顷，然后以参调之，以补济之，善其后图，乃可万全，虽然此为实热者言之。”（《医彻》）这样的经验在明代已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张景岳谓：“如舟车神佑丸、浚川散、禹功散、十枣汤之类，皆所以逐水也；但察其果系实邪，则此等治疗诚不可废，但必须审证的确，用当详慎也。”李中梓谓：“余于此证，察其实者，直清阳明（即指泻下），反掌收功，苟涉虚者，温补脾肾，渐次康复，其有不大实，亦不大虚者，先以清利见功，继以补中调摄；又有标实而本虚者，泻之不可，补之无功，则极为危险。”由此可知，泻下法适用于实证，而在虚证则应属禁忌。

清法意指清热，前人认识到病人愈后如果再感外风，或发热烦渴，又引起面目虚浮；由此而应用清热药物控制本病的恶化是有效的，故朱丹溪说：“湿热太甚，火势乘脾而肿者，宜清心火，降肺金。”李梴谓：“阳水，宜辛寒散结行气，苦寒泻火燥湿。”所谓苦寒清热之类，如黄芩、黄连、连翘等等诸药，现代研究大多被证明具有制菌和消炎解毒作用。在古代“上工治未病”的预防思想指导下，清法应是治疗本病的重要原则之一。清·李用粹把它单独提出，列为本病治疗六法之一，是在前人经验基础上的重要发展。

日人丹波元坚说：“水气之治，古方概用泻药而不及补法，自宋南渡后，并立挟脾之剂，迄至明清诸家，无一不主于调补者。”（《杂病广要》）事实上，从13世纪开始，人们注意到了只是消肿，并不意味着疾病的痊愈，同时效果不稳定，常常复发，因此转而重视机体内部因素，认为脾肾虚寒是本病发生发展中的重要内因，因此用温法补法成为后世医家的常法，作为善后巩固疗效。宋·严用和主张：“治疗之法，先实脾土，次温肾水。”元·朱丹溪认为：“水肿因脾虚不能制水，水渍妄行，当以参术补脾，使脾气得实。”明·张景岳谓：“若肾虚兼寒者，宜理阴煎或八味地黄丸，甚者加减金匮肾气汤亦主之。”严用和倡实脾饮和加味肾气丸方，为目前一般常用的处方；补脾方面，常用的还有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之类，温肾方面还有金匮肾气丸、真武汤等亦为常用。一般用以治水肿消退后的调补，或在攻利剂中间入以保元气，或单独应用温补法的某些方剂以消肿，亦能收到利小便之效。

本文简述中医对肾炎的认识，及其历代的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经验，并特别介绍了治疗原则。但由于对文献资料的学习不够全面，理解不妥切之处在所难免，尚希得到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