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医药学由于其：

实践的几千年持续积累，

理论的高层次解释能力，

良好的养生保健功能，

稳定而卓越的临床疗效，

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

医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是人类有目的性的实践活动。几千年来，医学总是同人类最崇高美好的理想相结合；人类发明和发展医学，包括人类医学、植物病虫害防治学和畜牧兽医学，无不是为着人类的健康这个目的服务的。

医学与哲学一样，都是属于为了人的自我认识发展的“人学”，医学则是关于人对自我健康能力的自我认识发展的“健康智慧学”。

医学的对象是关于：人作为主体性开放自组织的生成演化系统，在其与环境利害药毒的相互作用中的健康和疾病转化过程。

医学通过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有关的出入信息，去认识人的“健病之变”，也由此去识别环境的利害药毒；医学又是利用环境条件作为医药工具，通过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去实现其养生治病的实践目的。由此，正确识别环境利害药毒，是医学的首要问题。而能动地化害为利和化毒为药，可利用来帮助实践养生治病之道，是医学的基本职能。反之，如果医药诊疗手段转化为致病因素，变利为害而损害健康，变药为毒而制造疾病，导致药源性和医源性疾病的发生，则应是医学自身最大的错误。

什么是有利的养生因素？什么是有害的致病因素？什么是可利用来帮助治病的药物治疗因素？什么是判别它们的标准？

医学的实践，是对人这样的主体性开放的自组织系统的组织行为，旨在帮助人的自组织能力的发展，应该是为着人的自我健康能力的发展服务的；而识别环境利害药毒的价值标准，只能是以其对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发展的具体作用效果为科学根据。由此：

医学的认识目的及其理论的成果，应该能够为人对自我健康能力的认识发展作贡献。

医学的实践目的及其实际的效果，应当能够为帮助人的自我健康能力的发展作贡献。

医学的实践手段和方法，应当能够为：人的自选择—自组织—自稳态—自演化的调节及其防卫抗病的自我健康能力的发展服务。而医学的发展道路，首先要向自己的对象学习，向人的内在健康能力学习；应当是以人的自主健康能力，作为医药实践的依靠对象、服务对象和发展对象；向着为帮助人体实现其自我稳定和生态平衡的健康目标的“生态医学”发展，向着为帮助人对自我健康能力的自我认识发展的“健康智慧学”的方向前进。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医学的认识和实践之道，取决于对医学的目标对象的选择。中西医学由于各自不同哲学背景的提问方式，不同的世界图景的学习榜样，在实践论的“道”和认识论的“理”的不同侧重，对“标本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在认知方向和任务的不同要求，导致对医学的观点和目标对象的不同选择，从而形成不同的“医道”和各自特色的研究领域。

现代西医学是一门：“以研究疾病及其对病因病理病位的认识，来决定其防治行为和效果评价的医学。”它以疾病为对象的消极疾病观，决定了它“识病必求于本”的诊断要求，是回答“病从何来？”旨在寻求“疾病的本质原因”，作为认识和实践的观控和目标对象，依此来发展相应的观测技术，以期实现其早期发现和确诊疾病的认识目的。它“辨病论治”的实践特征，是依据病因病理病位为理论框架的疾病分类学知识体系，去寻求与之能特异性对抗的：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的“原因疗法”，研制相应的化学单体为新药开发的方向，以期能实现其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实践目的。

现代西医学是西方的哲学传统同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相结合的产物。

西方哲学的构造性世界观及其寻求事物本源的传统，决定了其溯因分析性认识论和微观实体本质论的认知方向和任务，是向后、向下、向外的去回答形成：这一现象的本质，这一现状的历史，这一现实结果的原因，这一现在结构的成分的实体要素。从而建构了溯因分析性认识论要求的，关于“物的所以形成之理”的理论观、科学观和知识论。

由于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物质科学领先于生命科学，近代自然科学史就是以物理学为前导的、数理化为基础的非生命的物质科学发展史。它强调通过数量化方法作出实体论的认识，通过可控实验得出因果性的解释；它通过构造性世界观和微观实体本质论的假定，奠定了溯因分析性认识论的科学观的至尊地位。然而这只是对现在和过去的理性的把握，还只是“物的所以形成之理”的关于过去的知识。

中医学没有走上这“辨病求本”和“辨病论治”的发展道路，没有把消极疾病观和直接对抗疗法作为自己的主流。由此，胡适说过：“西医能说出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

由于“科学”的至上无尊地位，中医又被指为不科学，也就避免不了近代史上的一场厄运。先是日本废除汉方医学，中国的留日学生回来也要学日本；于是，北洋政府（1914）把中医学排除出教育系统，南京政府（1929）曾通过了所谓的“废止旧医案”。提案人余岩（1935）认为：中医不识病而能治好病，那只是用药的经验，由此提出了“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中医之理论而有余；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中医之治疗而有余；研究国药，试用成方，足以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这就是“废医存药”的研究中药的路线，用“识病求本”的诊断观来否定中医“治病求本”诊断观的科学性，用“辨病论治”的直接对抗疗效观，来研究中药和试用成方。然而，几十年来，按疾病分类学要求的：消除病因、纠正病理和消除病灶的疗效观来研究中药的效价大大不如（1961）。因为这只是中药作用中比较不太主要的部分。中医学是一门：以追求人的健康为目标对象，以人的自我健康能力为实践的依靠对象、服务对象和发展对象，来决定其养生治病实践和效果评价的医学。它是中国的哲学传统同几千年养生治病实践经验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哲学的有机论发展性世界观及其实践论第一的“道”，决定了它的目的动力性认识论和整体功能本质论的认知方向和任务。是向前、向上、向内的回答：“人的意向性实践之道”的向何处去？走什么路？依靠什么？利用什么？即关于实践的目的和对象整体的功能目标，对象的内在动力和选择条件的价值标准。由此建构了：“务本论道，道法自然”的目的性和规律性统一的认识要求；“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方法论和“通变合和”的实践论之“道”的科学观。

5000多年前的相传的神农时代“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三皇本纪》）。由于“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 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淮南子》）。这样把正确识别环境的利害药毒，让人们知道如何趋利避害以养生保健，作为医药之始，也是医学的首要功能。

然而认识到环境因素的“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吕氏春秋·尽数》）。既没有绝对有害的毒，也没有绝对有利的养生因素；没有什么毒不可以正确使用而转化为治病的药，也没有什么药不可以错误应用而转化为致病的毒。医学的能动性在于：能化害为利和化毒为药，“聚毒药以共医事”（《周礼》）。

3600年前的商汤时代，相传的“伊尹制汤液”为中医方剂之始；利用聚合效应在高层次上超越包容，使之如同烹调过程，开创药物加工组织成方剂，如同食物那样，不只是为了提供物质能量，更主要是对人体自组织的有序度和整体稳态作贡献，这就是“医食同源”或“药食同源”，构成中医用药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形式。

3000年前的周代，已有专门为官方服务的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也是医学分科之始。

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民间医生出现，名医扁鹊著名的“六不治”中，有“信巫不信医，不治”，表示医与巫的决裂。《韩非子》指出：“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这是以医技为谋生的职业已成较普遍现象。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蜂起和学术争鸣，使哲学的、社会学的、教育学的、军事学的、水利学的和农学的实践和理论，与医学实践的理论需求间的互相借鉴和推动，成为中医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奠基时期。

中医学为什么没有走上：消极疾病观的“识病求本”和“辨病论治”的直接对抗疗法的发展道路？

1.实践第一的医学观：“上工治未病”，以养生为先。“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医学不能把自己降格为只是“医已病之病”的下医，因此不能只是以疾病为对象。

2.养生和治病实践决定了认识的要求是“养生莫若知本”和“治病必求于本”，而不是“识病必求于本”地求疾病的本质和原因。

3.古老的砭石到针灸经络腧穴的广泛的实践基础，它治疗疟疾、痢疾等感染性疾病，显然不是直接地消除病因；它治疗高血压、冠心病，显然不是直接地纠正病理；它作用于体表，显然不是直捣病所地清除病灶。

4.中医学观控对象的定位：把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界面定位在人的整体边界，它作为主体性开放出入的屏障，区分着内与外、人与环境、自我与非我。环境的利害药毒作用于此，人的主体性反应表现于此；它的出入信息的主体性和个体性特征，成为中医学诊察对象的“证”。正因为环境利害药毒作用于此，医药手段的养生治病实践也作用于此；整体边界与内脏相关的整体调节所体现的界面全息效应，成为中医学的作用对象。因此，“证”作为整体边界出入信息和界面全息效应，是中医学的观控对象。不仅针灸推拿，而且药物膏贴内服，无不是作用于皮肤黏膜等整体边界，中医学由此提出了大表、腠理、藩篱等重要概念，总结了腧穴经络等重要发现。外感病为外界非我的大量涌入，称之为内陷或直中之为“逆”，治疗主张“透表达邪”的给出路政策，反对关起门来打狗式的直接对抗。因此中医“辨证论治”是一种界面医学，是通过界面效应的间接调节的前体疗法，它具有信息医学和全息医学的特征。

5.对抗性治疗的教训：《素问·至真要大论》揭示了中医学也曾经有过病因病理决定论和对抗性治疗的发展阶段。“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这是以邪为本的病因病理观。“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然而实际效果却是：“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这里的经言和论言，是《内经》之前学派的观点，岐黄学派是用实际效果作为经验教训，对以邪为本的病因病理决定论的对抗性治疗提出诘难的。

关键性的观念转变导致理论上的飞跃，是岐黄学派对“病机”的阐发：为什么“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根本在于把主体性反应机能亢进的“旺气”当作拮抗对象，它实际上是由“五脏发动，因伤脉色”的正祛邪的抗病反应，刘河间正确指出它们“皆根于内”，从而在诊断上要求“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所谓的“求其属者求其本也”，即寻求发动“正祛邪”机能亢进旺气的背景，五脏阴阳网络调节这个“本”。尖锐地批评对抗性治疗所以走向反面，是由于“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是由于“治其旺气，是以反也”；是因为“病（人）为本，（医）工为标；正（气）为本，邪（气）为标”，而“标本不得，邪气不服”。

以邪为本的消极疾病观和“识病求本”的诊断，力求找到“邪”的病因病理，并予以直接对抗。由于没有找到医药的依靠对象，“标本不得，邪气不服”。但是由于一般人迷恋于药物中心论，于是出现了依赖于药物加量和持续应用，以期战胜疾病：“俗尚颛蒙，恪恃方药，愈投愈盛，迷不知返；于是苦寒频岁而弗止，辛热比年而弗停，但谓药未胜病，久远期之。”14世纪的王履尖锐批评上述情况，认为这是药物病和医源性疾病的根本原因，提出了“端本澄源，中含至理；执其枢要，众妙俱呈”，强调治病必求于本地把握自稳调节这个“枢要”的极端重要性。

通过对抗性治疗的痛苦教训，中医学较早地实现了诊疗思想的飞跃，对临床表现，改变了提问方式，从原来问“从何而来”，转变为问其“向何处去”的功能目的性。把邪气盛则实的“旺气”，从病因病理观，如实地转变为看作是皆根于内的“正祛邪”的主体性抗病反应，从而使扶“正祛邪”的因势利导，成为中医治病的主导思想。

6.中医学的发展模式，是超越包容式的聚合过程。一方面对于对抗性治疗并不全面否定和抛弃它，而是予以约束并包容于自身，提高到为人的健康能力这个“本”服务的高度：“大毒治病，十去六七；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告诫：“无失正，无致邪；无虚虚，无实实；无代化，无违时。”不要包办代替，不能拔苗助长，因为对象自组织系统的“化不可代”，对象自演化过程的“时不可违”。而另一方面，则是更专注于人的正气这个健康能力的探究，从《内经》、《难经》对于命门和三焦这样“有名而无形”的调节功能模型的讨论，到金元时代刘河间和李东垣对阳火和阴火概念的提出，明清时代李时珍和叶天士对奇经八脉的研究，反映着超越具体解剖器官的“形”，在更高层次上探究“神”的调节机制的努力。

中医学没有走上“识病求本”和“辨病论治”的发展道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却能够治好病，更主要是它良好的养生保健功效，就在于找到了医药的依靠对象、服务对象和发展对象这个“本”，这就是人的健康目标及其动力机制。

1.中医学“标本观念”的务本之道

医学与对象之间，对象为本，医学是标。

人与环境之间，以人为本，环境为标；人的健病之变为本，环境利害药毒为标。医学、医生和医药技术作为环境因素，也是条件的标。

健病之变中，以人的健康目标为本，疾病过程为标。健康和疾病都是正邪相争，健康是由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不是因为没有邪的存在。疾病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由疾病向健康转化，并不要求必须是邪的彻底消灭，只要达到邪不可干或邪气乃服即可。因此在正邪相争中，以正为本，邪为标。

养生治病实践中的医患关系，是病人为本，医生诊疗手段为标。医生的诊疗以病人的正气为依靠对象和发展对象，则“标本相得，邪气乃服”。如果错误地只以邪为本地对“旺气”予以拮抗，则会由于“标本不得，邪气不服”。

养生以人的正气为本，治病以病人正气为本。人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健康状态，是一种自我稳定的生态平衡，这是养生治病实践追求的健康目标，主要是由于“正气存内”的自我健康能力所维持的。

2.“正气存内”的人的自我健康能力　包括了如下内容：

（1）形证，人的整体边界主体性开放出入的自选择功能和体表内脏相关整体性调节的界面全息效应，是中医学的观控对象。

（2）津液，津液运化的液床稳态，它的自组织和自清除功能；“津液以成，神乃自生”，使整体性自稳的调节得以实现。它的化生气血和借血气流通，灌溉脏腑周养身形，把物质能量信息流在各靶组织转换成各自的功能。

（3）血气流通的应激反应和自适应功能。气血津液流作为中医养生治病的中介对象，“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使通过界面效应的间接调节的前体疗法得以实现其实践效果。

（4）阴阳的动静升降自和的稳态调节。

（5）五脏生克制化“神转不回”的自演化节律，五脏阴阳网络调节成为中医学的目标对象。

（6）旺气，正祛邪的机能亢进的抗病反应，是由五脏阴阳网络稳态调节所发动，是通过气血津液流的自组适应功能的调动，是原有生理机能的亢进，因而是中医治病的服务对象。

3.建构了关于“病人正气”为治病必求的“本”，包含了正虚、邪实、传变三要素。正气虚包含了：五脏阴阳和气血津液的失衡为虚和不足为虚。邪气实则包含了：五脏阴阳和气血津液的亢则为邪和郁则为邪，包括寒热、燥湿、水火、风瘀、郁痰。传变时态则历代提出了：阴阳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经络辨证，以及六经传变、三焦传变、卫气营血传变和病邪传变等理论模型。

中医学以“形证”的整体边界屏障为观控对象，以虚实之变的“病机”为服务对象，以气血津液流的“气机”为中介对象，以五脏阴阳网络调节的“神机”为目标对象。从而使中医学有了自己的依靠对象和发展对象，能走向关于人的健康能力的自我认识发展的“健康智慧学”的正确方向，走向以内环境稳定以抵抗疾病，胜于直接对抗性治疗疾病的发展道路，从而能在高层次上超越包容“识病求本”和“辨病论治”的发展道路。（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