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毛泽东）他批判“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标榜只为“正谊明道”的为学术而学术，自命清高，其实还只是“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

清代颜元（1635—1704）说：“董仲舒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说：“譬之于医，《黄帝内经》，《金匮玉函》，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而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为明医乎？愚以为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读书取以明此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之为医也。”

东汉王充（27—96）指出：“古贵良医者，能知笃剧之病所从生起，而以针药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观之，何以为奇。”日人吉益东洞说：“今之为医，不免王充坐观之讥，悲哉！”

王充批评的那种只以诊断为目的，为诊断而诊断，“徒知病之名而坐观之”的医疗作风，原来也并非近代才有。重诊断轻治疗，“病人没有什么，诊断就是一切”；二千年前就已引起王充的批判，可说是古已有之，而今犹甚。而这样的医生还颇自誉高明，“以为予国手矣”，于是，“一人倡之，举世效之”，竞相效尤，争作“诊断医”、“病名医”专家，认为诊断才是学问，病名才是科学。王充说人们尊重良医，归根结底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即“治而已之”。因此，颜元主张：“方取其易知，药取其易办，人人可立致，处处可便采，一举手而病者不劳而平；吾之论医，因民之所生而生之。”

医学来之于人民，应该还于人民，应该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建国后的卫生工作方针，规定了“面向工农兵”的方向。

医学研究人在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中表现为健康与疾病互相转化的规律。因此，医学应该成为广义的卫生学，“上医医未病之病，上医医国”，全面研究生存环境诸要素对人体健康的利与害的影响及其转化，才能真正实现“预防为主”。为此，医学应该汇综古今中外的成就，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中西医结合”。要真正实现“医学来于人民，应该还于人民”，必须实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中，加以总结提高和普及推广，这才是推动医学发展和保障人民健康的根本途径。这在中医看来，叫做“病人为本，医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标本相得，邪气乃服”。所以章太炎说：“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向病人身上的抗病反应学习，这才是医道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