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监测的意义就在于系统地收集有关资料、有序地汇总和管理资料、分析解释并评价资料、快速地把资料分发给应该知道这些情况的人，从而把从监测活动中得到的信息用于制定公共卫生活动计划、执行和评价公共卫生活动，因此公共卫生监测资料的有效利用是公共卫生监测目标的具体体现，是在正确分析资料、对信息做出判断、合理解释的基础上，建立反馈信息的渠道，使所有需要了解信息的单位和个人都能及时获得，以便迅速对公共卫生问题作出反应，同时充分利用信息，描述健康问题的分布特征，确定流行的存在，预测流行的趋势，评价干预的效果，为开展公共卫生活动提供决策的依据。公共卫生监测资料的利用是将公共卫生监测和公共卫生干预连接起来的桥梁。

公共卫生监测是制订、实施、评价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与措施的重要信息来源。现在的监测概念已扩展至急慢性病、生殖健康、伤害、环境和职业危险因素、行为方式等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多个方面。监测方式从传统的病例报告到多项目的资料分析，计算机化的医疗记录等，各种方法互相依存。监测系统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某个健康和卫生问题的基本参数：时间、地点和人。监测资料也用来归纳健康问题的特征以及识别高危人群，包括它们的症状和严重性。具体内容见表4-1。

公共卫生监测资料的有效利用，往往与监测数据的来源、质量与数据挖掘程度有关，因此公共卫生将继续扩大监测数据的多样化和来源，以便更好监控新老公共卫生问题，但目前大部分公共卫生监测系统都是针对于特定的问题或疾病，各系统之间相互独立、信息不能共享，导致资源的重复与浪费并存，为了提高监测效率和效果，需要整合各独立的监测信息系统。监测系统的信息来源可能更加广泛，包括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内部、医疗机构卫生领域之外。为了共享各种数据，需要制定统一法律、法规、管理条例，并使用统一的软硬件、数据格式、数据传输与发布标准，保证信息整合的效率及其安全性、保密性、及时性、可靠性和准确性等。中国公共卫生监测信息系统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数据来源和数据资源非常局限。

2.建立监测系统的最主要任务还是追踪观察（尤其是传染病）趋势。

3.很多疾病主要还是依靠临床诊断，实验室能力相对薄弱。

4.常规报告和验证机制分离，验证数据没有进入信息系统。

5.被动的病例报告为主，重大疾病报告延迟。

6.生命登记系统尚未建立，基本健康统计资料缺乏，死亡登记不全或缺乏。

7.从事监测的人员缺乏。

8.分析数据的能力欠缺。

9.信息转化决策行为周期长。主要表现为：

（1） 信息时效性差：获得信息的周期通常较长，难以满足决策的即时需要；

（2） 信息需用性差：已有的信息，在种类、质量、数量、可得性、相关性上都不能满足决策者的需要；

（3） 兴趣点不同：不同信息领域与决策领域的兴趣点不同，认识和解释问题的方式不同，使用的术语不同等，导致交流上的障碍；

（4） 传递不畅：决策者不知道如何向研究者表达需求，而研究者也不善于以决策者易懂、易接受的方式去表达研究结果，更不愿意主动地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

随着社会对健康问题的重视，预防为主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公共卫生监测以发现重大健康影响事件为目的，是真正实现预防为主的有效手段。因此加强民众健康的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测，既要监测疾病，还要监测健康，更要监测与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的危险因素，这是今后监测系统建设和数据利用的方向。

监测方法不仅包括疾病报告系统，还包括调查技巧、哨点监测系统及其他资料收集方法，同时随着社会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监测手段也不断地更新，各种生物学检测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及时性大为提高，也使得信息的分析与反馈更为迅速、便捷；高容量的存储设备、互联网能力的扩展、多台计算机同时录入监测数据的使用，以及一些新工具的发展（视频系统、语音录入、系统整合、数据标准等）都增强了监测的操作性。

强调及时报告疫情、察觉暴发或高发，以及新发传染病的可能。及时反馈、及时验证和及时应答是传染病监测有别于其他监测的重要特征，应对新发和重新出现的传染病不仅仅是卫生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和世界的安全问题。2003年SARS在全球暴发流行后，世界卫生组织意识到有必要重新修订国际卫生条例。修改后的国际卫生条例包括新的观念：全球形成统一的标准，关注国际性的公共卫生应急问题；每一成员国都将对规定的和新发传染病进行监测、验证。如果确定为对国际卫生有威胁，24小时内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并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迅速应对。

公共卫生监测的数据包括传统的临床数据、非传统的临床数据和非传统非临床的数据。传统的临床数据指的是实验室的检查结果，这类数据指标特异性很高，但及时性不够。非传统的临床数据指的是病人与医务人员打交道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数据，这类数据对早期发现公共卫生事件非常重要。非传统非临床数据主要指的是非处方药的销售情况和缺勤信息，这类数据往往不易被划分为特定症候群，但通常更为敏感，只是特异性比较差。另外，强调监测数据的利用，不仅可以对生长发育、出生缺陷、传染病、常见病发病率和死亡率进行分析，也可对职业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意外伤害、代谢疾病等的发病增长原因进行分析，还可与其他社会经济信息相结合，对健康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实现早期预警，及时做好预防和控制措施。

现代医疗实践中许多重要决策和变革都是应用循证医学的结果。决策者应该转换角色，将自己变成研究证据（信息）的需求方、消费者，主动地反映需求，参与到证据生产的过程中去。研究者（信息提供者）应该摒弃所谓的“政学分途、不问政治、专心学术”的观点，应该主动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了解政策制定者的需求，主动提供证据。展示证据时，在不同场合，需要有针对性的采用不同的参与和展示方式，并不断完善证据发布和获取的途径。还应强调信息数据的获取与整合，实现公共卫生监测为公共卫生决策服务，公共卫生决策依靠来源可靠的公共卫生监测信息，互为影响，互为利用。

通过监测数据的分析，可以定量描述或估计公共卫生问题的发生强度、分布特征、传播范围以及估计对公共卫生的影响程度。如：通过监测结核病发病信息，发现结核病发病率从1985年开始出现上升趋势，提示结核病有重新抬头的现象，据此政府确定一定时间内的卫生计划和目标。通过监测资料分析发现艾滋病呈上升趋势，国家就加大了预防控制的力度，实施艾滋病预防控制项目，在卫生政策上给予倾斜。儿童麻疹疫苗接种的策略就是利用疾病监测系统得到的发病率趋势来进行调整的，通过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幼儿的麻疹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但小学生发病率有升高趋势，提示可能需要对小学生进行麻疹疫苗预防接种的干预。不少地区开展了对麻疹疫苗接种对象的调整，增加了针对学生的麻疹疫苗接种计划以及加强了对流动人口的麻疹疫苗接种，控制了麻疹的流行。

疾病的自然史是指不给任何治疗或干预措施的情况下，疾病从发生、发展到结局的整个过程。不同疾病的自然史差异很大，了解疾病的自然史，对早期诊断和预防，判断治疗效果等都有重要意义。疾病的自然史（图4-1）包括4个时期：生物学发病期、亚临床期、临床期、结局。通过长期观察和分析监测数据，可以了解疾病的长期变动趋势和自然史，特别是观察人群从暴露于某因素后，疾病逐渐发生、发展，直至结局的全过程，包括亚临床阶段的变化与表现，这个过程多数伴有各种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实际工作中，在病例资料和信息得到分析之前，暴发常常是由敏锐的临床医生发现的。而疾病监测系统保持了卫生部门和临床医生的密切联系，使发现疾病暴发的机会大大增加。有时临床医生遇不到足够数量的患者，可能难以察觉到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变化，而建立在较大范围内的疾病监测系统则显示了较好的作用。1983年，美国明尼苏达州以实验室为基础的疾病监测系统观察分离到一种特殊血清型的细菌，随后的病例研究发现此病与某类抗生素耐受性及食用肉类有关，继而发现是由于饲养员为了促进牲口生长而使用小剂量的此类抗生素造成细菌的耐受性，引起全国范围内重新对肉用动物饲养使用抗生素的政策进行评估。长期的监测数据也为传染病的预警与预测提供了基础数据，可以根据传染病疫情报告、监测资料，或者国际、国内疫情信息，对某种传染病或者不明原因疾病进行分析评估，对可能引起传染病在人群中发生、暴发、流行发出警示信息，并采取应对措施，或对传染病未来的疫情水平和趋势做出判断，采用一定的预测模型进行模拟分析。

疾病监测资料对于描述健康问题的基本流行病学特征有重要作用，公共卫生监测资料的描述分析，主要是对人、时、地以及三者的综合分析。通过不同人群发病率的分析，发现高危人群；通过分析疾病随时间的变化，检测疾病趋势异常动向；通过不同地区发病的比较分析，以及随时间的发展变化，确定防治的重点地区；通过人、时、地的综合分析，揭示疾病随时间推移在不同人群和地域上的异常变化和发展规律。其主要指标包括：发病率、死亡率、病死率以及发病上升/下降比等。因此，当发生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通过监测资料的分析，可描述事件的分布及其播散过程和范围。同时在报告患有某项疾病的人群中，监测可能仅局限于不同年龄、性别、报告日期等组别人群之间的比较，监测资料本身往往不能提供与健康人群结局的比较，然而通过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及识别可能参与的人群，监测资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重要线索。如1979年中毒休克综合征的流行过程中，快速的流行病学监测阐明，暴发主要发生在妇女中且疾病主要发生于月经期，此发现推动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探索暴露和月经之间的关联。

评价公共卫生干预的效果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卫生政策制定者需要掌握有关干预效果的很多信息，通过疾病监测提供干预人群的患者数量或疾病频率的变化，才可获得对于干预效果的相对经济而且有价值的评估结果。某些时候，疾病趋势的变化和干预之间的关联非常显著，疾病监测结果就可以为有关干预效果提供简单而又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如1979年中毒休克综合征的例子中，与该疾病有关的品牌卫生棉撤出市场后，病例数迅速下降即是一个例子。某些时候，疾病监测提供的干预效果评价并非如此直接。将出生证明和死亡报告关联是监测婴儿死亡率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可以监测不同出生体重儿的死亡专率。美国CDC监测系统表明，美国20世纪后期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低体重儿或早产儿死亡率的下降，也间接表明该时期新生儿特别是早产新生儿护理的进步。为满足健康服务需求，决策者需要预测疾病发病趋势。如HIV在许多国家的流行处于早期阶段，由于潜伏期较长，它的危害性尚未显现。1988年，泰国监测到使用毒品者中HIV感染率快速增长，之后又发现女工和士兵（其中大部分被认为是通过性接触感染）中存在类似现象，以及通过围生期感染的新生儿出现继发高峰。因此，考虑到未来艾滋病患者数量和相应HIV感染的范围会更大，泰国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HIV预防项目。评价干预策略时，疾病的变化趋势能够提供最直接和最可靠的依据。例如：美国通过监测麻疹发病率的变化来评价全国麻疹免疫规划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开始广泛接种疫苗后，麻疹发病率急剧下降，说明接种疫苗是有效的，但进入80年代后，发病率增加说明需要加大预防的力度。

评价对策与考核防制效果，通常需要涉及两方面内容：①评价所指定的对策是否正确，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一般是对比采取措施前后的发病率或死亡率是否有明显下降。②经济效益评价，成本效益分析是目前评价经济效益最为常用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疾病和死亡的直接与间接损失费的计算，将对策、措施所需费用及其效益进行对比，效益按货币限值折算。

疾病监测的资料对实施中的公共卫生项目和卫生计划来说都是必需的，所以不仅对参与收集的人员，对公众、媒体和政府都应该提供疾病监测的结果，有利于各个层面的对象采取相应的预防干预措施。对卫生工作者来说，结合临床表现、诊断试验的可及性和治疗、预防的实用性知识，及时地宣传某一疾病的监测资料，这既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也促进了临床医生和卫生部门的紧密合作。例如，医疗机构如果及时发布与季节有关的健康问题周期性报告，就可以增加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的警惕性。对决策者来说，会面临多方面的需求，疾病监测的基本目的是监控特定卫生问题的发病率和流行率，记录它们对人群的影响，分析患病个体的特征，找出高危人群，在社区水平上指导卫生机构给个体提供卫生服务。从大范围来说，疾病监测资料可用来指导和评价健康项目的执行情况。通过疾病监测获取的疾病趋势可用来帮助卫生计划制定者预测未来的发病趋势，在提供了这些基本流行病学特征的同时，疾病监测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新的公共卫生政策。例如，《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05》显示，我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达250万～300万，每年心血管疾病的医疗费用高达1301.17亿元，其增长速度接近当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人口迅速老龄化可能使中国慢性病负担增加40%，慢性病已成为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问题。2012年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5个部委联合印发了《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这是我国政府针对慢性病制定的第一个国家级综合防治规划，为我国“十二五”期间慢性病防治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慢性病防治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疾病监测不仅提供资料收集的过程，收集的资料也可以为个体进行疾病预防指导提供依据。如在接到一个伤寒的报告后，结合此病通过粪-口传播的特性，对家庭内可能的传播进行调查，对易感对象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预防。同样，发现一个肺结核病例，因为肺结核的传播媒介是飞沫，提醒人们去识别家庭、公共场所、学校等潜在的传播场所，通过结核菌素皮试筛选有结核杆菌暴露经历的对象，对皮试阴性者采取免疫防护措施等。再如对某些性传播疾病，病例报告可引发去识别、检查、访问和治疗患者的性伴侣。疾病监测的结果也可以在疾病病因确定前，指导疾病的预防活动。如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疾病监测有效地提供了性行为、毒品使用等危险因素的个人病史资料，结合在HIV发现之前流行病学研究的资料，使早期预防措施成为可能。同样重要的是，疾病监测发现几乎所有艾滋病患者都有明显的不良性行为、毒品使用或与输血有关的暴露，说明正常的日常生活接触并不会感染HIV，帮助消除大众对此疾病传播的恐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