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流行特征

一、地区分布

1.世界范围内的鼻咽癌分布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世界大约有84 400例鼻咽癌新发病例，死于鼻咽癌者有51 600人，占世界范围内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24位。虽然在世界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鼻咽癌的发生都很罕见（标化发病率＜1.5/10万），但却异常高发于某些特殊地区，如我国的华南地区。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中山、广州等地男性鼻咽癌的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高达26.9/10万和22.2/10万，广东省的四会市，是目前世界上鼻咽癌最高发的地区，1998～2002年鼻咽癌的标化发病率达30.94/10万。除此之外，鼻咽癌还高发于世界上的其他少数地区，如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及中国台湾地区，男性鼻咽癌的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均在5/10万～10/10万之间；非洲北部的一些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男性鼻咽癌的发病率分别为5.4/10万和4.6/10万；而美国夏威夷地区男性鼻咽癌的发病率为2.0/10万，也稍高于世界流行水平（图11-1）。

2.中国的鼻咽癌地区分布

中国肿瘤登记显示2003～2007年间鼻咽癌标化发病率为4.20/10万，占我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构成的第17位。鼻咽癌在中国呈现北部和西部低，南部和东部高的分布特征。广东、海南、广西、福建、湖南和江西六省为鼻咽癌的高发区。在广东省又以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的各县市，特别是肇庆、佛山、广州等地形成一个高发核心地带。此外，与广东毗邻的广西苍梧等地，鼻咽癌的发病率也很高，这些地区互相连成一片，构成了中国鼻咽癌的高发核心地带，由此向外，鼻咽癌的发病率逐渐下降，发病率差异可达50倍以上。2003～2007年肿瘤登记情况显示，发病率最低的地区为山西省阳城县（0.36/10万），河南林州市（0.38/10万）和山东肥城市（0.65/10万）。

二、时间趋势

近20～30年间，鼻咽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美国洛杉矶华裔中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在中国香港地区，男性人群鼻咽癌的标化发病率在1980～1984年间为28.5/10万，至1995～1999年间为20.2/10万，降低了29%；新加坡男性华人鼻咽癌标化发病率在1988～1992年间为18.7/10万，到1998～2002年间下降至12.9/10万，之后下降缓慢，到2003～2007年间，发病率仍为12.5/10万。鼻咽癌发病率的下降，提示某些具有病因意义的环境危险因素暴露水平可能有所减弱，如吸烟人群的减少可能使得Ⅰ型鼻咽癌的发病率降低。然而，在我国华南鼻咽癌高发区广东四会市和广西苍梧的研究显示，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20年间（1978～2002年）均长期保持稳定，发病率年平均波动幅度在5%以下（图11-2）。湖北省武汉市的鼻咽癌发病率在1993～2007年间的波动幅度也在5%以下。我国鼻咽癌的发病率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提示其危险因素可能长期存在并保持在稳定水平。

三、人群分布

（一）种族

在我国高发区广东省内，不同民系其鼻咽癌发病率也有所不同。广东省内主要有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及客家人。广府人多居住在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即肇庆、佛山和广州地区），操广州方言，在此三大民系中鼻咽癌发病率最高，是后两种民系的近两倍。鼻咽癌死亡率在广东省内分布与发病率表现一致，肇庆、佛山和广州地区的鼻咽癌死亡率分别为10.42/10万、9.71/10万和8.94/10万，以潮汕人为主的汕头地区和以客家人为主的梅州地区鼻咽癌死亡率分别为4.31/10万和3.44/10万；而在这三种民系混居地区，如湛江、韶关、惠阳等地鼻咽癌死亡率则处于中等水平的5/10万与6/10万之间。

除了中国，世界上其他的多民族国家或地区也表现出鼻咽癌的种族差异性。新加坡国内存在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三大人种，其中华人是鼻咽癌的高发民族，男性标化发病率达12.5/10万。马来人的鼻咽癌男性标化发病率仅为6.8/10万，对华人相对危险度（RR）为0.53；鼻咽癌在印度人中发病率更低，较华人相比RR仅为0.07。在美国的旧金山及洛杉矶等地，华人鼻咽癌发病率最高，其次是菲律宾人、日本人、韩国人及黑人，白人的鼻咽癌发病率为最低。

（二）性别与年龄

世界各地鼻咽癌的发病均以男性为多，男女性发病率之比约为（2～3）∶1。男女性发病率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性别在生活习惯、遗传因素、生理因素等方面的差别所造成的。

在高发区与低发区，鼻咽癌发病高峰的年龄分布是不一致的。在中国南方等鼻咽癌高发区，鼻咽癌的发病率在30岁之后显著增高，在45～54岁期间达到高峰，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逐渐下降（图11-3）；而在绝大部分低发区，鼻咽癌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高，发病高峰出现在65岁之后；在非洲北部的突尼斯等地，鼻咽癌在16岁和40～50岁呈现双发病高峰现象。

（三）移民流行病学

高发区居民迁居到其他地区后仍然保持鼻咽癌的高发倾向。迁居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瑞士和英国泰姆地区的中国人鼻咽癌发病均高于当地居民。除中国人外，其他高发区居民迁至低发区之后，也保持着相对较高的鼻咽癌发病率。例如，迁居至法国南部的马格里布（非洲西北部的鼻咽癌高发区，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国）居民，其鼻咽癌发病率与马格里布居民相近。迁居至以色列的北非居民及其后裔鼻咽癌的发病率要高于以色列本地居民。而反之，出生在中国及菲律宾的白人与其在本土相比，鼻咽癌的发病率略有升高。

迁居至低发区的华人其鼻咽癌发病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的华人移民浪潮以来，新加坡华人鼻咽癌的发病率逐年降低，以男性为例，其发病率在1968～1972年间和1973～1977年间分别为18.7/10万和19.4/10万，1993～1997年间降为18.3/10万，至2003～2007年间则为12.5/10万，但这种现象也可能是由迁入人群的结构变化所引起，例如，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于广东、福建等鼻咽癌高发区，随着北方低发区人群迁入的比例增加，鼻咽癌的发病率也可能逐渐下降。因此，高发区人群迁至新加坡后，其鼻咽癌发病率的变化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证据证实。居住在美国旧金山及洛杉矶的华人也有类似的表现。在美国洛杉矶等地的华人，其鼻咽癌发病率是我国鼻咽癌高发区的1/4到1/5，且发病率有随迁居时间延长逐年下降的趋势。

（四）家族聚集性

高发区的鼻咽癌患者呈现较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家族中有鼻咽癌患者的人，其患鼻咽癌的风险增长4～10倍。1999～2001年，在广东进行的鼻咽癌家系调查资料显示，当地人中，14.4%的患者具有鼻咽癌家族史，而10.1%的患者其一级亲属具有鼻咽癌病史，但其中一级亲属中有三个及以上患者的仅占0.57%。

家族聚集现象与遗传因素有关，但共同生活环境也可能是其产生的原因之一。复合分离分析显示，由多基因参与，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的模式更符合鼻咽癌的致病方式。综合以往的研究结果来看，鼻咽癌不是一种简单的遗传病，而是多基因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城乡分布及社会经济学状况发病差异

在中国及马来西亚均未发现鼻咽癌分布有城镇差异，仅仅在美国白人居民中发现，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鼻咽癌的死亡率较高。

在华南地区、东南亚及非洲东北部等鼻咽癌高发区进行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学水平较低的人鼻咽癌发病风险较高。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果，但该现象在白人女性中并不明显。

总之，鼻咽癌特殊的地理分布提示一些共同的生活及环境因素可能在其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鼻咽癌发病明显的种族差异性，提示了遗传因素是鼻咽癌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移民流行病学研究则显示，高发区的居民迁至低发区后，其发病率有所下降，但与当地居民相比，鼻咽癌的发病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提示某些特定的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共同在鼻咽癌的发病中发挥作用。近20～30年间，鼻咽癌发病率在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已经有所下降，然而在我国华南等鼻咽癌最高发区，其发病率却一直保持在稳定水平，提示在这些地区中一些促使鼻咽癌发生的环境因素长期存在。可见我国华南地区鼻咽癌的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开展鼻咽癌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病因并对高危人群进行预防及干预在当前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