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理论篇
第1章 低碳转型进程的演变
1.1 低碳转型进程的变化挑战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稳量”同时，向“质”的低碳转型是中国引资结构调整的关键。“一带一路”发展规划也强调，缩小区域间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差距，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此外，自2006年以来，中国碳排放总量一直居全球首位，其中2011年中国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比重高达25.5%，同期中国碳排放强度为美国的5.55倍，中国碳排放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因此，低碳转型路径优化不仅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还能为碳排放国际话语权的增强提供依据。
碳循环是指碳元素在大气、海洋及陆地生态系统三个主要贮存库之间的流动，强调释放碳元素的碳源过程和固定碳元素的碳汇过程并重。依据碳循环理论，低碳经济转型的路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这是一种长效机制；第二，通过减排监管降低碳源的增加，这具有短期效应。低碳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在于碳生产效率的提高。绩效评价方法早已广泛应用于发达国家的政策研究中，例如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出现于战后黄金期，法国和德国滞后于英国和美国，广泛应用始于19世纪50年代。目前，绩效评价方法在进出口贸易、绿色能源、碳排放等多行业多方面绩效测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绩效评估研究的扩展或改进研究也备受关注，根据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统计结果显示，相关研究已在50多个国家地区展开，已发表论文2000余篇。近年来在《Energy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Management Science》《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等国际重要期刊上有多篇相关论文发表。
需要指出的是，低碳转型路径是指在环境约束下，通过现有经济模式的内部变化和外部因素以及利基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建立新经济模式的转化过程。传统的低碳转型路径研究，忽略了各经济体为节能减排而做出的积极努力和潜在成果，仅考虑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减少量，这种通过减排监管降低碳源增长的方式的确具有短期效益，但难免会发生地方拉闸限电等负面强制行为。而且，在低碳转型进程中，碳汇的缺失会使测算结果失去全面性和公平性。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绩效评估方法是综合评价决策单元的多投入产出要素的效率及不同要素间替代作用的一种有效工具。该方法既能方便地拟合含有非期望产出的生产活动，又可避免模型设定与随机干扰分布的强假设偏误。其主要作用是依据能源消耗、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污染物排放等效率，通过构建低碳转型路径优化模型，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可持续性问题。
碳循环是属于环境和气象科学领域的概念，指碳元素在自然界的循环状态。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通过减少碳源和增加碳汇，最终修复地球系统碳循环平衡机制（郑志国，2013）。近年来，有效减少碳排放、增加碳固定是当前的热点问题（Melillo等，2014；Poorter等，2016）。赵荣钦和黄贤金（2013）提出了城市“自然—社会”二元碳循环的概念。单永娟等（2016）核算出中国生态体系的碳汇流量均呈增加趋势，证明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完善与有效实施。为改变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恶化，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多种方式实现经济模式转型（李涛，2013），然而，目前对低碳绩效的评价多聚焦于碳源，忽略了碳固定过程的碳汇，这会造成区域低碳经济效益测度有失全面和公平。
低碳经济发展指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耗、技术水平、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同时，区域差异性也是低碳转型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现有文献中与“低碳经济增长”相关的概念有“可持续增长”（Kondyli，2010）、“绿色增长”（Reilly，2012）。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碳排放测算（Arabi等，2014）、碳排放影响因素（He等，2013）、分行业的碳排放研究（Zhao等，2016）和减排策略（Li等，2016）等。同时，区域差异性是低碳转型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目前，区域低碳经济绩效研究结论主要有两类：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区域差异明显，效率较低的省份多在西部（郭莹等，2016）；二是提高能源效率、增强环境治理强度及能力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Herrala，Goel，2012）。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低碳经济转型并没有统一定义（Lorek，Spangenberg，2014），更很少涉及对这种转型进程的量化评估和测算（陈诗一，2012）。刘伟（2010）主张从微观层面的绩效评价和宏观层面的作用机制两个方面阐述低碳经济增长方式。微观与宏观层面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可以有效检验系统中不同要素的相互影响以及该系统的长期运作方式（Kondyli，2010）。
西方经济学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劳动、土地和资本。具体而言，产业结构转变是发展中国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郑丽琳，2013）；贸易开放、R&B及其交互作用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长期趋势的积极影响（夏良科，2010）；能源资源禀赋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因素，可以从能源总量和能源结构分析（潘家华等，2010）；环境对经济活动绩效和人们生活水平有重要的作用（Dou，2013）；此外，市场失灵引起环境污染，科斯定理指出政府必须在“环境市场”上有所作为。
基于此，低碳经济转型路径的优化需要包含资源、经济、生态、技术、政策等多个要素的量化系统框架进行分析（Foxon，2011）。此外，将微观层面的绩效评价和宏观层面的作用机制相结合，构建低碳经济转型进程的系统分析框架，有利于挖掘低碳经济转型和关键变量之间的内生性相关关系和传导路径上的效应影响。然而，碳循环角度的低碳转型量化评价研究在国内还属于起步阶段，碳源角度的应用研究较多，而与碳汇相结合的应用却很少。综上所述，立足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的结合，基于碳循环理论的低碳转型进程的量化评估能为低碳经济转型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理论依据。
《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绩效评价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意义。其实，早在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后，学者们便开始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性增长的问题予以关注。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东亚无奇迹”观点，指出中国主要依靠要素积累实现经济增长而非技术进步。这种投入驱动模式难以持续，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绩效的提升。自此，众多学者开始关注绩效评价研究。经济发展的判断，不仅仅要看增长速度，更要看增长质量，而其核心内容就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将低碳约束条件纳入新贸易理论中来检验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李小平等，2016）。绩效评价方法有很多，例如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法、粗糙集理论等。Malmquist模型是基于非参数的方法支持一般意义下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主体的效率变动的解释，很多文献用这种方法衡量能源效应、环境约束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