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壹
| 1861年（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与孝威
字谕霖儿知之：
前两次函示德兴、婺源诸捷及守景德镇、浮梁城击退大股逆贼诸捷，想可得览。诸贼方翕聚江、皖之交，与涤公及我为难，年内尚有大仗开。将士心志渐孚，当尚可用，可告尔母放心。
吴翔冈代我造劈山廿杆，曾以公牍私函致之，由若农观察转递。尔接此信，可携银二百两送去，亲交翔冈，千万千万！袁升家信来，需银甚急，渠请付银六两交其弟袁明，尔可令何三叫袁明来家付之。何三在家当差甚苦，我曾诺以每月三金，不可失信，尔可告汝母照给之。此项及垫发袁升薪水，均应在营中账目上支取，俟后有便再寄归也。
多隆阿都统及李希庵廉访在皖北打大胜仗，四眼狗求救于皖南诸逆首，或者皖南之贼此后尚易打。然石逆馀党又从湖南窜入江西，悍而且众，又是楚军之累耳。成军以出，忽忽半载，功业未建，转瞬又逼残年，思之愧愤。幸体气较在家时尚健，可勉力支持。杨石泉因葬亲故暂辞归，赠以二百金，固却不受，只取四十两作盘费。其在军劳不言功，性情恬淡，尤为可敬。克庵勤恳，梅村沈毅，真君子也。梅村已保臬司衔，克庵保知县知州衔，石泉保知县同知衔花翎，然均不乐受。即此已非他营所能有矣。
少云处忙时不及作信，可以此视之。
腊月十一夜三更父字
楚军奠基：打造一支“廉干团队”
楚军在集合
左宗棠家书不但可以看作简明版《左宗棠自传》，而且更像一部“私人日记”。在战场叱咤风云、官场纵横捭阖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生活琐细中的左宗棠。
左氏高明的团队管理、识人用人，恰恰潜存于生活细节之中。
一、领导“大事不糊涂，小事要精明”
左宗棠认为：做不好小事的人，一定没有能力做大事；小事处理不当的人，处理大事往往也一塌糊涂。这封信可以看出，左宗棠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连下属袁升家里需六两银子救急，在柳庄守门的佣人何三每个月需付三两工资的小事，他都记得，并亲手安排。
左宗棠此时的主要工作，除了调兵遣将、指挥战争，还要向朝廷汇报，并负责军事训练与筹备军饷。与官场朋友互通信息，也要占去大部分时间。如果不是记忆力惊人，这种工作方式，没有几个人跟得上。
怎么看待左氏这种做法？
今天一般主张官员“抓大放小”。理由是，办大事的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这不是没有道理。统帅负责战略，需给下属指明方向，如果在小事上分心，误了方向，岂不因小失大？
左宗棠显然突破了传统惯例，“大事不糊涂，小事要精明”。他的逻辑是，军队里权力高度集中统一，如果统帅只限于“大事不糊涂”，放手让部下去做，则内部的低效、贪腐问题，既无法杜绝，也无法解决。
二、名利刺激，不如成就感激励
结合前面几封信可以看出，当时楚军的军饷，曾国藩已经授权由江西省政府划拨，但江西巡抚忽悠他，始终在开空头支票。左宗棠只得仍靠湖南东征局支援、当地自筹来勉强支撑。军内怎么支付，朝廷此时还根本没管。楚军每月几万两的军饷，其实是全由左宗棠个人支配的“私产”。
左宗棠个人用钱，完全靠自律。当时的营官，每月在三十至五十两不等，普通士兵，每月三两。也就是说，当一个月兵，可以买三石谷，等于挣回一年口粮。在吃不饱、穿不暖的乱世，多少穷苦人一年也挣不了这么多。军饷诱惑力如此巨大，自然吸引湖南乡民竞相参军。
楚军缺饷，左宗棠的办法是先拖欠。但他立了个很人性化的规矩，新兵头两个月绝不拖欠。因为多少家人盼士兵寄回银子买粮救命。
因为楚军内部军纪严明、言信行果、公开公平，所以虽欠士兵工资，士兵却很少催，这反倒让左宗棠过意不去。
楚军将士在金钱面前的态度为何如此淡定？这与左宗棠用将士必选“廉干”，战前先淘汰能力与人品有问题的将士分不开。
将士“廉干”的标准就两条：一不贪钱，二能办事。
一般来说，擅长办事的人往往贪钱。楚军为什么可以例外？
不妨来深入分析一下。
人生于世，一般的追求不外两点：名与利。说人生是个“名利场”，这话也对。贪名图利，是人性使然。办事都希望要么可以获利，要么可以出名。如果既不为名，又不为利，那图什么呢？什么也不图，只是为了“专门利人”，也不排除有这种人，但毕竟是极少数，是“异类”。
普通人如果不求名利，图的大约有两点：一是自我证明，二是成就感。俗话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韩信受人胯下之辱，决定奋起，依附刘邦，提三尺之剑直取天下，即是为了证明自我。左宗棠本人1852年入张亮基幕府，不受官聘，不领工资，累得眼皮打架也不放弃，求的主要是成就感。
立意与初衷决定路径。名利刺激与成就感激励，带来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般情况是，用名、利作为诱惑人办事的动力，可以见一时之效。但因将士的动力来自金钱刺激，不是发自内心，所以作用力有限，而且内部会陷入争名夺利的不良风气。以自我证明、成就感来激发人的动力，虽然能团结的人数会减少，但实践起来更为有效，而且更能持久。
导致两者差异的心理学原因是什么？前者是帮别人办事，后者是为自己做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古来成大事的人，几乎多是靠着“自我证明”与追求“成就感”才成功的。他们幼年多有过屈辱与卑微的经历，有着不折的心志与奋斗的欲望，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总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但成就感毕竟太虚，所以志同道合最重要。
三、用性格完人，不如用有缺点的人
左宗棠用的将领，几乎都被时人认为个性有缺点，世俗难容。具体什么缺点，他们说不上来，无非是有点犟，有点偏激，不服世俗礼法，今天看根本算不得什么毛病。但因为世俗偏见，他们在被孤立中产生自卑感，因而有强烈的自我证明的冲动。这是楚军将领“廉干”的心理学原因。
左宗棠在这里评价刘典（字克庵）“勤恳”，王开化（字梅村）“沈毅”、杨昌浚（字石泉）“恬淡”，我们可以想象其为人。王开化已保臬司衔，刘典已保知县知州衔，杨昌浚已保知县同知衔花翎，然均不乐受。并不是他们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对做不做官，没多大兴趣。
“杨石泉因葬亲故暂辞归，赠以二百金，固却不受，只取四十两作盘费”，这种廉洁，不是装出来的。杨昌浚晚年官居一品，一生没有贪腐纪录。
左氏选用人才，在能力方面不敢说都出众，但所用之人，无论人品还是官品，多数都好过同时代通过科考选拔起来的官员。成功的秘诀，全在左氏人才标准的“廉干”二字里。贪钱的人，其品德污点绝对不会只停留在贪钱这一点上；不贪钱的人，个人道德品质其他方面也往往可取。
孔夫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起用一批不贪钱、能办事，一心为证明自我与实现成就感而来的人，他们起到的带头作用，能让整个团队变得高效廉洁，始终昂扬着一股正气。楚军的战斗力在当时全国第一，历经25年之久（后脱胎成西征军、恪靖定边军），全靠那时第一批正直将官组成的班底打好的基础，并将其军风沿袭下来。
左氏这种用人观念的缺点又是什么呢？后面的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刘典、蒋益澧二人的是非与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