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社会的图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洲绘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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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流博士生教育
体现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高度(代丛书序) 本文首发于《光明日报》,2017年12月5日。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是培养一流人才最重要的基础,是一流大学的底色,体现了学校的传统和特色。博士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体现出一所大学人才培养的高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人才培养水平。清华大学正在全面推进综合改革,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建立完善的博士生选拔培养机制,不断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

学术精神的培养是博士生教育的根本

学术精神是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者与学术群体在学术活动中坚守的价值准则。大学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反映了一所大学对学术的重视、对真理的热爱和对功利性目标的摒弃。博士生教育要培养有志于追求学术的人,其根本在于学术精神的培养。

无论古今中外,博士这一称号都是和学问、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和知识探索密切相关。我国的博士一词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一种学官名。博士任职者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须知识渊博并负有传授学问的职责。东汉学者应劭在《汉官仪》中写道:“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后来,人们逐渐把精通某种职业的专门人才称为博士。博士作为一种学位,最早产生于12世纪,最初它是加入教师行会的一种资格证书。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成立,其哲学院取代了以往神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上首次产生了由哲学院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并赋予了哲学博士深层次的教育内涵,即推崇学术自由、创造新知识。哲学博士的设立标志着现代博士生教育的开端,博士则被定义为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具备创造新知识能力的人,是学术精神的传承者和光大者。

博士生学习期间是培养学术精神最重要的阶段。博士生需要接受严谨的学术训练,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并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参与学术活动及博士论文答辩等环节,证明自身的学术能力。更重要的是,博士生要培养学术志趣,把对学术的热爱融入生命之中,把捍卫真理作为毕生的追求。博士生更要学会如何面对干扰和诱惑,远离功利,保持安静、从容的心态。学术精神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学术奉献精神不仅对博士生未来的学术事业至关重要,对博士生一生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独创性和批判性思维是博士生最重要的素质

博士生需要具备很多素质,包括逻辑推理、言语表达、沟通协作等,但是最重要的素质是独创性和批判性思维。

学术重视传承,但更看重突破和创新。博士生作为学术事业的后备力量,要立志于追求独创性。独创意味着独立和创造,没有独立精神,往往很难产生创造性的成果。1929年6月3日,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逝世二周年之际,国学院师生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募款修造“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同为国学院导师的陈寅恪先生撰写了碑铭,其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对于一位学者的极高评价。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是强调要在古今贯通中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并努力达到新的高度。博士生应该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要求自己,不断创造新的学术成果。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到访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90多名中国学生、学者提出:“独创性是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杨先生主张做研究的人一定要有独创的精神、独到的见解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学术上的独创性变得越来越难,也愈加珍贵和重要。博士生要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创性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遵循逻辑规则、不断质疑和反省的思维方式,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勇于挑战自己、敢于挑战权威。批判性思维的缺乏往往被认为是中国学生特有的弱项,也是我们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2001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开展了一项“卡内基博士生教育创新计划”,针对博士生教育进行调研,并发布了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在美国和欧洲,培养学生保持批判而质疑的眼光看待自己、同行和导师的观点同样非常不容易,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必须要成为博士生培养项目的组成部分。

对于博士生而言,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要从如何面对权威开始。为了鼓励学生质疑学术权威、挑战现有学术范式,培养学生的挑战精神和创新能力,清华大学在2013年发起“巅峰对话”,由学生自主邀请各学科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与清华学生同台对话。该活动迄今已经举办了21期,先后邀请17位诺贝尔奖、3位图灵奖、1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参与对话。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巴里·夏普莱斯(Barry Sharpless)在2013年11月来清华参加“巅峰对话”时,对于清华学生的质疑精神印象深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清华的学生无所畏惧,请原谅我的措辞,但他们真的很有胆量。”这是我听到的对清华学生的最高评价,博士生就应该具备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更难的一层是要有勇气不断否定自己,有一种不断超越自己的精神。爱因斯坦说:“在真理的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嬉笑中垮台。”这句名言应该成为每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生的箴言。

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有赖于构建全方位的博士生教育体系

一流的博士生教育要有一流的教育理念,需要构建全方位的教育体系,把教育理念落实到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中。

在博士生选拔方面,不能简单按考分录取,而是要侧重评价学术志趣和创新潜力。知识结构固然重要,但学术志趣和创新潜力更关键,考分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学术潜质。清华大学在经过多年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于2016年开始全面实行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从原来的按照考试分数招收博士生转变为按科研创新能力、专业学术潜质招收,并给予院系、学科、导师更大的自主权。《清华大学“申请-审核”制实施办法》明晰了导师和院系在考核、遴选和推荐上的权力和职责,同时确定了规范的流程及监管要求。

在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确认方面,不能论资排辈,要更看重教师的学术活力及研究工作的前沿性。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教师,要让更多、更优秀的教师参与到博士生教育中来。清华大学从2009年开始探索将博士生导师评定权下放到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允许评聘一部分优秀副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学校在推进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明确教研系列助理教授可以独立指导博士生,让富有创造活力的青年教师指导优秀的青年学生,师生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在促进博士生交流方面,要努力突破学科领域的界限,注重搭建跨学科的平台。跨学科交流是激发博士生学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博士生要努力提升在交叉学科领域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清华大学于2014年创办了“微沙龙”平台,同学们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发布学术话题、寻觅学术伙伴。3年来,博士生参与和发起“微沙龙”12000多场,参与博士生达38000多人次。“微沙龙”促进了不同学科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激发了同学们的学术志趣。清华于2002年创办了博士生论坛,论坛由同学自己组织,师生共同参与。博士生论坛持续举办了500期,开展了18000多场学术报告,切实起到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学科交融、促进交流的作用。学校积极资助博士生到世界一流大学开展交流与合作研究,超过60%的博士生有海外访学经历。清华于2011年设立了发展中国家博士生项目,鼓励学生到发展中国家亲身体验和调研,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各类问题。

在博士学位评定方面,权力要进一步下放,学术判断应该由各领域的学者来负责。院系二级学术单位应该在评定博士论文水平上拥有更多的权力,也应担负更多的责任。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把学位论文的评审职责授权给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论文质量和学位评审过程主要由各学位分委员会进行把关,校学位委员会负责学位管理整体工作,负责制度建设和争议事项处理。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升是大学办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我们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博士生教育的战略性、引领性作用,面向世界、勇于进取,树立自信、保持特色,不断推动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迈向新的高度。

清华大学校长

2017年12月5日

丛书序二

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的博士生教育,肩负着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的重任,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

作为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清华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立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结合校内实际情况,不断推动博士生教育改革。为了提供适宜博士生成长的学术环境,我校一方面不断地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一方面大力推动培养模式创新探索。我校已多年运行一系列博士生培养专项基金和特色项目,激励博士生潜心学术、锐意创新,提升博士生的国际视野,倡导跨学科研究与交流,不断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

博士生是最具创造力的学术研究新生力量,思维活跃,求真求实。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进入本领域研究前沿,吸取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拓宽人类的认知边界,不断取得创新性成果。这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不仅是我校博士生研究工作前沿成果的体现,也是我校博士生学术精神传承和光大的体现。

这套丛书的每一篇论文均来自学校新近每年评选的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了鼓励创新,激励优秀的博士生脱颖而出,同时激励导师悉心指导,我校评选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已有20多年。评选出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代表了我校各学科最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为了传播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成果,更好地推动学术交流与学科建设,促进博士生未来发展和成长,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这些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悉心地为每位作者提供专业、细致的写作和出版指导,使这些博士论文以专著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促进了这些最新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快速广泛传播。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可以为国内外各相关领域或交叉领域的在读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为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转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感谢丛书作者的导师们。这些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从选题、研究到成文,离不开导师的精心指导。我校优秀的师生导学传统,成就了一项项优秀的研究成果,成就了一大批青年学者,也成就了清华的学术研究。感谢导师们为每篇论文精心撰写序言,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论文。

感谢丛书的作者们。他们优秀的学术成果,连同鲜活的思想、创新的精神、严谨的学风,都为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他们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对论文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完善,使之在具备科学性、前沿性的同时,更具系统性和可读性。

这套丛书涵盖清华众多学科,从论文的选题能够感受到作者们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社会发展问题、新兴产业创新等的研究热情,能够感受到作者们的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相信这些年轻作者们勇于承担学术创新重任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感染和带动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将论文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祝愿丛书的作者们、读者们和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同行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坚持梦想,百折不挠!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和造福人类的事业中不断创新,做新时代的引领者。

相信每一位读者在阅读这一本本学术著作的时候,在吸取学术创新成果、享受学术之美的同时,能够将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学术奉献精神传播和发扬出去。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2018年1月5日

本书序一 绘画的立场

欧洲是现代艺术的发源地。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生产方式的变化,也改变了艺术家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确切地讲是达盖尔摄影术的发明推动了绘画自身的革命。这样,从马奈开始,西方的现代主义绘画,放弃了再现性的三维写实手法,以发掘绘画的平面性特质为己任,发展出不同的流派,但这个进程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纯抽象顶峰时期却戛然而止。

当绘画回到了自身,也就意味着走进了自身的象牙塔,纯抽象的隐喻通向了无边界的宏大叙事。观众用耳朵看画,却难以在抽象的图式中寻找到与自己个人经验相呼应的共鸣,即便那些在相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图像学或色彩心理学也难以提供有关个体经验的阐释。这样,在西方架上绘画已经死亡或终结的各种断言中,欧洲的艺术家,特别是在“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画家,例如巴塞利兹、伊门多夫、基弗、里希特、吕佩尔茨等,用直率的绘画推出了具象的新表现主义艺术。他们的作品所关注的,不再像以往的那些现代主义画家那样只是绘画语言本身,题材也不再是一般的生活场景、花草或性感女人,而是直接面对社会和历史中的生存处境,从图像中解构抽离出形象,再进行符号建构,植入隐喻,传达画家对人性、对社会情景的认识和反思,其影响力延续至今。而以往的其他绘画流派,大都昙花一现,尚无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究其原因,是表现主义的绘画手法不像以法国为代表的绘画那样温文尔雅,艺术家要的就是直截了当,不拖泥带水,更重要的是在“二战”前就存在的,以贝克曼、珂勒惠支等为代表的表现主义观念和传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艺术必须介入社会。

在这个基础上,范晓楠博士选取了十位更新一代的欧洲艺术家进行研究,这些画家与我们同代,都出自美术学院。其实欧洲的美术教育也早已不再以造型训练为唯一的目标,绘画也不再是以表现准确性及再现性的光、色、形为己任。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在上一辈人开拓的绘画之路上继续探索,现实世界有着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范晓楠通过对他们绘画中所表达的主题、基本图式进行分析,归纳出这些画家在当代社会中的关注点,即身体、身份、面孔、疾病、战争以及政治等。这些关注点被转化为绘画题材,反映了欧洲当代年轻的画家们如何面对后工业时代的景观生态,如何运用图像来表达艺术家的人文关怀和批判意识。范晓楠的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样本,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这些画家们如何表达有关人性的真实,如何承担社会的责任。

显然,这些欧洲的新一代画家不提供审美,但提供与当代人生存经历相仿的视觉经验和图像隐喻,他们比发展中国家的人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了工业化进程中人性的脆弱,以及后工业时代人的社会生存困境。用绘画来表达艺术家个体的反思,首先就得冲破现代艺术的形式樊篱。因此,在以往的现代主义语境中,画家怎么画是最重要的,个人风格决定一切;而在当代,画什么则更重要了,艺术家的立场和选择来自他们的问题意识,绘画不能只提供所谓审美的精神安慰,而对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当然,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画家并没有放弃现代艺术的形式语言,但摒弃了形式是唯一的绘画标准,他们的形式语言游走在抽象与具象之间,但都只是他们传递思想的工具而已。

范晓楠的研究成果能够出版,想必能为我们当下的绘画教学和实践提供一个理性的思考空间和参考对象,应当向她致以谢意!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18年3月15日于北京

本书序二 透视景观社会的艺术景观

自从1967年法国著名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 1931—1994)出版《景观社会》(Société du spectacle)一书以来,“景观”和“景观社会”这两个概念便逐步深入人心,因为德波用“景观”这个词准确地定义了西方当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写道:“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种表象(representation)。”按照他的观点,摄影、电影、电视、影像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图像信息的密集传播,给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带来了巨大影响,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在这个一切都被拍摄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以影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这就是“景观社会”。要知道,当年德波写作《景观社会》一书的时候,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和互联网尚未出现。今天,当我们进入每人都有一部与互联网连接的拍照手机的时代,图像更是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德波所描述的被影像操控的“景观社会”现象则更加登峰造极。事实上,“景观”已经变成了被世人公认的社会文化现象。本人三次作为访问学者前去交流和研修的罗马第一大学文学与哲学学院艺术史系已于2010年将系名从“艺术史系”(Dipartimento di Storia dell'arte)改为“艺术史与景观系”(Dipartimento di Storia dell'arte e Spettacolo),并将专业范围扩展到视觉艺术、戏剧、电影、舞蹈、数字和音乐景观、文化遗产等领域。在罗马一些书店里专门有“艺术与景观”(Arte e Spettacolo)的分类标识,其中包括摄影、电影和音乐等类别的图书。

范晓楠的这部著作敏锐地抓住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时代特征,从“景观社会”的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洲当代绘画进行了深入研究。全书分为四章,前三章分别论述了欧洲当代绘画中三个最重要的主题——“疾病与死亡”“身份与身体”“记忆重构”——在艺术家作品中的呈现方式,最后一章分析了“景观社会中的绘画”的风格特征。作者选取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洲画坛上最具代表性的画家——荷兰的马琳·杜马斯,比利时的吕克·图伊曼斯和米歇尔·波利曼斯,挪威的拉斯·埃琳,罗马尼亚的艾德里安·格尼,波兰的威廉·萨斯纳尔,德国的丹尼尔·里希特和蒂姆·艾特尔,瑞士的安迪·丹泽尔和乌维·维特沃——及其创作作为样本,从思想观念、创作主题和艺术语言等方面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景观社会的绘画本质。

我们知道,spectacle一词源于拉丁文spectae和apecere,意思是“观看”和“被看”;在法语中,spectacle这个词的基本词义是“演出、表演和戏剧”;意大利语的spettacolo则有“表演、节目、戏剧、场面、景象和奇观”等含义;在英语中,spectacle一词除了“景观”之外,还有“场面、奇观、壮观、公开展示、表演、看头、表象和假象”等意思。由此可知,不管是哪一种语言,“景观”的同义词或近义词都包含有“表演和虚假”之意。德波将spectacle作为自己创立的社会批判新理论的关键词,这个概念揭示的是现代社会的新特质,即存在被颠倒为刻意的表象,表象取代了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人们的日常行为都成为被他人观看的对象。在景观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表演者,每个人又都是观众,表演者与观看者合二为一。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Je pense,donc je suis)在当代社会被替换成了“我秀故我在”(Je presente, donc je suis),表演成为生命的存在形式和生命存在的证明。

“景观社会”最大的弊端就是对历史和现实真相的遮蔽,然而,艺术家总是有探求世界和生命的真相的冲动。在浩如烟海的图像世界,西方当代画家像侦探一样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捕捉世界和生命的真实痕迹。

在人类生活中,“疾病与死亡”是最不可掩饰的客观真实,也是人们最关切的话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疾病和死亡”更容易触动人心了,因此,这类主题尤其受到西方当代画家的青睐。在范晓楠的这部著作中,对于这一主题的论述也放在了第一章,并且用了较大的篇幅加以深入探讨。疾病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然死亡固然令人心惊,它们也是画家们偏爱的绘画题材,而更令人震撼的并且更让画家们感兴趣的往往是非自然死亡。为此,范晓楠着重讨论了死亡与政治的关系,指出:“疾病与死亡的探讨成为这些艺术家对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诘问,政治、暴力对于媒体、种族、女性主义、后殖民等问题在艺术家们的作品中不断融入,以此来面对现实,叩问当下被限定的自由以及遍及我们生命的病态……这些绘画图像有别于景观社会生产的图像,艺术家利用疾病与死亡的隐喻,力图修复数码时代虚假的图像,他们直面并触碰疾病与死亡的根源,用视觉图像呈现对人类社会现实处境的深刻反思。”

“身份”话题由来已久,但这一话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变得异常突出,因此它也成为包括欧洲在内世界各国艺术家共同关注的艺术主题。除了性别、民族和种族等身份标签之外,在“景观社会”人们还随时转换各种角色,因此,范晓楠将当代人的身份称为“流动的身份”。在欧洲当代绘画中,“身体”也有着多种呈现方式,并且具有多重含义。通过局部和整体、正面和背面等多种描绘方式,身体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其各种隐晦的象征含义都得到了表达。范晓楠指出:“众多欧洲艺术家关注身份与身体的绘画主题,从种族、性别、民族和性等方面来界定身份、身体与人的关系。他们利用语言、符号、物体、环境等指涉身份的信息,以及肤色、肌肉、血液、肢体、衰老、疾病等身体物质性的特征,感知和认识世界。艺术家常常将身份与身体的指涉意涵重叠使用,反映一个社会关于公共行为约束、社会和经济职能、权力关系的观念。”

针对“景观社会”毁灭历史真相这一弊端,欧洲当代艺术家试图用绘画还原历史真相,重构历史记忆。对这一部分创作,范晓楠从“战争与记忆”“权力与观看”等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这样的观点:“欧洲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既是个体记忆的呈现,又共同构筑了集体记忆的图像框架。这些图像有别于大众传媒图像,它们是每个个体记忆的视觉外化,同时汇集成集体记忆的图像认同,通过绘画图像对抗媒体图像,呈现生命个体本真记忆,从而接近历史的真实建构。”

现成图像挪用是“景观社会”绘画的首要特征,欧洲当代画家再也无须对景写生了,图像取代自然成为绘画的直接对象。在绘画风格上,欧洲当代画家普遍采用了简化造型、单色画面、虚焦图像和多幅并置等手法,这些手法其实都是摄影和影像语言在当代绘画中的应用,也是图像时代的视觉经验在当代绘画中的反映。对欧洲当代绘画的这些特点,范晓楠在她的著作中都通过艺术家的具体作品给予了充分的阐释。

由于范晓楠具有绘画创作经验和艺术实践能力,因此本书不但有思辨性的理论阐释,而且有对绘画作品的充分、细致和生动的解读,这样的解读能让读者更真切、更透彻地理解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内在含义和价值。

这部著作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欧洲当代艺术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它从“景观社会”这样一个新颖而独特的视角对欧洲当代绘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我国艺术理论界加深对欧洲当代绘画的认识,而且会对我国当代艺术创作带来有益的启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年3月26日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