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多重隐喻

人类所患的疾病多种多样。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人类社会不断衍生出各种各样新型的疾病，这些疾病来势凶猛且多是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的传染性疾病，由此，疾病的隐喻范围及内涵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深化。癌症、结核病、梅毒、流感、艾滋病、瘟疫等病种是以往疾病隐喻中常常涉及的病症。人们利用病症的患病原因、患病人群、发病症状、病情的严重程度等，将疾病逐渐演化成各种隐喻的类型，对应着不同时期人类心理的、审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重方面。

对于疾病的隐喻，图伊曼斯有着深刻的洞察。1991年他创作了一幅名为《沉默》（图1-1）的画，是他最早关涉疾病主题创作的作品。《沉默》画面中仅有一个小孩儿的头部，图伊曼斯利用简约的笔触和去人格化的手法，使人们不清楚画面中的头是一个真实的孩子还是一个洋娃娃。如果是洋娃娃，那么它是不是前一年作品《身体》（图1-2）的延续。《沉默》扁平的头沉入画面中，它没有身体，而不是脱离了身体，整幅画面是它唯一的身体。其五官突出，橙色和黄绿色刻画了紧闭的双眼，那些涂色暗示着身患的病症，隐藏着更大的内部痛苦。《沉默》是图伊曼斯将病理运用于绘画中的早期作品，在后期的《诊断试图》中我们看到了他更深入的探索。《沉默》是画家的宣言：“图片，如果它们有效果，必须有巨大的沉默的力度，填满的或是空虚的沉默。”⁽⁴⁾图伊曼斯对于沉默含义的强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画面应有的色调。然而绘画只能逐渐接近沉默，只有死亡才可能达到绝对的沉默。

图伊曼斯在1992年的系列作品《诊断视图》中，将疾病的隐喻集中呈现，这一系列作品共十幅，其参照的图片资料来源是医疗诊断手册中的诊断照片。这一系列作品的前半部分主要描绘的是被剪切后的患者头部的特写，后半部分描绘的是身体病变的部位，最后逐渐转向了抽象的呈现。这一系列作品刻画的都是在医学照明灯下的强烈视觉效果，面对身体的病症，使观者不由得考问自身病症由何而来，我们是否也患有疾病。《诊断视图》的画面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其力量源自图伊曼斯选择性地将医学照片当作绘画媒介加以再现，医学照片在拍摄时并没有顾及患者的心理状态，而图伊曼斯却洞察到了图像中潜在的隐喻，并将艺术家个人情感融入画面，使《诊断视图》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紧张。

《诊断试图Ⅱ》（图1-6）中，作品参照的原图像是一个患有癌症的中年男子的头部照片，强烈的光照和头部后的深黑色投影，增强了画面的紧张感。患者的目光呈现出全神贯注的内部状态，这与冷漠而无知觉的外部特征形成强烈对照，破坏了任何疾病的直接呈现。图伊曼斯运用水平的笔触，回避了形成肉体和解剖的真实形体，增强了画面中麻木与冷漠的情感。《诊断视图Ⅴ》（图1-9）中，医用照明灯的光依然刺眼，女青年的脸部苍白而无血色，图伊曼斯同样采用了极度压制的横向笔触，整幅画面都是冰冷惨淡的色调，唯独连通眼睛、耳朵和嘴唇的流体通道运用了似有体温的粉红色。

《诊断视图Ⅶ》（图1-11）是患有乳腺癌的单个乳房的局部特写，我们可以看到乳房上病变且溃烂的部位清晰可辨。而局部的特写立刻会让我们联想到恶性肿瘤被切割的结局，似乎这个乳房已经脱离了身体，那巨大而肿胀的形态充满整个画面，沉重与潜在的伤痛深触观者的内心。《诊断视图Ⅷ》（图1-12）参照的是身体腿部长满湿疹的照片，横向的笔触仍然是表现症状皮肤的手段，感染的皮肤与健康的皮肤之间模糊难辨，观者无法辨别具体的感染部位，灰紫色的调子由内而外与肢体诡异的外轮廓曲线并置，诊断的结果似乎已不再是湿疹那么简单。《诊断视图Ⅹ》（图1-14）是皮肤癌的肿瘤特写，深棕色的肿瘤四周沾满黏稠的黄色液体，肉粉色背景使我们无法确定肿瘤是否从人体内切除。画面右上角清晰可辨一个小小的数字“10”，使数字与肿瘤发生了直接的关联，这是第10颗肿瘤吗？还是代表病变的严重程度，或是肿瘤的种类代码？似乎这些都已不重要，肿瘤的任何信息最终都将指向死亡。

在图伊曼斯的上述绘画中，我们看到很多幅作品都关涉癌症疾病，为何要将癌症的指涉引入作品？我们可以从癌症的病理及隐喻意义上加以考察。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是一种未发泄出来的、能量不断积聚导致的疾病。在这个创造性好似无所限制的时代，人们担心自己缺乏足够的能量。在这个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破坏性的过度生产，以及官僚体制日益强化对个体的控制的时代，既存在着一种对巨大能量的恐惧，又存在着一种能量受抑制，不允许被发泄的焦虑。作为隐喻，癌症与死亡紧密相连。⁽⁵⁾图伊曼斯抓住了癌症的隐喻特征，运用暗淡的色调和局部的特写，表达艺术家对人类身体及现代社会现实境遇的深切关怀。

没有比赋予疾病以道德方面的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任何一种医治无效且病因不明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艾滋病的隐喻与癌症有别，艾滋病被认为是反常的性行为的放纵。艾滋病无药可治，只能用缓和药物来苟延残喘。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面对这些无法治愈的疾病，人们对邪恶的恐惧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赋予如此多的指涉意义并影射到世界上。⁽⁶⁾

图伊曼斯的作品同样关涉了艾滋病与肺病，《血迹》（图1-15）展现了显微镜下放大的血液细胞，浮动的抽象画面为观者带来不寒而栗的指示对象。这幅画是图伊曼斯《诊断视图》作品的延续，画面呈现了自相矛盾的特征：亲密与疏离并存。他利用变焦的镜头，把具象的对象转化成抽象的事物，血液变成渗透的图案。这血迹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患病的血液，这就解释了它为什么被显微镜检查。当有人问图伊曼斯，这血液是否暗指艾滋病时，他予以否认，却默许了“有可能是一些潜意识的关系”⁽⁷⁾。 《肺》（图1-16）画面描绘的是人类左肺的纵隔表面，肺的内壁包含心脏，这样的解剖视角经常是病理学的审视方式。作品中心的椭圆形代表着切片的支气管，它的上方是肺动脉，下方是静脉。这幅作品依然突破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透视理论，作品参照的原图像是两张相同的图像稍有偏差的叠加。图伊曼斯采用了对比强烈的红色与绿色进行描绘，造成了画面的三维立体假象，似乎观者必须佩戴红绿色眼镜才能将其解码。画家描绘的似乎并非一个真实的肺，《肺》仅作为图像存在，这正是图伊曼斯改变绘画与真实指向关系的惯用手法。图伊曼斯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吸烟成瘾者，吸烟对人体的伤害直接指向肺部，而画面中的黑色与灰色成为肺部病症的潜在隐喻。

在马琳·杜马斯的大量作品中，对于疾病的关注与刻画屡见不鲜，这些作品蕴含着艺术家对于人类所处困境的深刻体察。《白化病》（图1-17）、《白化病》（图1-19）、《黄化病》（图1-21）、《画家》（图1-22）等作品中，杜马斯通过不同视角及表现方法，力图呈现作为疾病隐喻的视觉表达。

《白化病》（图1-17）参考的原始照片是一张病人病情演变照片的明信片（图1-18）。生病的老年人，惨白色的面部渗出橘红的斑驳痕迹，黑红色的嘴唇像干枯的血液，稀疏而发黄的头发更显示了病情的严重程度，似乎这个人已经病入膏肓，不久将离开人世。《白化病》（图1-19）是1986年的作品，明明是黑人，却得了白化病。面对这种矛盾和冲突，杜马斯显然不是在单纯地表现疾病本身。作为一个生于南非的白人，种族问题是她无法回避且深感痛苦的现实。通过疾病的隐喻，使白人与黑人的矛盾冲突触目惊心。⁽⁸⁾ 《伤心的罗密》（图1-20）中的女人并非仅仅是伤心，她那黄褐色的面部和黄绿色的上额，污迹般流淌的浑浊颜料，似乎显现着肌肤的溃烂。青黑而模糊的眼睛，面无表情且呆若木鸡的神情，是某种重病的症状表现。人物的侧面肖像几乎达到了构图的极限，头顶已冲出画面，头发大部分被切割，下颌抵住画面下方边缘，五官被挤压在右下角的部位，独特的构图使伤心与绝望的情感溢出画面。

《黄化病》（图1-21）是一种缺铁性贫血病，人体内制造血红蛋白的铁缺失导致红细胞无法生成，从而引起贫血。这是一种常见病，普遍发生于世界各地、各民族和年龄段。患有缺铁性贫血的人，面部会显现为一种特殊的绿色苍白。杜马斯利用水彩的流淌及飞白等特殊效果，刻画了24张并列的头部特写拼贴组画。每个人物的表情细致入微，似乎汇集了整个人类的痛苦与忧伤。近乎单色的画面微微透出浅黄、浅绿与浅紫色，人物内心中渴望与失落的复杂情绪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画家》（图1-22）具有原始经验的寓言性，一个触目惊心的小孩裸体站像，右手沾满红色，左手是深蓝色和红色的混合。她的肚子上涂抹着冰冷的浅蓝色，一条深蓝色的线从肚脐连向耻骨。沾满颜色的双手似乎得了传染性疾病，双手已经溃烂，而浅蓝色的肚子和苍白的脸预示着病症的严重程度。这小女孩是杜马斯的女儿，细致入微的刻画展现了母亲与女儿的亲密联系。孩子的面部表情传递出一种陌生的冷漠，过大的颅骨和黄灰色污迹的头发传递着复杂的信息：明明是一个小孩却好像老了，有些敌意又易受到伤害。画家运用稀薄的颜料和未擦除的铅笔线条，使画面传递出一种轻飘的感觉。通过作品参照的原始照片，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信息。原照片是杜马斯的女儿在室外草地上玩耍的照片（图1-23），一个欢乐的棕色皮肤的女孩，颜料沾满孩子的身体。孩子身后是一个儿童游泳池，显然这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孩子在室外玩耍手指画时短暂休息时的照片。而在杜马斯的作品中，却回避了这些人们熟悉的形象和环境。杜马斯将孩子脱离了原始的背景，同时置入了更多主观的情绪，将孩子放大到一个可怕的比例，孩子站立的姿势突然具有了挑衅性，她的眼中传递出无法理解的怒目而视。孩子的身份由此发生了改变，这是个孩子还是画家本人，可能两者都是，又可能都不是。作品的题目是《The painter》，既有画家之意又有识破诡计之意。题目隐含了作品中要传递的更多信息。

《玛莎——西格蒙德的妻子》（图1-24）参考的照片是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妻子的照片，照片刊登在《时代》杂志上（图1-25）。杜马斯在她的作品中，将玛莎的嘴唇几乎模糊掉了，并将人物的半个额头和鼻子涂成鲜红色。这样，画面便呈现出一种悲喜剧性效果。在一半黑青、一半血红的面部上进行这样强烈的对比尝试，无疑是内在情绪矛盾冲突的直接呈现。这种压抑的情绪导致人的身体健康出现了外部表现。漆黑的背景和几乎隐没的衣服，使中黄色的眼睛和苍白的面部异常清晰。

在年轻的罗马尼亚画家艾德里安·格尼的作品中，面部病症的形象大量涌现，这些人物无论男女都像得了象皮病一样。面部几乎被毁容，人物像被剥了皮，惨烈的伤痛充溢于画面。《无题》（图1-30）刻画了希特勒的形象。而《甜饼战的室内》（图1-28）中那个女性形象就是希特勒的妻子爱娃·布劳恩。在《达尔文肖像》（图1-29）中，达尔文的面部被诋毁，作为人类进化论的发明者，他的理论被人类运用于种族灭绝和屠杀中。画家的《自画像3》（图1-26）也被血红的颜色刮涂，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格尼将各种人物面部销毁与重塑，赋予了人类战争及罪恶的隐喻。无疑，格尼必然受到了英国画家培根的影响，培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图像来源，大多参考的是“二战”后毁容的老兵面部照片。格尼虽然利用的是甜饼战的图像，但作品的隐喻也指向了人类的战争和历史文明演进中的罪恶。

疾病的隐喻在欧洲画家作品中涌现并非巧合。面对历史与现实，艺术家希望通过绘画表达个人对社会的态度，而作为视觉图像的绘画，其需要利用更多的艺术语言来呈现，于是人类各种疾病的外部特征和病变状况，被艺术家发现并利用。通过各种绘画技法将更多的隐喻意义赋予作品中。通过作品，艺术家力图去揭示我们对死亡的回避态度，揭示我们文化中潜藏的缺陷，揭示发达工业社会发展演进中的无力，揭示我们情感中的焦虑，揭示我们对虚假增长问题的无视，更揭示我们对历史进程中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