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在改革开放中经历的四大机构

我的经济学学习经历与工作经历，基本上是在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原国务院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清华大学这四大机构中度过的，它们都是我的经济学生涯的“圣地”，都给我带来了终生难忘的幸福人生，使我回味无限，对它们的不断回忆，实际上也是我精神享受与愉悦的重要内容。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况就更甚。

在西北大学学习与工作的7年。我在西北大学经济系先是读了一年多的本科，然后在1979年秋季提前考取了研究生，1982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西北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84年秋季因为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而离开西北大学，前后在西北大学一共学习和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我首先按照学习的要求认真而系统地研读了《资本论》，甚至研读到了连某些重点段落和重点句子都能熟背的程度。当然，这个时期也开始大量阅读当时引进的西方经济学的原著。这段时间我虽然是以学习为主，但也开始思考经济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写了一些在现在看来并不是很成熟的小论文，这些论文有些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几十年，根本找不到了，现在还能找到的有：1980年在《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的《试谈按比例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实现形式》，1983年在《西北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的《多劳多得要顾及国家利益和左邻右舍》，1983年在《赣江经济》第11期上发表的《如何处理农村生产队内部的土地级差收益》，1984年在《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上发表的《略论乡镇工业的作用》，1984年在《陕西金融》第3期上发表的《民间借贷——农村金融活动中的一个新问题》，1984年在《经济与管理》第6期上发表的《略论工业企业的招标投标式承包责任制》，1984年在《农业经营管理》第4期上发表的《我国农业水利发展战略初探》。在西北大学的这段时间还协助何炼成教授完成了《价值学说史》一书，全书40余万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本书将劳动价值论作为唯一的科学，并以此来分析人类历史上的相关思想，因而这本书在现在来看，虽然其资料丰富，分析线索也很清晰，尤其是提出了对这些思想家的流派重新划分的标准，但该书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价值思想的批评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所以这本书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总之，我在西北大学期间，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并没有开始，所以研究工作只能停留在一些基本的经济范畴上，只能停留在一些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小问题上，因而还很难说自己已进入真正的经济学研究之中。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与工作的12年。我于1984年秋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卫兴华教授的博士生，师从卫兴华先生。1987年博士毕业之后留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先是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后来又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到1996年6月离开中国人民大学，一共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与工作了12年时间。这段时间是我在学术生涯上获得很大成绩的12年，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与论著。这段时间我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当然在有的刊物上曾发表过多篇论文，这些刊物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中国工业经济研究》《财贸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管理世界》《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财经报》《金融时报》《光明日报》《中国企业报》《求是》《工人日报》《经济参考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学术研究》《上海社会科学》《上海经济研究》《学术月刊》《学术论坛》《宏观经济管理》《金融研究》《财经科学》《社会科学战线》《北京社会科学》《北京日报》《天津社会科学》《江海学刊》《经济学家》《开发研究》《学习与实践》《经济问题》《改革与战略》《广州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学术论丛》《学术界》《东岳论丛》《云南社会科学》《中州学刊》《求索》《湖南社会科学》《天府论坛》《社会科学》《经济问题研究》《探索》《高校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现代企业导刊》《中央财经学院学报》《福建论坛》《江汉论坛》《湖北社会科学》《云南财贸学院学报》《改革与理论》《理论探讨》《争鸣》《学习与探索》《投资管理与研究》《体制改革探索》《经济纵横》《长白学刊》《贵州财经学院学报》《经济与社会发展》《河北财经学院学报》《新疆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人文杂志》《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学刊》《经济问题探索》《改革》《经济论坛》《企业经济》《商业经济论坛》《社会科学辑刊》《消费经济》《河南财经学院学报》《贵州社会科学》《生产力研究》《当代经济科学》《中国金融》《甘肃社会科学》《中国国情国力》《理论界》《山东经济》《人民论坛》《党校论坛》《浙江学刊》《江苏社会科学》《兰州学刊》《经济与社会发展》《商业经济研究》《中国企业家》《重庆社会科学》，等等。《经济学家》1997年1期发表的《变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社会报刊文献统计分析》一文，对中国经济学家自1979—1995年的论文发表状况进行了分析。根据分析，我在这一时期的高产经济学家中排名为第四，在这一时期的高摘用率经济学家中排名为第八。因此，中国人民大学的12年，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12年。人大给了我很大的荣誉：1988年，也就是博士刚毕业的第二年，破格提拔为副教授；三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又破格提拔为教授；同时在人大期间，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图书一等奖等全国性大奖，并被评为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因此，在人大繁忙但却心情舒畅的12年，将永远值得怀念。

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3年。我是1996年6月正式调入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但我实际上在1996年年初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了，所以如果从1996年年初算起，到1998年12月我因为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正式撤销而离开，我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实际上工作了3年时间。我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任科研所所长，该所是一个拥有几十个研究人员的强大研究机构，因而这段时间我不仅自己作研究，而且主要从事科研领导工作。根据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的需要，在这3年中我所领导的科研所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三大问题：关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关于资产重组和资本经营问题。有关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先后陆续出版，对当时相关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及理论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在当时的政府研究机构中，是较有影响的一个研究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3年，使我对于国有经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从实践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而是对我的学术生涯有着重要影响的3年。

进入清华后的岁月。我实际上是1999年1月正式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作的，到我写这本书的2018年，在清华已度过了19年。清华大学成为我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我调入清华的时候，曾希望不要让我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同时也别再过多地约束我，我校外的事情比较多。学院很体谅我。除了担任过8年的战略系主任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这类业务性职位外，确实没有让我参与行政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没有限制我在校外的活动。我很感激学院。我在清华的教学工作分两类：一类是学位教育，主要给研究生及各类MBA包括EMBA上课，主要开设了两门课，一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创新，涉及市场经济改革、财产制度改革、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等内容；另一门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当于企业经济学的内容，涉及企业制度问题、企业战略问题、企业文化问题、企业定位问题、企业哲学问题等。另一类是非学位教育，即对企业界及政府界进行非学位的非系统性经济学教育，在这类教育形式中我重点分析了中国改革及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例如，1999年讲授如何启动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讲授如何防止经济过热问题，2006年讲授关于流动性过剩问题，2008年讲授如何保增长的问题，2013年讲中国经济新常态，2017年讲防范金融风险问题，等等。根据研究为教学服务的原则，我在清华的研究工作也就基本上按照上述的教学需要而进行，完成了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几本专著，以及企业经济学的有关专著，并对不同时期的改革与发展的热点问题，形成了自己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有关刊物上。在非学位教育中，因为学员大部分来自企业经营的第一线，因而经常会有新的问题提出，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我的基本做法是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课堂上同学员讨论，在讨论中加以深化和提升，成熟之后才拿去发表。因而，将不成熟的东西与学员共同讨论，而将成熟的东西在杂志上发表，成了我研究工作的重要特点。教学相长是推动科研与教学工作的重要举措，我们不能总将自己放在比学生“英明”的位子上，而是要注重倾听来自一线的声音，不断推动自身的学术提升。进入清华之后，既是我一生中教学工作做得最多的时期，也是我的研究成果发表最多的时期。我想，在有生之年，还应该能再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吧！当然，这里要感谢学院历任领导与同人们的帮助，给了我不少荣誉，例如实行责任教授制度时评我为责任教授，实行讲席教授制度时评我为“同方讲席教授”，而且有幸获得了清华大奖——“良师益友奖”，我确实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