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坏人，就没有好律师

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曾言：“没有坏人，就没有好律师。”意思是，不要以为只有为无辜的人辩护的才是好律师。即使是巨奸大恶，也应当有自己的辩护人。

不过，历史上，民众谴责辩护律师为声名狼藉的人做辩护的事例并不鲜见。例如1902年，英国著名律师马歇尔·霍尔出庭辩护，他的当事人居住在曼彻斯特，因允许妓女聚集在他的喜剧院拉客卖淫而遭起诉。一位牧师谴责马歇尔·霍尔说：“喜剧院发生的那桩案子是曼彻斯特有史以来最可耻的案件之一，而作为在南港这样一个宗教故乡出生的议会成员，马歇尔·霍尔居然为那个人出庭辩护，连我们也为此感到害臊。”马歇尔·霍尔曾云：“律师就是社会的公仆，就像任何人都可以请大夫为遭受病痛折磨的病人施行手术一样，律师也可以接受任何人的请求。”这种对辩护律师的敌意同样发生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当时“德国人走遍各地搜罗他们想要的律师，包括纳粹分子。辩护律师是有报酬的，法庭还授予其特权。无偿地为他们提供秘书、速记和翻译方面的服务，以及办公室。他们同自己的当事人在一起的时间实际上不受限制。他们可以接触检方手中的一切文件。”这与温斯顿·丘吉尔等人期望的抓到之后立即枪决相比，虽然靡费了不少钱财、人力和时间，却代表了高度的文明的素质。

网民口诛笔伐围攻为“涉黑”案件作辩护的赵长青教授（被责骂的不只赵长青教授一人，“农民工律师”周立太也被骂得灰头土脸），让人重新想起辩护历史上这些往事。

网上对赵长青教授担当辩护人的指责，大意是，赵长青教授长期执教，培养了许多弟子，这些弟子在司法机关工作，赵教授担任辩护人，他们敢不言听计从？这样赵教授就取得了左右司法的能力，非痛斥不足以平民愤。

其实，法学教授担任辩护人并无不妥。国外也不乏其例，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就是有名的擅长辩护的著名律师。在我国，法学教授从事某一法学学科研究和教学，学有专精，从事辩护工作，对于加强辩护一方的防卫能力，具有优势。特别是，知名法学教授的学识和在法律界的影响力，使其辩护意见更容易受到法院重视，得到法官耐心、细心、诚心的倾听，不正可以偶尔扭转一下“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的司法陋习？特别是对于重庆大规模扫黑，法学教授挺身辩护，对防止扫黑扩大化不是有振聋发聩作用？我们对待法学教授作为辩护人，应当弹冠相庆才是。

的确，知名法学教授桃李满天下，司法官员中也不乏其授业弟子，但要说其具有左右司法的能力，却未免夸张过甚。法学教授不掌握公权力，并不具备左右司法的能力，毕竟司法裁判权是由法院行使的，经过领导把关、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要是能被法学教授操纵，也未免太高估法学教授的能量，贬低国家权力的刚性。退一步讲，假如法院以及承审案件的法官真的被法学教授操纵，那也只能说这样的法院和法官不具有审理案件的资质，怎能让法学教授承担其咎？实际上，法学者的专业意识中，毕竟比一般人有更多一点公正观念，他们中大多数爱惜羽毛，是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妨碍司法公正的。他们以辩护人身份在法庭上公开辩护，其辩护意见完全摊开在阳光之下接受公众检验。对于一个法学教授的辩护意见，人们更应该关注他的辩护意见对还是不对。如果辩得对，法院不采纳，我们应当声援法学教授；辩得不对，法官缺乏明辨照单全收，我们可以批评司法。对于法学教授可能干预司法，却不该无端猜测，捕风捉影，过甚其词。

值得玩味的是，网民一方面高呼要警惕法学教授左右司法；另一方面却以自己的声势试图左右司法，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矛盾现象。

网民对辩护人赵长青教授进行辱骂，暴露出网络民意缺乏理性甚至反理性的一面。这提醒我们，民意有好的一面，如疾恶如仇，使司法恶行被痛加揭露和批判，从而促进司法的改进。但民意有时表现出盲目、冲动和反理性的特征，司法盲从于民意，容易失去司法的公正，造成正义的颠覆。司法审判应当尊重事实、证据并只服从于法律，不应当为民意所左右。同样，辩护人应当挺起腰杆，站稳脚跟，依法进行辩护，只要坚持公理与正义，就不怕被不理性的民意击垮。

从网民围攻赵长青教授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法治基础尚显薄弱，民众对辩护制度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大误区，赵长青教授面对汹涌而来的网络攻击，不禁叹息：“我遭网络炮轰，是普法的失败——人们对律师的工作性质仍缺乏了解。”这话说得沉重，但还没有入骨。实际上，官方的普法一直存在一个缺憾，那就是只重视法律内容的通俗介绍，对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普及现代法治观念却没有下大功夫，收效也颇有限。赵长青教授和“农民工律师”周立太被网民辱骂，是一个指标性事件，它警示我们：民众的法治基础还很薄弱，我们的社会通向法治的征途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