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制度创新

我们已经在八所大学中了解了生物、化学、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四个领域的发展。这八所大学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大学，有的与企业存在长期的关系，有的是与私营企业新建立关系的。1986—1988年，我们采访了100位来自大学的教师、管理者和学生。本文的作者之一曾经是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观察员，参与了与民营工业企业建立联系的过程。在过去的十年中，另一位作者通过研究100所大学和公司之间建立的联系，发现了这些改变[2]。

3.1 咨询：传统的连接

由大学老师开创的私营企业起源于成功的咨询实践的延伸。当这项实践对于个别老师来说太大，而不能作为一项兼职活动时，他们可能辞去学术职位，将这项工作扩大为一项全职工作，或是继续做兼职工作。另一种选择是维持教授职位，继续兼职顾问工作，但雇佣其他人去完成额外的工作。

作为一项频率被限定为一周一天的正式的学术活动，咨询已经变得相当普遍了；关于这一规定是适用于五天的工作周还是适用于七天的日历周，也存在着分歧。由加利福尼亚州的五所大学做的一项研究发现，科学和工程学科内，80%的老师都在校外机构提供咨询服务，35%的受访者表明，他们的固定性收入来自于这项工作[3]。

20世纪20年代，咨询成为了争论的话题。麻省理工学院曾试图废除咨询。然而，即使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工资来弥补所缺失的外部收入，这项措施仍没有取得成功。提供建议、在大学实验室测试材料、在公司网站解决问题等活动已经成为工程学科老师工作的一部分了，同时，这也证明了他们的学术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一些优秀的教师认为，通过咨询服务与产业界取得联系，这一活动对他们的研究和教学至关重要。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很快就解除了这条禁令[4]。

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一些咨询企业，这些企业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和以前的学生建立的。ADL（the Arthur D. Little Company）就是这些公司中的一个，它成立于1886年，位于麻省理工学院附近，并雇佣了学院里的几十名教师。多年来，教师们作为该公司的兼职顾问，得到了少量的学术经费。几年来，不为别家公司做咨询工作是这些教师被雇佣的条件之一。通常，教师们不断鼓励他们最有天赋的学生考虑毕业后留在ADL工作[5]。

ADL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自1912年起，这两个组织内含有彼此的成员。1893年—1916年，利特尔（Little）到麻省理工学院造纸学院讲课，并任职于化学系与化学工程学院的访问委员会部门。1900—1905年，作为一名学术家和实业家，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是公司的主要人物。与此同时，他也是当代学术科学的领航人。在这些年里，他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贡献给了学院和公司。1904年，他在公司工作的同时也在学院教学。1908年，他回到学校从事全职的工作，并成为学院应用化学实验室的主任。后来他曾和阿韦弗雷德·诺伊斯（Alfred Noyes）就办学方向问题产生了争论，当他的意见被认可后，他更加确信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实践方面的经验。而诺伊斯则希望学院专注于纯粹的研究。

ADL公司在化学流程技术中的创新——单元操作理念，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的一个基础学位课程；它是从化学和土木工程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劝说学院将产业实习引进到学科教程中来的过程中，利特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而确保了未来的化学工程师能够获得大型化工生产的第一手的资料。该公司为了使其总部靠近学校，跟随麻省理工学院购置土地，并确定最终的选址。1935年，利特尔去世时，学院继承了大部分公司的股票，直到1953年，这些股票才被公司购回，并成为公司员工分享利润的信托。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系教师保持了他们的咨询实践与产业之间的关系，这些教师曾在21世纪初受雇于产业企业。他们是学院下一批从事咨询的教授的领航人。

甚至在ADL公司形成之前，大学教师们，如耶鲁大学的化学教授——年长的和年轻的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就已经拥有了作为顾问所需的广泛的实践经验。年长的西利曼因其顾问费用而感到自豪，这可以作为其高水平的专业素养的证明：他不认为这只是作为一项其他职业薪水的经济补充。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地理知识的化学家，两位西利曼非常需要测试矿藏，从而评估其对未来投资者的价值。有时他们会得到所在公司的财务分红。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公共讲座给他们带来了与潜在客户接触的机会。两位西利曼的这些活动引起了科学界同事们的关注，同时也招来了批评。

因为布什曾参与美国雷神公司（the Raytheon company）的创建，所以21世纪出现的，由学者参与创立的产业生产企业传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作为20世纪2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教师，布什追随他的导师杜加德·杰克逊（Dugald Jackson，电气工程教授），开展了一项私人咨询实践。通过这些与产业间的联系，他指导学生注意研究实际问题的项目，而他也获得了大量的关于商业实践的知识。在一个特定的公司工作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一个员工在自己工作时间所做的发明。由于他们相信发明的价值并对公司领导人认识不到技术的重要性而感到不满，布什和他的一些同事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来开发和销售他们的发明。这一尝试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未来的科学家参与组建公司的一种模式。然而，直到最近，除了在名牌大学（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出现了传统的创业外，成立一个从事生产的分公司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由教师成立的公司迅猛发展，公司的目标急剧扩张，并且超过咨询范围的这些目标也变得非常重要了。

3.2 大学老师创建的私营企业

20世纪80年代初，基因泰克（Genentech）公司是由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化学系的赫伯特·波伊尔（Herbert Boyer）教授和一个与帕金斯风险投资公司关系密切的风险资本家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共同建立的。在成为一个科学家之前，波伊尔教授曾对经商很感兴趣。70年代早期，他认识到了生物技术潜在的商业价值。在遇见斯旺森先生之前，波伊尔已经在他感兴趣的商业界中做了一些努力。斯旺森先生在新技术的商业价值方面与他有相同的观点。基因泰克公司在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之前，很多早期的实验是在与大学签订合同的前提下在大学实验室进行的。事实上，它的初始项目，即替代胰岛素，是建立在一个最初在大学支持下提交给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提案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该提案的风险太大，而且不太可能在预计的时间内成功完成，所以这个提案被拒绝了。

基因泰克公司之所以会吸引高校或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的员工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为其研究寻找资金支持的责任。一旦选择的研究问题和公司未来的盈利相一致时，公司就会遵循传统的学术规范。这个事实对学术科学家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由于许多有趣的研究课题似乎也有潜在的利益，所以这一限制似乎并不重要。在核心的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被看作是公司商业目标和作者名誉的再造。在新的生物产业，一个重大的发现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

基因泰克公司的科学和商业实践一体化为很多高校老师的学术事业提供了很好的选择机会。它成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其他新兴企业的模型。一位曾经开过公司的老师回忆道：

1979年，它并不是很流行。但是基因泰克公司的成功建立改变了这一趋势。科学家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在这些小公司工作，也可以发表论文，还可以在大学中工作，也可以成为博士后。一项工业研究计划的问题可能是让你今天设计咖啡杯，明天设计笔。但事实上，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你可能成为表达某种特定蛋白质的专家……我认为这种工作上的连贯是你在某一科学研究层面达到成功的关键。

除了可以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职业外，基因泰克公司对学术界最大的影响就是，第一天在华尔街股票交易市场交易时，其股票的价值大幅提升。这让大学教师和管理者思考DNA重组的经济可能性。基因泰克公司为分子生物学领域内的公司的创建提供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由通过研究来寻求利益的教师和为自己的大学谋求利益的管理者创建的。

然而，除了“赠地大学”和与农业有关系的大学外，只有极少数的院校已经为在科学研究和商业建立联系方面做出了实际行动。19世纪早期，美国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将科学原理引入农业实践中的运动，在那个时期得到了很多的支持。1817年，为了系统地进行研究并提高农耕水平，农民说服了康涅狄格州的政府，建立了一个实验站。甚至在其他国家随后颁布土地转让法案之前，这些都是现在所谓的“区域研究与发展”和“技术转移”单位的先驱。联邦政府决定支持本国主要产业——农业的教育及研究，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赠地法案（the Morrill Land Grant Act）使研究承担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责任。

因此，在研发中，联邦政府的作用就是将研发成果应用到农业中去。农业部门与政府一起，对在美国各地大学的农业研究中心实施的关于如何提高区域作物产量以及相关基础的研究，提供了支持。除了战时紧急情况和国防相关产业之外，19世纪的农业支持政策的研究并没有转移到主导产业方面，直到20世纪，主导产业才开始占据主要地位。19世纪，科学家和农民群体曾迫使联邦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支持研究，现今，即使企业没有采取集聚策略，在过去十年里，也没有出现类似于以前的运动。但是，很多产业企业的规模允许他们来支持自己的研究。同时，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成功地游说联邦政府使自身得到了财政补贴来支持自身的联合研究中心（SEMATECH和MCC）。然而，这样的津贴仍然被看作是特殊情况，不是一般的政策。事实上，官方政策要求工业行业唯一的责任就是产业研究。政府的干预会错误地选择赢家，违背了市场原则。面对来自直接产业政策中的中央政府的禁令时，州政府会根据他们在大学的研究计划来采取行动[6]。

一部分的大学教师基于他们的科研工作，创建了公司。之前，只有少数的学院的教师会这么做，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学院的教师也开始效仿这一行为。

州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地方产业的经济条件，除了传统的税收和土地优惠政策外，政府还实施科技强国政策来鼓励科技型企业的创建和发展。至少已经有40个州建立专门的机构为研究提供支持，并通过地方高校来支持“技术转移”[7]。

许多大学把募集资金支持研究和学生教育作为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因为资金短缺，所以要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大学研究的潜在经济价值更加明显，同时大学的受限条件更加有形化。和以前相比，大学和私营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1979年，企业给学校的研究费用占学校科研总费用的3%。1990年，达到了6%。在过去的十年里，100多所大学的研究报告和企业有关。所有的科学领域和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些联系，而农业、工程、医药学校和企业的联系更紧密一些。相对于生物化学，数学和物理专业与企业的联系就少了一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