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与国防双重视域中的文化城建设

袁良早年曾留学日本，对日本的现代城市建设有真切的体验，回国后于1933年6月接任北平市长，当时正值中国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不久，华北局势依然紧张，北平处于日军的军事威胁之下。鉴于北平局势的新变，袁良所领导的北平政府依然开出了建设文化城市的药方，“九一八以后，本市更一变而为国防前线，地位之重要，十倍于曩昔，自应加意积极进行，冀以建设力量，造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使国际方面共同注意，寓国防于市政之中。”袁良在一次公开谈话中也表示：“我们的国家危急到这种地步，必要得到国际的许多方面的同情，才可希望有几微的助力，不然可就不容易了。我们今后发展文化区、建筑文化区是唯一的责任。”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北平文化旅游中心建设是为了吸引游客，是出于繁荣地方经济的现实考虑，那么在外军压境之下的北平文化城建设则体现了北平政府欲以构建北平历史文化城市的国际声誉来抵抗军事破坏的努力，对北平的文化之维更加重视。因此，北平政府在《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中强调：“九一八事变以后之北平，已成为国防重镇，在今日不言北平之国防建设，而倡游览区之议，似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但一考游览区建设之意义，实与国防建设互相为用，不特毫无矛盾冲突，且亦不容稍有轻重缓急之分也。盖就外交方面言，招致外宾观光我国，实为宣扬我国文化、增进国际了解之唯一方策”。同为招徕外宾，袁良主政时期的文化旅游城建设却具有全新的国际视野，使故都北平在失去政治中心地位之后，力争通过文化城的建设使北平在国际社会上获取更高的地位。这也表明，故都北平在政治上虽已被边缘为一个地方性城市，但在文化层面上，北平却通过建设东方文化古城向国际性城市转变，故都与国都的身份差异亦于此体现。

与故都最初几年的古物保护行为相比，袁良主持的北京文化城市建设则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市政工程，包括《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与《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意欲从整体上改善北平的城市面貌，其中又以《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与构建故都文化旅游中心尤为密切。该《计划》的重点，在原来故都保护古物的基础上，还制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古物整理、修葺计划，包括内外城城垣、东南角楼、城楼及箭楼、牌楼、天坛、孔庙、国子监等古迹，总预算为五十五万元，城墙、城楼占总预算的近一半。

由于修葺古物的经费缺口巨大，于是袁良又积极往返于北平与南京之间，力争中央政府支持北平的文化旅游中心建设，并获得了中央“三百零九万之事业费”，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北平政府旋即成立“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总揽文物修葺事宜。修葺古物分期进行，第一期工程以整理游览区域为主，侧重修葺城内的城墙、城楼与牌楼等古物，工程预算，东南角楼，修缮费定五万元，西直门箭楼二万元，城内牌楼三万元，西安门地安门六千元，内外城垣五万元，城楼箭楼十万元。故都的文物整理主要是恢复文化古迹的旧观，同时又辅以现代的建筑新技术，如修缮前门外五牌楼工程，将牌楼的“石墩取出后，连木柱一并改建洋灰钢骨，以期永固，其上部之装饰品，一如旧观”。（图1、图2）

图1 五牌楼旧貌

（来源：参考文献［50］）

图2 新修水泥柱之五牌楼

（来源：参考文献［50］）

故都文物整理将现代技术应用于整理、修复古物的方式也得到人们的认同，有人赞许说：“所以袁良作这件事，我们不能不赞他勇于负责。最近山东的孔庙，浙江的六和塔，也都采用中国营造学社的方法重修。从此以后，著名的古建筑都不至于栋折梁崩（新法以钢筋水泥代木料，再加彩画。表面与旧建筑毫无不同，而比木料坚固经久），并且以后新兴的大建筑，也不至于再用从前不中不西的幼稚款式，贻笑世界。这确是近年文化上的显著进步，而其起点则在于北平也。”其实，这种采用中西融合的建筑方法并不是袁良政府的原创，早在国都时期，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创办燕京大学时就有类似的思路，他在回忆设计燕京大学的建筑时说：“我决定按一种经过修改的中国建筑式样来建造燕京的校舍，建筑学便成了一个实际的问题。过去我除了注意到杭州西湖附近异常优美的宝塔和有着美丽自然环境的寺庙外，对中国的建筑艺术我一直是不怎么留意的。但是，一到北京我就被那里许多非凡的建筑物吸引住了——所有的参观者都是这样。北京西山一带的宫殿和寺庙，飞檐连绵，色彩绚丽，说明这一艺术达到了它的最高境界。不过，在我看来，高超独特的地方，是它的对称性和线条安排。在这一点上，再也没有比通往紫禁城的天安门更好的例子了。……在燕京，我喜欢在建筑上采用中式的外部结构同现代化的内部装修相结合的办法，想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不过，在有些人看来，司徒雷登这种调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的努力只是削足适履，十分牵强，当时的南开大学哲学教授冯柳漪在一次与钱穆的对谈中说：“燕大建筑皆仿中国宫殿式，楼角四面翘起，屋脊亦高耸，望之巍然，在世界建筑中，洵不失为一特色。然中国宫殿，其殿基必高峙地上，始为相称。今燕大诸建筑，殿基皆平铺地面，如人峨冠高冕，而两足只穿薄底鞋，不穿厚底靴，望之有失体统。”尽管如此，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建筑的设计还是开拓了一条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古都北京空间符号特性的新思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的结合也成为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的主体风貌。

北平的文化城建设，以游览区建设为切入点，以文物整理工作为途径，此项工程实施以后的北平，“数月来，各名胜古物之颓废缺陋者，无日不在积极修葺中”。第一期工程修缮了天坛、角楼、箭楼、城内的各牌楼、城门，郊外的颐和园内桥梁、明陵亦整理完竣，同时，还在城区铺设了九条沥青公路。北平当局整理古物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认可：“北平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化区，加之现在又有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修建，所以除了原有的各大学及大图书馆外，各处的古迹都是改建的很新鲜的，再公共汽车与电车来联贯交通，北平的前途将会尤为世界的乐园了。”还有人这样赞许道：“东方文化城的北平，马路城垣上的牌楼与箭楼，负责工务的当局，注意都市的美术化，加以修葺，焕然一新，博得中外市政专家的好评。”民间舆论在肯定北平政府古物整理计划的成绩的同时，也对北平的游览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简单地满足于保护、修缮文化古迹，而是要求北平仿效罗马、巴黎、日内瓦等国际旅游城市，“采用欧洲各国诱致外来旅客之政策，由国家举办规模宏大之旅行事业机关，一切由国家编制擘划”，要求北平在整理古物的基础上加强与之配套的游览设施建设，这就对北平市政设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入故都时期的北平，在现代市政建设的力度上虽不能与国都时期同日而语，但也没有完全停滞，城市的局部现代化建设始终伴随着保护古物、建设文化旅游中心的进程，北平的现代市政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交通繁忙的西单牌楼丁字街也安装了先进的交通灯，“俾行人均能辨识该项标示，其灯光现红白两色，为之西单牌楼添一美丽光景也。”然而，故都北平的现代建设不可能采取上海那样全盘西化的方式，而是在构建东方文化旅游中心的宏愿下，徘徊于保护文化古迹与现代市政建设之间，“一面要修理古代建筑，一面要建筑近代化的路”。因此，欲在故都北平实现城市的现代化就格外艰难，以至于主导北平三年市政计划的市长袁良也感慨：“吾人图将一切市政，达到现代化的目的，‘现代化’一语，言之非艰，而行之则非易”。北平的现代化之所以“非易”，除了要服务于文化城的建设、受保护古物掣肘外，北平传统的社会结构亦对之形成了无形阻力。

综观故都北平的文化旅游中心建设，我们可以清晰地见出北平在国都南迁后明显异于其他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即通过在现实中保存历史古物、在文化上返归传统来获取城市发展的动力。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政府的施政方向，都将建设文化旅游中心作为拯救失去国都政治身份的故都北平的一剂良药。有学者就指出，“迁都不只是向来人们所谓北京城市的危机，同时也是发展的转机与新生的契机。”就政治地位而言，故都北平已沦为一个地方性城市，城市地位大弱于往昔，于文化层面看，北平由帝制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古迹足可使之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跻于东方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此一来，在城市身份的转换之中，北平的发展就获得了全新的文化动力，不过，现代化在故都北平也就遇到了相较于国都时期更大的阻力。表现在城市的空间形态上，故都的城墙、城楼、皇家宫苑、坛庙、牌楼等古迹得到了力度空前的保护，许多损坏的古迹也得到了良好的修复，因此，传统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在故都时期继续得以稳固。故都北平的现代市政建设虽未完全停滞，但在构建文化旅游中心的呼声中，北平的现代化建设只是建设文化旅游区的陪衬，而没有成为建设现代北平的主流。因此，在故都十年，北平仍然较大程度地保留着传统城市的空间外观，这一切，都应归因于放大了传统文化力量的文化旅游区建设规划及其指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

王谦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