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旅游中心的构想

与国都时期城市建设所遵循的“观瞻所系”、构建国都形象的政治原则不同，进入故都时期后，无论是构建旅游中心还是创建全国文化中心的舆论，无一例外的都是立足于招徕游客与外来人口，以拉动北京的消费进而起到繁荣北京市面的目的。因此，进入故都后的最初几年，关于将北京建设成文化旅游中心的舆论，都将着眼点落到了如何利用、改造北京既有的城市资源上，在缺乏国家财政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在华北军事形势日渐紧张的环境中，通过发掘北京所独有的城市历史遗产，调整国都时期城市发展立足于国家政治中心的机制，逐渐向依靠城市自身的结构调整而获取发展动力的方向转变。

在发展文化旅游中心的理念下，北京在帝都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宫殿建筑、皇家林苑、王府衙署等一切文化古迹，都成了故都北京改良市面、振兴经济的救命稻草。在国都时期，由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北京原有的文化古迹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皇城基本被拆除殆尽，由于发展交通的需要建设了环城铁路、有轨电车，对城墙、城楼、牌楼等古迹亦进行了部分拆改，尽管当时亦有舆论进行反对，但多出于封建迷信的考虑，保护古物在国都时期还未成为一种集体的文化自觉。进入故都时期，由于文化古迹成为北京的独特城市资源，保存古物以获取城市发展动力随即成为人们的共识。《晨报》曾发文指出，北京的“名胜古迹应重新整理。凡业已破坏之古迹应从新建造，务求保存原来构造，以资欣赏与研究，其未破坏者，则应设法保护，务使不至湮灭”。另一位名叫朱辉的市民在呈给当局政府的《建设北平意见书》中则更具体地指出：“旧建筑物有保存价值者，应保持北伐军克复北平当时之式样面目而保存之。故北平旧建筑物，如各种城墙、城楼、宫殿、坛庙、旧皇家寺院、三海、景山、颐和园、万寿山、各种牌楼、库房、王府及旧时一切皇家建筑，所谓官公产等等，汇集成册，衔同中央驻平机关，联合文物维护团体，按册一一根据民族历史、东方文化学术、美术、艺术、革命纪念各性质，实地审查，何者当存，何者当去，择其有价值者，备案呈请中央，制为定案。即其无保存价值之旧建筑，若无预定较善之改设计划，须严厉禁止拆改。”当然，故都时期舆论保存古物的初衷，究其实质，实为构建文化旅游中心之现实途径之一，保存古物的目的是更好地利用这些文化古迹，进而服务于文化旅游中心的建设。

因此，舆论又对如何利用北京的文化古迹展开争鸣。有人主张进一步开放皇家林苑为现代公园，“旧有名胜处所，一律开放，除已开放之故宫、社稷坛、先农坛、北海、颐和园外，余若南海、中海、太庙、景山等处，一律开放，为平民之公园。”有人则主张将故宫博物馆仿照古物陈列所的经营办法，收费营业，“由北平捐资二三百万元，仿武英、文华二殿办法，全部见新，陈列整齐，利用广告，招致游人”。这位论者还建议创办“北平和平纪念文化工艺博览会”，陈列古物，同时将“北平附近名胜，如明陵、万里长城、玉泉山、颐和园等，亦量加修理，以此号召，必能招集多数中外游客”。可见，故都时期舆论对于保存古物的提倡尽管有传承文化的考虑，但其根本目的是利用古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来招徕游客、发展经济，使故都北京脱离市面萧条、经济困顿的窘境。

尽管保存古物已成为故都舆论的共识，但故都的城市建设亦不能完全停止，《晨报》亦认为“于整理古迹之外，必须使其具备现代都市之设备”，《京报》则发文认为，北京除了要保存古迹以招徕游客外，同时还应注重改良交通、广筑道路、建筑大规模招待场所等事项，此外，还有人认为欲使北京成为旅游中心，还应具备“邮务电报电话事务之确实迅速，治安之维持，市中之清洁”等必要条件，特别是关于交通方面，尽管北京已在国都时期创办了有轨电车，但远郊地区的景点如香山、颐和园等处却无公共交通到达，因而有人提倡“为完成北平市为游览区起见，为繁荣北平市面起见，市内公共汽车的创办，不容迟缓”。

与国都时期的城市建设一样，故都北京发展现代市政建设也必然会与传统的城市空间形成冲突，不过，在故都时期，舆论对于如何处理保存传统古物与发展现代市政建设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理性了，注重城市建设的中西文化的融合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比如，就北京的城市建筑而言，有人主张“此后商铺建筑，略仿罗氏医院、燕京大学办法，均用华洋折衷式，以保旧都面目”，这样既可以保留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可以壮观瞻，又不失西洋建筑之长”。有人则进一步指出，“东方建筑之主要美观点，在于屋顶，故修缮修改时，仍宜充分维持艺术性、美术性”。《晨报》对于北京城墙的态度最能体现融合文化古迹与现代市政建设的努力，该报称：“平市城墙固宜保存，但长此废置，不知利用，亦属失策。筑造电车路，最为合宜。欧美各国都市多有高架电车，所费甚巨。我们用城墙，事半功倍。且循城墙行驶，所经过皆属重要街市，洵极便利。且高架电车与地上电车公共汽车，互相衔接，任何目的地皆可到达。无遇夏季，为乘凉起见，乘坐者亦必踊跃。”这种利用城墙兴建电车的设想突破了国都时期为修筑铁路而打通城墙的思路，也没有修建环城铁路必须拆改沿途城楼瓮城的弊端，这种将保护古物与发展现代交通相融合的思路来利用城墙，与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保护北京城墙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京舆论对于北平建设文化区的诸种设想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北平市政建设的新要求，即不再像国都时期那样要求北平单纯地向外国现代都市学习现代市政建设，以维护国都的光辉形象，而是注重在城市建设中突出北平的地方特色，发挥历史文化城市的优势，在维护传统城市空间符号的总体框架下发展现代市政，进而服务文化旅游区的建设，易言之，人们不再寄希望于耗费巨资将北平建设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而是希冀凭借北平自身的历史文化、城市资源成为东方的文化中心。如此一来，对故都北平而言，传统就比现代更显珍贵。城市身份的转变与社会心理的变化就这样影响了城市空间的变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