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殖民地首都”的城市规划比较

1．“新京”和“京城”的选定背景

从铁路交通的角度来看，选定长春为“首都”有两个原因：（1）俄国转让南满铁路以后，日本采用以铁路及附属地经营为中心的侵略政策。长春作为南满铁路的终点站，而且作为连接哈尔滨、吉林等地的交通要冲，同时在地理上位于东北的中心，这些都是有利条件。政治中心的“首都”的军事功能十分重要，为了能够满足军事需求，长春最为合适。（2）与长春满铁附属地选址之前的考虑相关。长春附属地位于商埠地和旧城的西北部，虽然有联通路，但是其影响不大。同时，满铁附属地的西南边有能够扩张的土地。长春满铁附属地已经按照近代城市规划开始建设，所以已经具备了城市建设及扩展的基础。此外，选择长春作为“首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哈尔滨、沈阳不同，旧势力的政治影响极小，另外就是经济因素，长春地价便宜，便于土地扩张。

虽然都需要进行古城改造，但日本将历史悠久的朝鲜都城首尔作为朝鲜“殖民地首都”，这与其他国外殖民地城市比较，是罕见的。其原因是：（1）朝鲜五百年的历史使“汉城”具有固定的位置，形成了以首尔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系，同时由于从朝鲜初形成的驿道体系，首尔到主要地方城市交通很便利。（2）虽然韩国的近代化是被动开始的，但是朝鲜王朝仍然具有最终审批权，因此除了开港的城市外，朝廷所在地汉城作为内陆“近代化”的中心，电灯、电话、电车等近代化产物开始出现。虽然最后日本垄断了铁路，但是最初朝鲜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时，首尔已经被规划为韩国的铁路交通中心。所以，日本将首尔作为全朝鲜的“殖民地首都”。

2．“新京”和“京城”的城市规划比较

关东军将伪满洲国“首都”选址在长春满铁附属地、商埠地以及旧城以西南地区，将已有地区编入在新京城市规划范围里，不过新京的城市规划主要集中在新城区规划上，国都建设局将已有地区的道路线作为基础，将该地区的道路线延伸、与新修建的广场连接等，强化与已有地区的交通联通。代表干线道路是大同大街，从满铁附属地长春站前广场至建国大学门前，全长7.5km，之间修建大同广场，其广场的放射线与商埠地和旧城分界路连接，并与旧城外沿西侧路连通。大同广场及大同街是长春的城市轴线，作为新京的市中心（表4）。

表4 “新京”建设计划和“京城”计划比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1]-[12].

伪满洲国“首都”行政、政治中心规划在皇宫以南，形成一条官厅街，反映出伪满政府“正门必然南面”的要求规划，“这种设计遵循了中国都城传统的设计原理，北京紫禁城、天安门的南侧官府林立就是这一设计院里的典型表现”，顺天大街规划为等级最高的宽度60m的广路，比城市中心街大同大街（宽度54m）更宽，道路两侧均采用“满洲式”建筑风格设计，形成“新京”固有的近代城市面貌，明显有殖民地色彩（图7）。

图7 伪满时期长春的行政建筑群（国务院、治安部、司法部、交通部）

（来源：参考文献[14]）

朝鲜时代，景福宫及光华门以南六曹街为行政、政治中心，不过高宗由俄国公使馆回庆运宫后，其行政位置暂时迁移至庆运宫，从1905年实际上已经进入韩国殖民地统治阶段，1906年在南山附近原日本公使馆改为统监府官邸，以西修建了统监府新厅舍，1910年韩日合并后，朝鲜统监府改编为朝鲜总督府，其建筑接着沿用，作为殖民统治中心。1912年景福宫被移管至总督府，定在总督府新厅舍的位置，将朝鲜总督府迁移至景福宫内，至1914年，完成了基础规划，1915年“朝鲜物产共进会”结束后，1916年朝鲜总督府新厅舍开工。从1912年11月进行的市区改造工程中，53m的广路规划为光华门至光华门十字路间，这条路连接南大门（27m），直接到京城站（34m），作为市区改造中宽度最宽的道路线之一。1919年，进行道路改造的变更及追加路线，将黄金町中心的放射性道路网删除，规划以总督府为中心的放射形道路。由于当时已经进行了总督府新厅舍修建，为了便于从各处到达新厅舍，调整了周边道路。虽然以总督府新厅舍为中心的放射线规划未实现，但是能够看出当时朝鲜总督府的意图，即将首尔的道路体系集中于景福宫内朝鲜总督府新厅舍，强化了其行政、政治地位。

“京城”近代官厅街面貌从1925年9月京城站开业、“朝鲜神宫”开设后正式开始，此后1925年京城站至光华门前道路两侧修建近代行政、政治机构建筑群，其最高潮是1926年朝鲜总督府的竣工，官厅街的面貌基本完成。从古城的道路改造至近代行政机关建筑的修建，重构了首尔的行政、政治空间，形成了具有真正的殖民地“首都”的面貌（图8）。

图8 近代首尔行政建筑群（朝鲜总督府、京畿道厅、递信局、京城府厅）

（来源：参考文献[17]）

3．“新京”和“京城”的城市规划特点比较

长春和首尔“殖民地首都”的形成过程及城市结构有所不同：“新京”在长春已有地区的西南边修建新城区，虽然将已有地区包括在“新京”行政区域范围内，但是“新京”整个规划中，受已有地区的影响较少，可以说“新京”是一座新兴首都，首期城市规划活动主要集中在新城区的79km2。这也是未选址沈阳，而选址长春作为“国都”的重要背景。而首尔从朝鲜时代以来一直作为首都，近代化也是从首尔出发，因此日本当局主要通过“京城府的奥斯曼化”，即市区改造及标志性建筑修建的方式将传统的首都空间重构为“殖民地首都”空间。

不过，长春和首尔的“殖民地首都”规划明显有共同点：第一，行政、政治空间利用传统都城布局规划，长春在皇宫正南，首尔在景福宫内修建总督府，其正南形成官厅街，其建筑规模及风格均显示出权威、逼迫的目的，是“夸耀”殖民统治的妥当性（表5）。

表5 “殖民地首都”行政中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王新英提供长春图.

第二，以功能为中心规划，“新京”和“京城”均分别存在行政政治中心和经济商业中心空间：“新京”顺天大街为行政政治中心、大同大街上有大型经济机关及商业建筑，主要作为经济商业中心；“京城”的光华门通作为行政政治中心，南大门通（朝鲜银行前广场）作为经济商业空心。并且，交通功能对两个城市中心的作用很重要，作为城市规划中主要的内容：伪满洲国都建设局在皇宫以西规划新的中央站“南新京站”，与皇宫前道路直接连接，大同大街直接连接至长春站；“京城”的行政政治中心和经济商业中心在南大门前相接，连接至首尔的中央站“京城站”。不仅是电车、汽车以及铁路，至1945年前，两个城市都已经有了地下铁路规划，表现出两个“殖民地首都”交通技术及城市规划的“近代化”。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城的地铁规划无法实现。

第三，明显具有殖民地民族歧视的特点。“殖民地首都”的规划主要用“近代城市技术”压制被统治阶段，并不是为了提供被统治阶级，而是为了提供给统治阶级生活便利，呈现出殖民地城市的“双面”：“新京”城市规划中道路、上下水道、公园绿地规划等基础设施、交通以及住宅规划均为是为了给日本人提供，甚至在中国人区修建“新天地”也是将城市内各处存在的妓院放在一个地区，使新京其他地区的生活环境改善，反而旧城商业畸形发展使老百姓生活环境更加恶劣。并且，国都建设局将“三不管”地段及新城区各处散在的中国人强制迁移至伊通河以东工业区南段，规划为中国农民及苦力的“新贫民窟”；与韩国其他城市相同，首尔1912年实行的市区改造工程重视日本人的商业、居住的生活区，通过多次的城市改造和总督府的迁移，日本人逐渐迁移往北的韩国人村，因此韩国人不得不逐渐搬迁至古市町（首尔站以东南山山脚）、桃花町（府外汉江以南麻蒲沿岸）、新堂里（府外东大门以南南山山脚）等山地或京城府外地区形成棚户区。但由于京城20年代“文化住宅”的流行，新堂里等棚户区强制拆除规划日本人高级住宅，30年代的《京城市街地规划》将有些棚户区选定为土地整理区划地区也被拆除，使韩国人失去生活空间，逐渐迁移另外环境更差的边缘修建棚户区。可以说，随着日本人在首尔的城市生活环境逐渐提高，韩国人棚户区逐渐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