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兵燹与村落空间演变

1．村落空间结构的演变

1）村落空间规模的缩减

咸同兵燹带来的杀戮、饥荒和疫病以及避乱迁徙等造成了徽州传统村落的人口急剧减少。据曹树基的研究，战争期间皖南人口损失达900万，约占皖南战前人口的81%。人口的锐减、建筑的破坏、村落环境的萧条、农业和商业的衰败使徽州传统村落规模和村域面积缩小。以黟县西递村为例，西递村始建于北宋，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当时全村有600多座宅院，人口近万，有“三千烟灶九千丁”之说。据何红雨的调查，西递村最大范围是“上至涌泉”（古来桥以东北300多米，天马山脚下），“下至湖田”（会源桥以西南500多米，大约是现在的村口附近）。

咸同兵燹后，西递村的最初发祥地在太平天国的长矛烈火中毁坏殆尽，成为一片满是断壁残垣的荒坡；服务行业、工匠人口的萎缩，也导致村落版图的收缩。今天全村仅存120多幢明清古民居，西递村现有的面积、规模和所幸存的古民居仅为全盛期的三分之一。根据相关资料推算，西递村现有村落规模大约为咸同兵燹前的规模的一半（图2）。民国《歙县志》卷一《都鄙志·乡都》有一段按语：“又兵燹后人事变迁，劳志所载各村中有空无居人者、有宴无数家者则亦删而去之，庶易省览焉”，可见徽州传统村落的现状与咸同兵燹前有很大不同，这与村落原居人口的缩减、外迁有着必然的联系。

村落规模和村域面积缩小也造成了村落中心的偏移，在咸同兵燹后，很多村落建筑破坏严重，村落格局调整困难，不得不选择迁址。如绩溪县大石门村的村址（图3）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发生过一次大的迁移。明、清时候，老村址位于现村址以北，与北上的另一个村落楼基村基本相连，即从如今上桥段开始，向北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蔓延的丘陵地块，在地理上与狮象水口保持有一段距离，其间竹林覆盖，苍翠掩映，景色宜人。直至太平天国运动，军队途经此村落时对村舍房屋大肆破坏，原村址上的构建物几近全毁，于是战乱之后，村民便将原村址以南的林地开辟为新的居住地，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石门村址。

2）村落空间结构和空间肌理的破坏

祠堂是徽州传统村落空间结构的中心，咸同兵燹期间，由于徽州很多村落都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经常把祠堂作为指挥所或驻地，太平军在战争中往往将这类房屋烧毁。如徽州区棠樾村家祠诚孝堂，咸同年间被毁。徽州月潭村宗祠被毁为一片焦土。婺源县游山村保和堂“变为煨烬”；敦彝堂“又成焦土”；宗本堂“尽成灰烬”；歙县许村仲福厅（大郡伯第），原祠被太平军所焚。歙县大阜村潘氏宗祠“太平天国时毁于战火”。绩溪宅坦村“宗祠于咸丰十一年被贼毁坏”。泾县査济村宝公祠遭完全烧毁。咸同兵燹造成祠堂的数量、规模衰减严重，直接造成对徽州传统村落结构的巨大冲击。宗族体系的衰落也冲击了徽州社会原有的主仆关系，很多小姓外姓在战争中或战争后纷纷迁入到大姓村落，使村落宗族体系和空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在咸同兵燹战火的破坏下，很多华美的祠堂被毁坏，盛装难在，甚至面目全非。有的祠堂破坏后，及时地修护或重建，有的则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及时地修复或重建，即使重建，其位置、规模等都与以前有所不同。咸同兵燹也使很多村落祠堂完整的空间序列得以破坏。如歙县许村统宗祠在太平天国期间，中进被毁，只留下前进和后进。徽州太平程氏宗祠清咸丰年间前进遭火焚毁大部。

咸同兵燹造成了大量村落民宅被毁，这直接造成了村落空间机理的破坏。如黟县南屏村陶氏家园被“付之一炬”。关麓村房屋“于咸丰四年（1854年），……重重被延，屡屡被焚，直至同治二年（1863年），上下房均被焚烧。……屋宇成灰，……”忠公会的“三间大廊屋基二堂，厨限连后进二进，靠右边小披屋基地一间，被兵遭烧……”。在婺源县，“乾嘉之间，五乡富庶，楼台拔地，栋宇连云。兵燹以来，壮丽之居，一朝颓尽，败垣破瓦，满目萧然。”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婺源县）许村、港头、寺前等处也次第被焚掠，民居被焚毁殆尽。十年，江湾、汪口民居被毁过半。“遭咸丰兵燹，十室九空”；“发逆而后，商业衰颓，十室九空”。咸丰七年，严田李氏宗族“惨遭兵燹，煌煌区制，片瓦无存”。在祁门县，同治元年“（太平军）烧叶村民房八十余家，伦坑民房二十余家，以及上下汪村、金山、栗里、马山、上下若坑、陈田、曹村、塘下、许村、彭垅、历溪民房百五十余家。”

战争和动乱还造成了村落水系和村落道路体系的破坏，在徽州传统村落中，水系是村落空间组织的骨架，咸同兵燹后，很多村落的水系或受到污染，或淤积堵塞，徽州传统村落完整的水系网络被切割或废弃。如绩溪县“乱后井里改观，水土亦变，寄居在外者偶一归来，辄患疟疾。固生齿凋零，不足以辟雾露之气，而颓垣败瓦，壅塞沟渠。向来井水极清，近则隔夜变黑。”宁国“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载水于数百里之外。”“联络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荒草，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荆榛塞于衢巷”。

3）独姓集居型村落的衰落与解体

咸同兵燹期间，人口的锐减、民居和宗祠等建筑的大量破坏，使原有的很多徽州传统集居型村落的规模和结构被削弱，很多宗族大姓的村落逐渐衰落，甚至被肢解成分散的独居形式，使原有村落整体良好的面貌大大削弱。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造成徽州传统村落人口的大量减少，伴随着本地人口的减少，则是大量外来人口的加入，湖北，湖南、河南、皖中等地的人或逃避灾荒，或躲避战祸，或缺少土地，纷纷来到这里定居。据民国《宁国县志》载：“至今土著少，客籍多。”“兵燹后，土著稀少，田地荒芜。自同治五六年以来，两湖，河南以及皖北等处客民携带家口前来就垦者，人数众多。”大量的徽商、原住民往外迁徙，客家人、外姓人的大量到来，人口结构的变迁使独姓集居式向多姓混居式转变，造成了徽州传统村落结构的解体和重构。

2．建筑布局及风格的演变

1）建筑布局的调整

战争对徽州传统村落的建筑布局也产生了影响，很多村落在其战后的户宅设计中，往往更加注意安全防御，将村落整体联防的机制延续，如在规划和建设时将小宅串联成大宅，这样如果发生大的匪盗，可以相互协助、相互保护。如黟县的关麓村在咸丰兵燹后，进行了村庄重建，现存的大部分住宅都是太平天国战乱后重建或新建的，尤其是堑下区更形成了“八大家”的集聚群落，成为关麓村的一大特色。也许是由于咸丰兵燹造成的沉痛经历，“八大家”在营建的时候成组连片，聚落内部如迷宫，住宅之间通过前院或后面附属房屋可互相连通。这种按家族关系建造的群体建筑对于集体防御外来匪盗是十分有利的。从犯罪学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有利于目标隐藏，同时可以延长犯罪行为实施路线，增加犯罪行为难度和犯罪风险，因此，有利于防范匪盗等外来型犯罪行为。

2）村落建筑风格的演变

咸同兵燹造成了大量的祠堂、宅第等被毁，在战后，很多村落积极修复或重建，使村落建筑得以部分恢复。以祠堂为例，祠堂是徽州传统村落的精神中心，对于维系村落结构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很多村落都将其作为战后修复的重中之重。如咸丰兵燹后，聚居于婺源各地的宗族纷纷于同治和光绪年间，重建祠堂，“名宦乡贤、昭忠、节孝等祠，如各姓宗祠，经理维持，皆历久不懈”。歙县许村仲福厅（大郡伯第）于光绪中叶择新址重建。泾县査济村“同治年间复建五世祖祠。”歙县潘氏宗祠“清同治十三年（1874）重修。”婺源县游山村于咸丰十一年（1861），“将保和祠集议重建，不二年而功遂成”。同治六年（1867），众议重建敦彝堂，“踵事以增华，地仍旧基，且鸠工而式拓”，自春至冬，“厥功告竣”。光绪年间（1875—1908），重建崇本堂，经过二十六年，终于建成。由于战争对徽州人口、农业和商业的冲击，使很多村落在修复或重建时，虽有心而力不足，缺少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这些重建的祠堂要不规模缩减，要不形制不在，要不风格改变，与原有的祠堂相比，其建筑风貌已大为逊色。

由于在兵燹期间毁坏的建筑多为明代建筑，甚至明之前的建筑。其风格在修复或重建的建筑中并没有得以系统延续，使村落中的修复建筑多以清代为主，这改变了村落建筑的整体风格，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徽州传统村落多见清代建筑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徽州月潭村在战乱中，“屋舍亦十毁六七，祠宇为墟”。后经民会和族人不断恢复重建，到20世纪初，遭毁成残砖破瓦的屋基地，已只剩下四处，大部分地区又呈现出往日的村落风貌。但民居大多变为清代的徽派建筑风格，明代建筑已是凤毛麟角。从黟县宏村的明清保留下的建筑分布图（图4）和相关资料分析看，保留下的明清建筑都位于村落中部，而村落外部建筑破坏严重。在村落保留下的明清建筑中，又以清代，尤其是咸同兵燹以后的建筑为主。

3）新立纪念建筑

此外，为了纪念在战争中涌现的英勇不屈人士，在徽州，还新建了一批纪念建筑。如在婺源县旧县治东门，光绪九年（1883）的刘果敏公祠，即为纪念同治年间刘果敏公抗太平军所建。歙县许村村口有一座光绪年间所建的贞节坊，即为在太平天国期间被长毛所杀的节妇们集体树的一座牌坊。

附图未注明出处者为作者拍摄或绘制。

王益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学院

吴永发 苏州大学建筑与城市环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