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母今何在？

我是否定的精神！

凡物都是有成必有毁。

——歌德

◎ 巴黎大学

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右区，索邦古老的建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只是维修的脚手架挡住了镜头，怎么也调不出一张精彩的风景。

巴黎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依旧耸立在圣吉内维耶山半腰，但今天的巴黎大学却再也不像索邦那巍峨高耸的建筑一样雄踞于世界大学之巅，昔年的荣光仿佛晒在屋顶上的冬日暖阳，为她涂抹上一丝金色，不过那却是泛色的夕照。

巴黎大学形成于12世纪中期，可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一。遥想当年，许许多多大学是按巴黎大学的模子铸就的。巴黎大学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一直是最高的，从最初基督教世界的“总校”，直到17世纪仍然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道场。巴黎大学不断从教会和国王那里获得特许状、印章和各种特权，她发出的声音绝对是基督世界要认真聆听的，巴黎的大师拥有令人敬仰的权威。

但自文艺复兴以后，巴黎大学站在罗马教廷的立场，固守传统的教义，看不到社会的变革，听不见时代的新声，不思进取，一味保守。结果，法国社会和政府很是不满，干脆将巴黎大学抛到一边，另起炉灶创立法兰西学院、科学院等全新机构，服务于王权和国家。社会各阶层也看不上巴黎大学，纷纷把子弟送到新型机构。巴黎大学就此一点点地沉沦下去，而且毫无自强革新之志，依然守旧和消沉，远离正在大变革的社会，结果在1793年被彻底废除。

其实，即使在文艺复兴乃至18世纪，巴黎大学的神学仍在基督教世界居于前列，只是那样的学问没什么人需要，更没什么人问津。受欢迎的新的人文和科学知识却被巴黎大学排斥在外。如果新的学术和知识不在大学中生长，甚至不在大学中传授时，大学就会被知识和学术抛弃，大学所谓知识中心的地位必然不复存在。当大学放逐新的知识和学术，它也就把自己放逐了。其实，不需要等到大革命，在旧制度后期，巴黎大学已经残落衰败，大革命只不过是摘下一朵早已枯萎的残花。

一个世纪后的1896年，法国建立新的巴黎大学。新巴黎大学在新时代重新崛起，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研究都有突出的表现。然而，二战又中断了巴黎大学蓬勃发展的进程。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促使法国高等教育改革，在这场改革中，巴黎大学被肢解为13所机构。今天，巴黎大学又试图合并和重组，以重振雄风，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但这一目标对今天的巴黎大学来说无疑是极其艰巨的，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巴黎大学在历史上曾是经院哲学的中心，培养无数王公贵族、宗教领袖、学术大师，在宗教和教廷、法国和英国政治，后来又在科学研究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巴黎大学因为其在百年战争中的立场、在宗教改革中的选择、在与耶稣会竞争时的策略，更不要说其对启蒙运动的态度、在大革命中的表现，使得其不能适应新变化的社会和学术，而无法在新的时代生存。巴黎大学在发展中一再经受革命、战争、学生运动、激进改革的冲击，每一次都遍体鳞伤。不断疗伤的巴黎大学要想恢复昔日的辉煌，自然绝非易事。

如果说巴黎大学在起初的几个世纪是光芒万丈、耀眼西欧的太阳，那么复建后的巴黎大学不过是衰老的恒星的热核爆炸。至于今天的巴黎大学（我们不知道到底还有没有巴黎大学），则要在平庸和一流之间长期痛苦地挣扎。

◎ 博洛尼亚大学

1988年9月18日，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900年校庆之际，欧洲430所大学的校长在博洛尼亚著名的大广场上共同签署《欧洲大学宪章》（Magna Charta Universitatum），正式承认和宣布博洛尼亚大学为欧洲“大学之母”（Alma mater studiorum）。

1998年，欧洲29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共同签署《博洛尼亚宣言》，确立欧洲高等教育区及其改革目标，这一改革计划被称为“博洛尼亚进程”。欧洲大学制度因为这一进程被重塑，欧洲高等教育因为这一进程被重新统一起来。如此重要的高等教育大事件被冠以“博洛尼亚”之名，无疑证明博洛尼亚大学绝无仅有的历史地位。

1888年，意大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乔苏埃·卡尔杜奇（Giosuè Carducci）领衔的历史委员会将博洛尼亚大学的建校时间确定为1088年。

上溯到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是否真的存在，人们并不知道。博洛尼亚大学创校的真实年代其实已经难以稽考。1088年与其说是史实，还不如说是民族精神需要的想象。但博洛尼亚大学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是确定无疑、当之无愧的。

博洛尼亚大学之所以建立、之所以能有全欧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其满足了当时意大利和西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君主和城市国家、世俗的商人、市民阶层以及教会都渴求法学等世俗知识的支持，博洛尼亚大学正是为这些知识的发展和传授而产生的，也致力于培养具备这些知识的人。由此，意大利和欧洲各地学生都蜂拥而来，博洛尼亚大学成为法学和医学中心，并在此后几个世纪中一直领先于欧洲。因为博洛尼亚大学的成功，其他地方也纷纷模仿，模仿其建立大学，模仿其运作和模式。此其所以称为“大学之母”也。

当时，博洛尼亚大学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先地位，不仅是知识和学术中心，而且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无数社会精英都毕业于那里。即使今天，一些名字依然让人肃然起敬，如但丁、彼得拉克、丢勒、伊拉斯谟、伽利略、哥白尼以及多位教皇、政要等。

然而到1888年，意大利人要重提博洛尼亚大学，是因为意大利已经丧失现实的力量，所以需要历史的荣光来激发民族和民众的爱国心。世界第一，自然可以满足民族主义者的期望，但其时不仅整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本身也已远远落在世界的后面。17世纪以后，博洛尼亚大学就离学术中心越来越远，不断淡出世界高等教育和学术的视野。今天的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还算是最好的大学之一，但在世界上却已算不上一流，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上居200名以后，在QS2013年的排名也只是188位。比起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今天更为世人所不知。

今天，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世界高等教育界，依然对博洛尼亚大学保持充分的敬意，但这份敬意不是来自现实，而是出自对大学历史的感怀和崇敬。

◎ 牛津和剑桥

现在的牛津（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University of Cambridge）有着太多不同的面目和特性，但在历史上它们却太相似了，相似得被共称为“牛桥”（Oxbridge）。牛桥在英国的地位一直是无与伦比的，无与伦比得只有它们自己，再也没有别的大学——英格兰在七八百年的时间仅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

孤家寡人多少都是崇高的，所以牛桥在英国始终高不可攀。不过，尽管没有对手，牛桥还是需要随时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否则也难以唯我独尊。

不像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等欧洲大陆的大学具有全欧的影响，教师和学生来自欧洲各地，其大学制度也在各国开花结果，牛桥的影响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都仅限于英格兰。牛桥的崛起和成功也因为与大陆隔离，可以自以为是，如中世纪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学位具有在各地任教的“普遍教学权”，而牛津大学始终没有从教皇那里获得这种特权，但牛津大学宣称自己有，并拒不承认巴黎大学的。牛桥在很长时间内就这样在“家里横”！

牛桥在家里横还是能横出点名堂的。牛桥崛起得益于与英国社会的紧密结合。英国以前的贵族不过是舞刀弄枪的赳赳莽汉，不认字不读书，牛桥只是为教会培养牧师。在十六七世纪，受大陆人文主义影响，英国骑士贵族开始文明化，通过接受教育变成绅士。牛桥学生中世俗的统治精英越来越多，加上亨利二世开始的英国宗教改革，牛桥乃由罗马教会的机构变为英国王权的机构，由此成为英国精英的摇篮，从而在英国社会中居于重要位置。

牛桥的成功当然也不是全凭虚名，或仅在英伦独大，在办学上确实也练出一套独门秘诀。牛桥虽然模仿巴黎大学，但也对巴黎大学的制度作了改革，使之适应英国本土的特定需要，由此形成牛桥独特的教育模式。这就是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并随着时代多次变化的学院制和导师制。

几个世纪以来，牛桥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牢不可破，于是便坐井观天、自以为是。自大必然僵化，垄断必然保守。当时代的车轮在加速转动时，英国社会已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到19世纪英国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时，牛桥依然还沉浸在基督教绅士的自由教育中，离中世纪英国倒不太远，但离现实的英国就不太近了。

牛桥的衰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一衰就是一两个世纪。在这一个多世纪中，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轰轰烈烈，但牛桥完全与之隔膜；在这一个多世纪中，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但牛桥几乎没什么贡献。不过，日不落帝国对牛桥的贡献就大了，牛桥借助帝国的战舰和霸权名闻于全球，特别是在那些英国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至于牛桥的水平，与之前法国和之后德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完全没法比的，就是与自身以前的水平相比也完全不堪！

牛桥的颓废、沉沦、败坏又霸道蛮横，不但使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看不下去，就连其校友和英国政府都看不过去。但就是这样，牛桥还是没有改革之意。在英国社会和政府的长时间、强力介入下，牛桥才被迫拖拖拉拉、三心二意、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改革。这一过程拖沓又绵长，耗费近乎一个世纪。

好在有几个世纪历史的牛桥还是有些底子和气质的，在英国吸纳资源也不是问题，因此真的实现转型后，牛桥在20多年的时间内又迅速成为世界顶尖大学。

牛桥在英国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保持长时间的繁荣，但即便拥有垄断地位，也不能保持永远的兴盛，依然阻挡不住长期的颓势。大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与日俱新，衰亡是不可避免的。自古以来，没有一所大学能长盛不衰，即使哈佛也不例外。

◎ 哈佛大学与威廉玛丽学院

哈佛（Harvard University）是美国最早的大学。“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在无数人的口中传诵，也让人信以为真。实际上，哈佛大学从来都不是“美国的母校”，荣膺这一殊荣的却是今天已不为人所知的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威廉玛丽学院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以拥有诸多“第一”而著名：按建校计划（1618年），还在哈佛之前；是殖民地学院唯一一所获得皇家特许状的学院，1693年2月由国王威廉三世和王后玛丽二世签署；建造殖民地学院最古老的大楼——仁楼（Sir Christopher Wren Building，又称学院楼）；第一个希腊字母协会（Phi Beta Kappa，建于1776年）；第一个建立学生荣誉制度；第一个将学院变为大学；第一所美国法学院。

不过这些“第一”，在其辉煌的早期历史中根本都算不上什么，真正使其成为“国家的母校”（The Alma Mater of a Nation）的，是它与美国建国之父的密切关系。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岁时（1749年）在威廉玛丽学院获得测量员证书，后来成为学院的第一位美国人校长（1788—1799年）。美国前10位总统除华盛顿外有3位在这里接受过教育，他们是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士·门罗（James Monroe）、约翰·泰勒（John Tyler）。对美国制度有开创性贡献的第一位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曾在此听课。至于对美国精神影响深远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则是在此获得美国第一个荣誉学位的学生（1756年）。威廉玛丽学院共有4位校友签署《独立宣言》、16位校友是“大陆会议”代表。

如此荣耀的大学却在美国建国后不断走下坡路。在此后200多年里，虽也培养一些优秀人才，但学校长期为生存而挣扎。即使在19世纪后期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大飞跃的时代，威廉玛丽学院还在苦苦求生。直到1906年被州政府改造为州立大学后，学院才缓慢恢复生机，逐渐有所起色。

一所“国家的母校”，沦落到求生的边缘，兴衰反差之大，在世界大学史上可能都是极为罕见的。这真令人同情，并为之唏嘘不已。

不过，美国的另一所老牌大学给人的感受就绝不是同情，而是反感或是别的什么。因为这所大学太成功了，地位太高了，又太傲慢了——谁都知道，这就是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在很多中国人心中从来都是世界第一的，远比在全世界和美国人心中的地位高，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少中国学者看不起自家的一切，但只要沾着哈佛大学的一根草，就顶礼膜拜，忘乎所以。实际上，哈佛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算不上什么，就是算得上什么，时间也不长。

哈佛大学真正成为世界第一，如果从其300年校庆算起，也不过80年，何况对这个时间的界定很多人并不同意。哈佛大学是美国的第一所学院，但除了这个第一，它在美国高等教育史的第一还真不多。哈佛大学的历史也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辉煌，从来没人称哈佛大学为“美国的母校”，至少在殖民地和美国建国时期就无法跟威廉玛丽学院相比。至于“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今天美国至少有八九所大学都可以这么吹嘘自己！

哈佛大学也不是美国第一所“大学”（真正意义的大学，不是小得可怜的学院），在19世纪60年代不仅落后于老牌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甚至还比不上后起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866年，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说，与密歇根大学相比，哈佛大学好像是一所地区性小学院，无法与西部的学校竞争。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正向现代研究型大学转型，一些新机构就是按研究型大学创建的，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一些历史不长的公立院校也迅速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如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等，而哈佛与耶鲁等旧学院却慢了半拍，落在很多后起大学之后。

对于哈佛来说，幸运的是选了艾略特做校长。艾略特做校长后，对哈佛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对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专业学院、学科、研究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改革，将哈佛从一个新英格兰的地方性的、老式的小型学院转变成为一所全国性的、现代的研究型大学。但哈佛真正成为一所全国性大学，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无论哪个时期，哈佛在美国都是最好或最好的之一。但若放到世界上，哈佛的整整3个世纪可能都算不上什么，不要说接近欧洲大学，就是望人家脚后跟的烟尘都不及。然而，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更依赖于美国的世界霸权，最近这几十年，哈佛就可以把它的“红屁股”对着欧洲和全世界了。

◎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其实不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大学，这个“第一”花落别家。公立大学最早的要算1895年创建的北洋大学堂。教会大学则更早，1882年登州文会馆就创办了。

但是，北京大学在我国的历史地位是没有一所大学能比的，世界上也没有一所大学像北大那样受尽恩宠和优待。清政府宠爱它，是唯一的一所帝国大学；北洋政府偏爱它，任它无论怎么折腾都容忍，而且还把最有影响力的人派去做校长；国民政府照顾它，校长与官场关系通达；人民政府恩荣它，给予其全国最高的地位。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都曾受到宗教的、政治的刁难和打压，但北大不管什么时代都是受捧的，可以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北大可能很长时间都是我国的好大学，但并不总是最好的，大多是最好的之一。在我国只有屈指能数的几所公立大学时，帝国大学无疑是最强的。然而，若与教会大学相比，北大在很多方面还有差距。待到国立东南大学建立后，国际上誉之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时，国立北京大学的心中肯定不是滋味。等到清华学校改建为清华大学后，没几年就跃升为我国的学术中心，在国际上也小有影响，北大更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央大学成为我国实力最强大的大学，北大大概顿生不在京城之憾。

不过，北大总是幸运的，历史总会在它最需要的时候掉个大馅饼。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定在北京，国家集中力量搞建设，办教育也是如此。建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北大成为大学中的重中之重。燕京大学完全并到北大，清华去了3/4。北大一下子就凭空得到一个最好的校园——燕园，还有大学更重要的全国最精华的师资。由此，北大确立在中国大陆近30年最高的学术和社会地位。

在声望上，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与北大相比，但北大的声望主要不是来自学术，而是借助社会政治和文化光环。北大在民国初期通过引入胡适、陈独秀等，把新文化运动的名声收归囊中，一下子在知识青年心中确定了文化和社会的象征地位。但北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办学谈不上特别的亮点。50年代后，北大本应给全国高校树立一个学术标杆，应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办世界级的大学提供一种模式，但很明显它没有做到。相反，清华大学无论是在民国还是新中国倒是都成功地做到了。北大一旦进入平稳期，它所聚集的优厚的资源也就慢慢地消耗了。

北大从来都不是保守的，相反它有些不负责任的激进。但北大的激进主要不是学术上的，而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这一特点使得北大虽然长期享受着“国家大学”的地位，但在办学模式、大学制度上并不能为其他高校提供仿效的模板，在世界上也没有树立起中国大学的学术特性。

因此，北大要在世界上为中国大学正名和证明，还有不少事要做，特别是在学术上要有标志性的贡献。

◎ 大学排行榜的升降

的确，大学的兴亡盛衰、沉浮起伏是高等教育的常态。几个世纪太显著，百年之中其实就很醒目。

现在流行的是大学排行榜，无论是行内的专业人士，还是普罗大众都看得懂，它引起无数人的高度关注。排行榜简单直接地把大学的长短用数字的排列显示出来，高低上下一目了然。大学排行榜的简单化数量化的方式问题自然多多，但方法指标只要适当，多少还是能反映出事实和问题的。

若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83—2015年的最佳大学排名表做历史的分析，应该是很有意义也很好玩的事，其中的发现定不会少，但身处中国，各种资料向来残缺，无法做这样的学术游戏。退而求其次，再找其他可用资料，不想挖掘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古，而且隔个时段就有，颇能反映重要大学的表现。

这里所找到的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排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调查评出的十所最好的大学（表1-1）。

我们试对上表做一简要的分析：1970年与1925年相比，有3所新大学——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出现在前10名的排行榜上，与1959年、1966年相比有2所新大学，变动率在20%～30%。变动看似不大，但名次的变化却是100%的，即每个位置上的大学都变动了。至于变动的幅度就尤为显眼。哈佛大学算是较稳定的，高居前2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则从第9位上升至第1位。斯坦福大学从“孙山”之外跃升到第3位。但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却从第1位落到第8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在1925年上榜后就再也不见踪迹。仅是半个世纪，排名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再看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2005—2010年出炉的博士生教育排名，其前8名是：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得克萨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第9名三校并列——华盛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前10名，与1925年比，有5所大学不在其榜单上；与1970年相比，也有5所大学不在其榜单上。

这样的变动说明什么呢？我们可以推想，美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初到70年代的发展较为平稳，但在八九十年代有较大的波动和变革。在这场波动或变革中，有的大学排名上升了，有的下降了。历史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自19世纪后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学群体崛起，新型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和老牌的私立大学都有上佳的表现，并且确立了美国大学的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有少数大学有出色的表现，如斯坦福大学，虽没有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机会，但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冷战”的机遇，一路窜到前几名，把诸多好大学都挤了下去，让哈佛大学感到来自西部的巨大威胁。其实，单从学术论，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差不多把哈佛大学挤下去了。但哈佛大学的社会地位太高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是没法比的。这个新群体中，表现不佳的也不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引路者，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该校有些下滑，但也仍是最好的大学之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石油危机、美国经济滞胀以来国内政治的变化，联邦政府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高等教育和科研投入的政策。这导致全美大学格局的变化——有的大学逆势而上，一飞冲天；有的大学适应新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保持优势地位；有的大学则缓慢地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