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策略,不同结果
现代社会最能被预见到的特质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大学必须要寻求保留它核心价值中最珍贵的部分,同时还要开拓新的道路来热切回应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机遇。
——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面对时代大潮,大学往往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只能消极等待,无所作为。
二战对人类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麻省理工学院却抓住机遇开展高科技武器研制,获得美国政府大量投资,也确立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副校长特曼(Frederick Terman)于1951年创办斯坦福工业园区,由此改变斯坦福大学以及整个硅谷。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办法总比困难多,做与不做不一样。
爱因斯坦曾说,没有侥幸这回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是事有必然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进程中,大学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和策略,自然也会导致多种不同的结果。其中,较常见的有“顺流而动”“逆流而上”“按兵不动”和“急流勇退”等。
◎ 顺流而动、顺势而为
在顺风顺水的情势下,大学可相机行事、借势而为,以求水到渠成。
18世纪初普鲁士崛起,1806年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建立新的政治联合体“莱茵邦联”,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组成德意志邦联。正是在德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作为新式学校的洪堡大学于1810年创办,迅速发展为世界的学术中心。
美国在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大大催生和促进一系列农业与机械学科,使得相关学科和院系迅猛发展。之后赠地大学的发展,有力推动美国农业现代化,为工业现代化乃至全面的现代化培育一批优势学科和大批优秀人才、先进技术,对美国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其中,威斯康星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不仅在当时办学出色,而且形成“威斯康星理念”等办学思想,意义不凡。
20世纪30年代,在二战乌云密布之际,芝加哥大学做了充分准备,迎接犹太人移民的浪潮,并很快获得迅速发展。同期,清华大学1932年设立工学院,开始发展工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工业化培养大批骨干人才。
随着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也是全球高等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各国大学特别是理工学科长足进步的时代大背景。过去半个多世纪,人类开始迈向信息化,一些大学抓住机遇迅速崛起,世界高等教育的版图悄然改变。为了迎接新时代的挑战,美国大学一直积极变革调整,“虽然进展缓慢,但却十分到位”。今日美国大学与20年前大不一样,“正在迅速变化着”。
认清形势,顺势而上,是许多大学迈向成功的不二法门。
◎ 另辟蹊径、逆流而上
社会总是处于变革之中。大学需要对变革保持敏感、做出必要回应,但又不能因此而进退失据、乱了方寸,“应在坚守和变革间找到平衡点”。
20世纪初,美国知识界对当时大学与商业界的密切联系大加挞伐。著名学者凡勃伦(Veblen Thorstein)猛烈抨击美国大学屈从于商业利益,秉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使学者陷入危险境地。有意思的是,教育改革家弗莱克斯纳也对美国教育提出尖锐批评,他更欣羡德国、英国的名校。在大洋彼岸的德国,韦伯同样对教育和学术的商业气息予以猛烈抨击,把为了盈利的学术研究斥为“生意人”,指责其堕落为“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应当说,韦伯的意见代表了一般德国学人的判断,他们对美国高教界的“学术工业”大不以为然。
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尽管大量借鉴了德国经验,整体发展路径与德国大学又有很大差异。德国大学强调“自由和寂寞”,几乎从未迎合市场,而是注重研究高深学问(工业界的需求则交给工业大学和工程师学校去满足),在与社会的关联方面也相对保守。美国高校则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与工商业界的互动极为深入。
的确,自从20世纪以来,许多大学中的许多青年“不是追求学问(Learning)而是追求收入(Earning)”,这是短期内无可改变的事实。对此,美国大学没有墨守成规,而是积极应对。凡勃伦曾任教的芝加哥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正是不惧挑战、逆流而上,借助商业机会,凝聚大量资源,适应社会需求,实现了长足发展。到二战时期,美国大学主动与工业界(特别是军工界)合作、索要订单已成常态,其中麻省理工、斯坦福等校尤为突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与社会各界的主动合作,开始在全球范围成为主流。同时,德国大学曾坚守的“自由和寂寞”越来越少。当年曾被批判为与工业界主动“媾和”的美国大学,经过改革,“在全球最具学术竞争力和权威性,多年来独占鳌头,稳居世界第一的交椅”。
面对风起云涌的现代市场经济,美国大学显然更早地洞悉、适应并发挥引领作用。特别是美国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强调大学的开放性及大学内部的竞争,激发大学活力,提升办学效率,从而在高等教育上全面超越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也有诸如耶鲁、普林斯顿等相对“保守”的名校,同样获得很大发展,可谓殊途同归。这也说明,大学发展路径并无格套,需要因校制宜、不拘一格。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大学相互交流借鉴日益广泛深入,大学趋同化、同质化倾向加剧。客观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教育传统不同,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大学肩负的职责和使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同,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也应该有所不同。
美国大学超越欧洲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照抄照搬、跟踪模仿永远没有出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更会贻笑大方。对于高等教育后发国家的大学而言,只有打破常规、另辟蹊径,才能逆流而上、弯道超车。
◎ 按兵不动,无为而治
所谓“按兵不动”,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对时代进步“超然物外”,无动于衷,或漠然视之,不做回应,无所作为。这方面,英国大学非常典型。
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而英国老牌名校却好像“煞无其事”,与之“擦肩而过”,结果牛津和剑桥日形衰弱、弊窦丛生。在19世纪初德国大学崛起之后,各国大学很快跟进,但英国大学全然是另一景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仍暮气沉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世纪大学在欧陆乃至北美几已绝迹,英国老牌大学仍保留着浓厚的中世纪传统。同样,18世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因固守人文教育的藩篱,对科学教育不以为然,学术水平迅速下滑,与主动顺应工业化的德国大学形成鲜明对照。
以剑桥大学为例,直到1882年才开始顺应世俗化潮流,准许“先生”(don,即牛桥等学院制大学的院士和辅导教师)结婚而不丧失院士身份。剑桥的中世纪色彩,在建筑风格上尤可见一斑,校内有着大量各色的教堂,可以说“中世纪灵魂依附在教堂上,绵延不灭”“每座教堂都反映了剑桥镇的中世纪面貌:宗教主导日常生活,教堂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向人们提醒着地狱的威胁和天堂的诱惑”。
必须看到,英国大学在摆脱中世纪遗风和宗教气息的浸淫之后,才真正进入现代大学的门槛,开始与德国大学等并驾齐驱。历史上英国大学的这种按兵不动,绝不同于从全局出发的“有所不为”。
“按兵不动”的另一情形,是指不为时代潮流的表象和支流所惑,独立思考,坚持己见,走自己的路。在把握规律、洞察趋势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定力,“无为而无不为”“以不变应万变”,最后往往会被证明是成功的,能够更好地满足长远发展需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境内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激烈争论,不少人呼吁实行“战时教育体制”,胡适、梅贻琦等人则力主延续常规教育方针。最终,蒋介石采纳后者,认为教育乃百年大计,不仅要考虑战时需要,而且要考虑战后的国家建设。因此,国民政府延续抗战前的教育体制,继续在正轨上推动办学工作。抗战时期中国教育在民族精神的激发下,反而爆发活力,取得长足进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国内政治运动极为频繁、严重干扰办学工作情况下,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坚持认为“大学”要“以学为主”,学生政治活动“周不过一”,要求大家做“恒温动物”,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对上级指示要先经过“翻译”再执行。这种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做法,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按兵不动,并非消极等待、绝对“不动”、毫无作为,而是搞清表象和本质、局部和全局、当下与长远之后,不为表象所惑,不因局部而忽略全局,不为一时风向而动摇,向着既定目标坚定前行。此可谓“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
◎ 急流勇退,迂回转进
发展是大学永恒的主题。
通常,大学的领导者和教师群体总是努力推动学校发展。然而,当学校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就需要大学人审时度势,改变既有的发展路径,甚至是放弃既定的发展目标。
急流勇退,对于整个大学而言,往往是在环境不利、较为被动时的唯一选择。尤其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环境迫使有关高校削减开支,压缩规模;尤其是不少多校区的巨型大学,更需要做出取舍。在此,“退”只是手段,“进”才是目的,“以退为进”是也。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欧美有些名校便实施海外战略,扩大对亚洲、拉美、非洲等地区的招生比例,以增加学费收入,正是迂回转进之法。
在并未面临重大外部挑战时,世界一些著名大学在学科建设中也采取“放弃”战术。这种壮士断腕、舍车保帅的做法,也属于急流勇退、以退为进。耶鲁大学1920年建立教育系,但是长期达不到一流标准,于1956年决定关闭——可谓该校“选择性卓越”理念的生动诠释。斯坦福大学本来有建筑学院,曾在全美排前10~12位,但在1969年被撤销——主要理由是,为使之达到所有专业排名都居于前五名的标准,所付出的代价不值得。
近代以来,规模扩张已经成为大学的本能和发展的常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进程中,规模固然重要,质量更加重要。能否主动“急流勇退”,告别传统的外延发展模式,转向内涵式发展?这是值得大学认真思考的问题。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不同的时代,对大学有不同的要求。现代社会加速发展,短期按兵不动或可奏效,但一味“以不变应万变”绝非良策。大学只有正确把握时代方向,深刻洞察社会走势,并据此调整自身定位,采取不同策略,才能战胜挑战、实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