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与大学兴衰

变革一直在塑造着大学，并赋予它特有的风格，同时大学也在寻求保留和传播其学术成就、文化观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

——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

西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大学在教权（神权）和王权（世俗权力）对峙的权力空档中偏安一隅，相对独立自由。有人甚至认为：“直到19世纪，多数哲学家与大学毫无关系，最伟大的哲人大概还憎恶大学。”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才逐步演变为社会的“服务站”。二战前后，各国大学才普遍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社会事务，开始在时代进程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今天，面对时代发展的滔滔洪流，大学已无法置身事外。它已被卷入时代大潮，甚至走在潮头浪尖，既影响着社会，又被社会深刻影响。

大学与时代的关系密切而复杂。时代有着丰富内涵和多个侧面，时代的变迁也反映在方方面面。大学要想成功地回应时代的诉求或挑战，首先需要全面把握时代特征。

◎ 社会变革与转型

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是大学需要关注的核心因素之一。社会转型推动大学的变革，而大学往往也能促进社会转型。比如，欧洲中世纪大学内部形成的新气息和势力推动宗教改革运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则打开中国进步的大门。

时代是大学发展的助推器，特定时代的社会需求是大学发展的原动力。中世纪大学的长足发展是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关的。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运动日趋临近，中世纪逐步走向终结，中世纪大学曾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日渐松动。随着世俗王权的崛起和个人意识的觉醒，中世纪加速没落，中世纪大学很难得到充裕资源，也很难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大学顺应新的时代诉求而逐步成长起来。席卷而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对大学的形态与命运起了相当大的冲击。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30年宗教战争中的主教决定创建研讨班，试图承担起世纪大学从未做过、也从未想过的职能。在法国，百年战争极大地冲击巴黎大学等名校的办学工作，促成其衰退和转型。在英国，由于费希尔（Fisher）这位风骨凌厉、高瞻远瞩的校长和伊鲁斯玛士对希腊文的通力合作，剑桥大学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新学重镇。在接下来的启蒙运动中，西欧的大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经过启蒙运动及几乎同期的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也真正进入近代社会，文明、理性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

在中国唐宋时期，封建制度已相当成熟，书院这种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应运而生并发展到很高水平。至明清趋于保守落后，书院走向没落。清末开始引入西式学堂和教会学校。民国时期，建立一批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高等教育有所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大学实行党的领导，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经过全国院系调整，新组建一批工业大学，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培养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科技和人才，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办学水平迅速提高，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出坚实步伐。中国现代大学的兴起和发展历程，留下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的深刻烙印。

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赋予大学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属性。同时，大学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进程。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许多新趋势、新特征。这既为各国大学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又提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考验着大学人的智慧和勇气。

◎ 生产力与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无疑是时代变迁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之一。凡是与之相适应的大学，几乎都受到欢迎并发展良好；那些对此无视、漠视或轻视的大学，往往在时代进步中落伍。

近代早期的英国大学界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新老大学之间的反差，尤其引人深思。当时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排斥新生事物，未能与时俱进。传统大学的衰弱，加上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知识的地位上升，为新大学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和必要条件。在各方支持下，1826年伦敦大学创立，主要传授现代学术和科技，且收费低廉，到1908年注册学生达4000人，超过了牛桥并直接威胁着它们的利益。此后，拉谟大学也建立起来。

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城市发展、中产阶级兴起等一系列因素，进一步促使英国高等教育变革。1851年欧文斯学院建立，引发工业城市的城市大学运动。1908年，伯明翰大学获皇家特许状成为第一所城市大学。此后，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设菲尔德六所城市大学被称为“红砖大学”。城市大学是英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创新。它们都建在工业城市，主要面向中产阶级，以实用学科为主，进一步打破牛津、剑桥的垄断，扩大了教育机会，使英国高等教育开始适应社会、经济和地方发展的需要，也迫使牛津和剑桥不得不进行改革。

19世纪中期开始，牛津、剑桥也在国家干预下开始改革转型，成为近代化大学并再度兴起。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两校在各主要方面的革命性变革都已完成。两校近代化转型之所以相对滞后，部分是由于未能很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对工业化浪潮的回应速度较慢、力度不足。20世纪中后叶，英国大学逊位于美国大学，也与此不无干系。

近代以来的德国、美国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则紧密得多。19世纪初，德国大学崛起，后来又陆续创办一批工业大学和职业院校，以适应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需要。20世纪，随着美国农业和工业化的发展，一批院校应运而生，大量培养农业科技和工业技术人才，大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也为农业近代化和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如剑桥大学罗伯特·罗素所说，在20世纪初的西方，法国和英国属于“具有传统教育制度的国家”，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着“古老的传统”；但相形之下，俄国和美国则属“新兴的国家”，它们的大学更具活力，发展很快。

生产力水平决定经济发展水平，也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农（牧）业经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或称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的动力系统和生产要素都已信息化，知识与经济日益结合在一起，不同社会因素之间的融合、聚合与互动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增长方式正悄然巨变。这必将对大学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引发一场大学的革命。

◎ 知识增长与科技进步

“知识本身和有一定技能并能灵活运用它们的受过教育的人是新时代的资本。知识既非自然资源亦非地理优势，但它却能决定民族和社会的兴盛。……新知识的产生不仅要求我们投身研究，也需要我们投资研究。”大学是传播和创造知识的场所。人类历史上几次科技革命，都与知识的增长、转化和运用有密切关系，也同大学的发展和变革息息相关。

大学传统的功能是传播知识，换言之，是通过传授知识来培养人才。这与当时知识总量有限、增长缓慢不无关系。同中国过去一样，欧洲中世纪大学及至19世纪以前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普遍重视人文而蔑视科学。18世纪，剑桥人还认为大学应实行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目的在培养绅士，而不是学者和科学人才。科学被看作是工匠的玩意，是劳动阶级的东西”“大学的功能在于保持古代的文化，而不是创立或推展新知识”。

欧洲中世纪后期，学科分化加剧，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度显著跃升。进入近代，柏林大学这样的新型大学出现了，它在传承知识的同时更注重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成为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萌芽。柏林大学不仅开创一种新的大学范型（Paradigm），而且引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的知识呈几何级增长，促进新的社会的来临。

探索未知、创造新知的过程，促进大学的结构和功能复杂化，规模日渐巨型化。剑桥大学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转型，建成一系列科学实验室，在创造知识方面表现突出。其中，最著名的是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这里有“密集的跨学科合作”，使“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其他多种学科聚到了一起”，让学者“讨论各学科的要害问题”。百余年来，这座科学圣殿屹立不倒，对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很大影响。

随着知识增长和学术细分，大学的学科特性日益突出。一个或几个学科的发展，可以带动一所大学整体提升。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几十年是“数学科学突飞猛进的黄金时代”。20世纪前三四十年是物理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尤其是量子物理，产生许多重大科学发现。物理学促进大学发展，芝加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都因此被誉为“物理学大学”。之后，物理学被广泛运用到军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飞机研制和战时的雷达及原子弹。20世纪中叶，航空学科突飞猛进，带动很多大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知识的增长、裂变、转型、分化组合和创新等，在推动建立和发展新学科的同时，也会促使一些老旧学科衰退，从而改变大学的学科结构。不同学科可能在不同时期迎来发展机遇。继20世纪中后期信息技术蓬勃兴起之后，生命科学现已成为最热门的学科之一。能否预见和抓住学科的黄金期，对于大学而言至关重要。

如果说中世纪大学强调传授知识、近代大学关注创造知识的话，那么现代大学则更注重运用知识——把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直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这方面，美国大学后来居上、强势领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学对知识的传承、探索、运用和传播更达到一个新高度，开创成体系的一大批研究型大学，并逐步催生出高水准的创业型大学。

克拉克·克尔曾说：“高等学府的角色已经从守旧的卫道士转变成未来的开拓者，在这一转变中，高等学府需要承担以下重大任务：创造新知识；培训人们运用新知识；让新的知识能够为人们所掌握，从而为人类服务。”他在加州大学的探索，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思想也影响许多学者和大学领导者，很大程度地改变美国大学的面貌。

随着研究型大学普遍崛起，有的大学意识到：“社会想从我们的毕业生身上得到的要比过去多得多”，“在麻省理工，我们有一特别的职责，就是去培养那些在变化的环境中能起领头作用的工程师、管理者和科学家。在这点上，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培养学生将知识从研究转到实用终端所需的态度和能力”。

与此同时，创业型大学也开始在美国兴起，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校尤为抢眼。斯坦福率先与硅谷密切合作，既刺激科技发展，也创造出巨大财富。此后，美国出现大量的大学科技园，其他各国也迅速跟进。剑桥大学就很典型。“今天，一连串科技公司将剑桥密密包围起来，形成了全欧洲最大、据说也是世界第二大的科技复合体。……对于这些朝气勃勃的集团来说，其结社性质的定舶点就是剑桥古老的学院共同体。”同样，1994年创建的清华科技园，立足国情，勇于探索，现已发展为全球最优秀的大学科技园之一。

知识增长与科技进步离不开大学的功劳，也推动大学的变革和发展。今天，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正进一步改变着大学，也让区域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大学格局重新洗牌。今天的大学领跑者，明天还能继续领先吗？

◎ 大众参与的浪潮

这是需要大学回应的另一个诉求或挑战。

二战结束后，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社会参与的广度和强度旷古未有。大学同社会相隔离的高墙无形中轰然坍塌，大学主动或被动地走出象牙塔，外界对大学的关注也更加直接、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大学的发展进程中。不同性别、族群、阶层、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年龄的人群，都对高等教育抱有很高期待，希望提升自身、改变命运。

大众参与对大学产生一系列极为深远的影响，也推动大学变革——最直接的一个结果是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由此，各国相继出现一批“多元巨型大学”，精英性却被稀释。

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大众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退伍军人复员，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为此，联邦政府根据《退伍士兵权利法案》，为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提供教育机会和费用。1945—1956年，共资助近800万退伍军人接受高中和两年以上高等教育。这不仅缓解了社会压力，训练了一批专门人才，而且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涌现一批巨型大学，例如加州大学系统和有20多个校区的纽约州立大学。如今，拥有多个校区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则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大学。尽管这些巨型大学大都是公立大学，但大众化潮流对美国乃至全球都产生很大影响。

许多西方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众化，大学的发展态势显著分化。美国大学从19世纪以来经过持续探索，出现州立大学、赠地大学、研究型大学和社区学院等一系列创举，形成自身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缓解大众化的压力。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兼顾规模、质量两方面。目前，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全球独占鳌头，并从各国吸引大量留学生，牢牢占据着国际人才竞争的制高点。

大众化既是大学的发展契机，也是一个严峻挑战。探究世界高教史，各国的多数老牌名校都未能经受住考验——过于注重大众化诉求，规模过度扩张，引发管理混乱、运行低效、机构臃肿、经费紧缺、生源质量下行等问题，办学水平明显回落，拉大与美国顶尖大学的差距。德、法两国教训极深。

拿德国来说，从1810年柏林大学创建到1914年一战爆发，这大约100年是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德国大学保持精英教育的品格。一战后，德国高等教育逐步大众化，许多中下阶层的子女进入大学，大学对生源品质的要求也略逊于前。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学和东德的洪堡大学，学生规模都有四五万之众，但傲视诸校的风采却不复存在。

正如有学者所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大学的发展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大学教育的改革、大学机构的急速扩张，非但未能使大学教育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反倒使大学自身陷入功能冲突的困境。”瑞士学者、法兰克福大学原校长瓦尔特·吕埃格也认为，各主要国家“二战后10年间改革大学的各种努力”总体上是“失败”的，未能“获得解决大学问题的真正有效的方法”。

大众参与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这也改变了大学的生源、治理体系、权力结构、学科布局等，官僚化倾向加强，治理结构变得复杂。许多直接服务于社会民生的学科得到更大发展，例如医学、商科、工程、军事、师范等，而基础学科则相对萎靡。

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后，规模迅速扩大，毛入学率从9.8%很快超过30%，2020年预计达到40%。很多大学在校生已达六七万，却仍然呈规模膨胀之势。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大众化，规模、结构、质量的矛盾日益尖锐。

“大学的发展向何处去？大学教育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何真正有效地解决大学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已赫然摆在中国大学的面前。

◎ 时代思潮的浸染

“思想文化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成果……作为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无疑对战略的提出与运用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柏林大学，黑格尔曾在课前作“开讲辞”强调：“精神的伟大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小视的。”这种力量深深地浸润和影响着大学。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科学旗帜，自身也因此得到很大发展，获得很高声望。正如蒋梦麟所说：“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越漾越远，越漾越大。……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北京大学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气和精神，也就会有一时代之人物和事物。大学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它需要回应社会的精神诉求，也要顺应时代精神，吸收其积极成分以指导自身的发展。号称数学界“麦加”的哥廷根大学，就是启蒙时代的标准产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学和英国大学都与当时的先进思潮有较大关联。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学也较为活跃。经验主义与英国大学、新人文主义与德国大学、实用主义与美国大学的关系则更为明显。

德国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掀起波澜壮阔的新人文主义运动，这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德国大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在洪堡及其所办柏林大学尤为典型。

洪堡青年时代就学于哥廷根大学，曾结识歌德和席勒，深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教育大臣，任职虽仅18个月，但他实施的教育改革就决定了德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其中，柏林大学的创办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洪堡被公认为新大学思想的代表人物，这同他青年时期的经历有关，也同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人的影响有关。他曾向他们征求意见，并邀请他们到新建的柏林大学任教。费希特先后担任柏林大学的哲学院院长和校长。因此有人说：“洪堡创立大学所依据的精神和道德准则是其他人先期设想的”“他是把早已形成的思想、把一般的趋势加以具体化来实现改革的”。

柏林大学所彰显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都与洪堡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底色以及创造性思想分不开。洪堡的办学治校，深深熔铸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特别是人文精神。柏林大学的兴起和发展，又进一步传播新人文主义思想。

此后，德国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经由大量留学生传播到美国，对美国的大学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对美国大学影响最深远的，可能还是美国本土滋生的实用主义思潮。

美国大学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兴盛，同杜威等人关系密切。杜威在美国知识界有“圣人”“美国的孔夫子”之誉。他先后在多所名校任教，尤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最长，曾在哲学系和师范学院任教。他使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成为美国实用主义的中心，而师范学院则成为实用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世界“新教育”的大本营，培养成千上万的教师、学者，也把杜威的思想输送到美国和世界各地。哈佛大学的新人文主义巨匠白璧德，也培养大批信徒。此外，美国的重农思想为康奈尔、威斯康星等校的发展提供思想基础。

美国盛行的种种思潮，和德国孕育的许多思想一样，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两种大学模式，就是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前者以发端于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大学为代表，后者以留德学者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为代表。

当然，世界范围的时代思潮种类繁多、形形色色，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等，都对大学产生很大影响。如社会主义的思潮谱系中，中国留法、留苏的一大批人则直接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改变其历史路径、发展样貌和宏观生态。

“文化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而非物质世界。”21世纪，全球范围不同思想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加剧，意识形态的竞争和较量更加激烈。在中华民族迈上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中国大学应该做出自己的文化贡献。

◎ 世界格局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上，和平与发展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主流；然而，战争与革命也从未消停过。在一定时期内，战争（包括热战和冷战）是时代环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甚至左右着大学的兴衰。近代以来尤其如此。

二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大陆和英国成为战场，许多优秀学者和留学生只好舍弃英、法、德等高教强国，纷纷转往北美。加拿大许多大学因此大为兴盛，多伦多大学等更是得到空前发展。仅1940年，原本考取留英庚款生的林家翘、钱伟长、郭永怀就转往多伦多大学深造，并很早做出成绩。

同在北美大陆的美国，自南北战争之后，本土再未有过大的战乱。美国大学也从各种战乱中获益匪浅。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美国理工科大学更加受到高强度支持而发展迅速，特别是物理学、航空工程等学科突飞猛进。

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在军工产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飞机制造业得到空前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都是受益者。由于空气动力学的卓越研究，加州理工学院得到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与军方密切合作成立“喷气推进实验室”，聚合巨量资金和世界顶级学者。此后，多项世界顶级太空项目都在此诞生。

几乎在同时，作为新兴学科的应用数学也迎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投入数百万美元来推动应用数学的研究和发展。在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支持下，“力学中的先进教学和研究所”于1941年在布朗大学成立。该项目很快吸引大量资金、一流学者和优秀学生，迅速成为该校应用数学的研究生部，开始授予博士学位。它推动了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为后来的研究制定了规范，更为布朗大学赢得了很高声誉。

同期，美国的另一学术重镇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也迅速崛起。该研究院在弗兰克斯纳的倡导下于1930年成立，致力于纯理论研究，1933年聘任首批6位教授，其中有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年仅30岁）等顶级犹太学者。1947—1966年，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担任院长，继续吸引世界各地学者从事最前沿的深度研究。由此，这里走出无数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

从欧洲移民浪潮中收益丰厚的，还有芝加哥大学。芝大校长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又译为“哈钦斯”）很早就预见这一历史契机，并很快未雨绸缪，做好延揽和使用欧洲一流学者的准备，并在社会矛盾尖锐、战争激烈的情势下逆势而上，取得辉煌的办学成绩。

大学的发展与大的时代环境深度关联，尤其与国家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有关。美国在1894年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20年后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居世界首位。此后，全球经济重心从西欧移到北美，到二战结束时基本完成。较之经济中心的迁移，文化中心的位移稍缓，但方向相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权力中心的大转移已成定局，美国各方面优势明显，美国大学也在世界上独领风骚。

反观二战的战败国，“德国自然科学在二次大战前，领先全球，但现在科学的风头就转到新大陆了”，不仅德国早已“失去科学的领导地位……整个欧洲都早已从高峰下落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既有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又有机缘巧合和偶然因素。

当今世界，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声日盛，动摇着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大学在国家的持续支持下，经过自身改革创新和不懈努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必将在世界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 国际互动的日趋活跃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的趋势显然更为抢眼。随着科技突飞猛进，时空距离被大幅压缩，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依存度大大增加，人类的前途命运从未像现在这样紧紧相连。

过去很长时期，人类的几大主要文明区曾相当独立地存在和发展，东西方几乎彼此隔绝。后来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活动区域拓展，这种局面被打破，地球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迅速推进。作为人类文明产物和载体的大学，也不例外。

中世纪大学就有强烈的世界主义的诉求和特质，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都吸引着整个欧洲世界的学子。18世纪、19世纪的苏格兰大学也吸引欧美许多学子前往深造。19世纪、20世纪之交，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则是各国有志青年向往之地，德国的哥廷根、海德堡、柏林等大学也是如此。后起之秀的美国大学更是开放，自20世纪初以来持续大量接收中、日、韩、印等国留学生，今天仍是世界各国学生留学的热门之选。日本则在甲午战争后，成为中国学子的热门留学目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青年纷纷留学苏联。这种留学活动和跨国合作，促进大学间的互动和开放。

欧美大学虽以西方元素为主，但也有一定的世界主义内涵。“剑桥大学的文化自始以来就含有外国来访者的工艺、技巧和观念。在超国家罗马天主教会庇护下形成的大学里，学者和海外同仁的联系比和身边的人还紧密。剑桥大学是全球性的知识交流站，从海外吸收了许多，也向海外传播了许多。”早期到北美的许多移民曾到剑桥大学学习，“英国人向北美移民的精神动力发源于剑桥”，以至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因此得名。当然，如果从全球影响来看，“剑桥大学虽然自始就是个跨文化机构，但事实上到20世纪晚期才开始真正国际化”。

不同的大学，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乃教育规律使然。大学间的国际交流互动，是彼此借鉴、相互促进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后者快速提高的有效途径。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学习德法两国大学，美国大学效仿欧洲，最终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中国，清华大学一直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大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效仿美国兼学西欧，20世纪50年代大量借鉴苏联的做法，改革开放以来全面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从聘用外籍教师，选派学生公费留学，引进、翻译原版教材，到派教师出国进修深造、学生交流访学，再到选择美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AAU）作为参照系，都有力地促进清华的改革发展，迅速缩短同世界名校的差距。

开放是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国学者布鲁姆指出，封闭的精神不利于交流和发展。故步自封，往往是衰弱的开始。回顾历史，西方列强的大学在起步时，基本方略都是开放交流、吸收创新，再进而形成本国特色。这种交流借鉴，不是全盘吸收、亦步亦趋，也非东施效颦、“淮橘成枳”，一定是与本国本校的实际结合。

无论经济还是教育，全球化都是一柄双刃剑。特别是美国凭借高等教育“软实力”，大肆推销普世价值，廉价吸纳优秀人才，主导国际标准和规则，以继续长期维护霸权地位。对此，中国大学要有足够的警惕，切忌盲目“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实质是“美国化”“与美国接轨”，不能在对外开放、与国际互动中迷失自己。

当年，蒋南翔曾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必须严格执行从实际出发，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今天，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优秀教育传统，有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坚强意志。中国大学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在国际交流中采众家之长、借他山之石，在全球竞争中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